唐代历史研究--玉搔头中短篇集-第1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的区别：无非是看官僚们做戏罢了。文官们忘了进谏的本来功用，而将它作为戏剧的表现手段。他们的表演完全符合为舞台艺术那种通过夸张而被辨认的标准。表演又显然不是为了给李湛看的，主要不是。因为无聊无益的政治活动是吸引不了对游戏有着广泛兴趣和多方面实践的李湛，他们不能指望一个沉溺在层出不穷的娱乐中的孩子能体会他们倾情演出的道德主题。可他们懂得，逼真的表演可以使人们忘记角色和表演者的距离。只要历史的叙述者们忽略了官僚们沦为倡优这个前提，他们表演的内容就会取代他们进行表演这个事实而成为历史。传统上，历史一向是叙述者的历史。官僚们明白这一点，所以历史的叙述者成了这种表演的主要受众。表演者在注入符号的过程中（表演就是注入符号的过程）获取了纯粹个人性的利益，同时历史性地将自己变成了道德符号。

　　当然，真正的强者是不需要做作的表演，至少他们以为不需要。他们就是焦点，可以从任何舞台的传统程式里脱离出来。比如裴度，他没有依靠话语来强化自己的历史形象。因此他可以更从容地言语，而不是为言语所左右。他的话，写进史册也许少了一分铿锵，放在具体的情境下却把那个年代的虚伪和矫情衬得明明白白。

　　虚伪和矫情在官僚集团中的泛滥与此类行为基本上是不需成本有很大的关系。明朝的皇帝无时不刻地运用高压手段来限制官僚们的过火表演，使得进谏者不时要将自己的背臀裸裎于午门外，领受有时候会是致命的廷杖——所谓“身败方可名振”。宝历朝的文官比起他们要幸运得多。大多数时候，少年对文官们的喋喋不休听之任之。如果说大明诸帝对进谏者无情弹压表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道德的潜在敌视者，那么少年的放任态度则与他本来就是道德的漠视者有关。对道德的冷漠，甚至不知道德为何物，使得他也许厌烦，但并不痛恨此类表演。虽然我行我素，毫不为臣僚的批评所动摇，可他不会象嘉靖皇帝祖孙那样对文官的矫情有一种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刻骨痛恨。在整个宝历朝，没有什么官僚因为自己的罗嗦而受到像样的惩罚。相反，他们的自相标榜倒常常使李湛无可无不可地给他们的表演发放赐钱，就象对优伶一样。

　　不过，少年有时候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回应官僚们的鸹噪。宝历元年十一月，拾遗张权舆——一个人品、能力皆无可观的小人在知道天子准备游幸骊山后又伏在丹墀下慷慨陈词了：“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而享年不长。”可以说，他的言论简直比韩愈那道著名的《谏佛骨疏》语气还要过份。韩文尽管辞气生硬，终究还有些忌讳。张权舆就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了。不过，他还是被漫不经心地放过了。李湛煞有介事地说：“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然后扬长而去了。比起父亲在元和十五年幸华清宫时从复道偷偷摸摸地出城以避开在延英门外跪谏的官僚，李湛要洒脱得多。我简直可以想像出张权舆目送御驾绝尘远去时上会是一副怎样哭笑不得的面目。他的伪论证一下子就被少年戏谑式的实践推翻了。从骊山归来后皇帝还不忘挖苦张权舆们：“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每当读到这一段记载时，我总有忍俊不禁的感觉：在李湛孩童式的狡黠面前，成人的话语哪怕旁征博引，或者骈散相间而具有诗的质地，都显得何其迂腐可笑。

　　当这迂腐可笑的劝谏日渐成了可以赢得冠绝一时的直声而又没有多少风险的政治投机时，为了取得更为惊世骇俗的效果，它甚至以一种暴虐的方式进行。当刘栖楚遭遇少年天子在与一名小宫娥嬉戏调笑时，他手中的牙笏毫不犹豫地朝女孩的面门砸了过去。女孩死了，刘栖楚却出乎意料地免于刑罚。直到此时，少年仍没有想起运用手中的权力来惩罚那些他欢乐的破坏者。面对这样一位道德观念和权力意识均告阙如的君王，道德羽翼隐蔽下的铁爪钢喙寒光乍长。它用一个鲜活生命的血和肉破坏了少年不合道德的快乐，却展现出成人世界的悖逆状态——以非道德的方式强调道德，由不道德的人来维护道德。

　　我的感慨并不仅仅针对横陈在刘栖楚面前那如花似地枯萎了的生命。许多关于宝历时代的文字都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那些竭力将少年天子拉回御座上来的人其实正有效率地利用御座放空的机会来实现他们的利益：排揎、驱逐翰林学士李绅靠的是不堪推敲的谎言，甚至公然在改元大赦的文字上作手脚；构陷裴度借助的，不就是“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的童谣图谶和裴宅地占冈原的无聊编派。种种浅白的手法完全没有了玩弄权术所应有的智慧和隐蔽，带着点敷衍的味道。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君主缺位的时代，那些为了避免受到君权干预而作的精心安排可有可无。可见，劝谏时的郑重其事所反映出的对皇帝的重视都是假相；对少年骨子里的轻视才是真情。于李湛而言，重视或轻视倒是都无所谓。官僚们无视他存在的同时，他也无视官僚们的存在。他无法进入官僚为他预设的角色，而官僚们也从不参与他的游戏。如果官僚们坚持将他从游戏圈子拖入政治领域，他所能做的也就是孩子气地胡闹一番，将成人的话语，连同成人的世界搅闹得乱七八糟。

　　这样的乱，可以外化作金鸡之下等候大赦的御囚遭受的一顿乱棒，可以是胡乱花费对帝国财政来说弥足珍贵的盐铁进项，甚至表现为中书省的印宝玩笑似地消失和重现。没有“桃花乱落如红雨”的诗意怅惘，没有“坑灰未冷山东乱”的直观和暴烈，却也不是剪不断理还乱——没那么复杂。它就是肃穆和闹剧共存所产生的些许错愕感、儿戏对经典政治的解构，是内心的无所适从夸张的外部表露……说到底，是一种与历史官僚制帝国既有体制不相匹配的幼稚。如此的幼稚现在都毫无保留地袒露在形形色色的目光中，特别是藩镇犀利的目光中。比之于长安的闇君庸臣，那些久历风雨的镇将们无疑显得老到、泼辣，他们完全能掂量出一个孩子的分量。在遥远的深州，王庭凑一派视若无睹的模样，他残忍地处决了一个效忠朝廷的臣子被扣为人质的全部家眷；幽州的朱克融用挑剔的眼光翻检着朝廷赏赐的春衣；而徐泗的王智兴则若无其事地贩卖着数以万计的度牒。也许他们目光有些微差别，可包含的轻蔑和嘲弄的成分简直都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了。如果说河朔桀骜不驯由来已久不足为奇，那么一向臣服的泽潞和横海也欺侮朝廷更清楚地说明：与中央权威的沦丧相对应的是地方分裂倾向的进一步加强。

　　甚至市井，也和藩镇一道嘲弄起朝廷来了。长安染坊的染工张韶竟然在一个卜者的教唆下纠结百余人，将兵刃藏匿在一车紫草里，闯进右银台门后直趋清思殿。正在蹴鞠的李湛被撵得仓皇鼠蹿，没命地逃往神策军。“张韶之乱”绝对是历史上最匪夷所思的事件之一。只有宝历朝才有张韶之乱，张韶之乱也只有放在宝历朝才能得到解释。在一个虚弱和可笑的时代里，连森然宫禁也仿佛不设防一般，就这样被市井人物中一帮下九流的角色轻而易举地践踏了。遍征史籍，大约也只有嘉庆十八年的宫变与之仿佛。可林清、陈爽外有白莲教徒呼应，内有太监接应，并非全无谋划。反观染工们作乱，似乎也就是为了在御座上进膳，过一过帝王之瘾。如果他们还有更高的目标，那也绝没有实现的可能。虽然朝廷是如此的虚弱，国祚绵长的大唐也肯定还未走到改朝换代的一步。熟谙宫廷政治机窍并致力于培植势力的武、韦之流没有做到的事，拥百万虎狼之师雄踞燕赵的安禄山没有作到的事，怎么会由一小撮既没有韬略又没有背景、奥援的小人物来实现？护军中尉马存亮轻而易举地制止住了染工们的胡闹。以政治事件的标准衡量，张韶之乱是如此地不合逻辑。我一直对染工们飞蛾仆火式的冒险感到大惑不解：宝历朝统治力的若有还无——也就是我用这段文字来表述的、李湛用空位来隐喻的，难道就是他们要用生命来点明的？即使到今天看来，它也只能被解释为是长篇正剧中一个不和谐的噱头，可歌可泣亦正亦邪的历史群像中偶尔挤出的一张鬼脸。可它没有多少喜剧效果，反而让人们在胡闹中隐约看见无可奈何的表情。

　　张韶之乱后不久，马存亮求请离京到淮南监军。要知道，唐时旧例内重外轻。官员们向来以任京官为荣；品秩不变而外放到地方牧民无异于谪贬。宦官也不例外。因此，自请外放多有深意。大中四年孔温业自请外放时，宰相白敏中曾因此大发感慨：“我辈须自点检，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在我看来，马存亮作为宦官中的贤者推委权势，以及在差不多的时候宰相牛僧儒自请出镇武昌，与孔温业求去是出于同样的动机。无论内庭外朝，多少保存了一点智慧与良心的人正日渐疏远小人们扰攘嬉闹的长安。宝历时代的宫廷因为失去智者、贤者越发暮气沉沉。

　　李湛的上述表现使他在由修史者所操纵的公共话语中很难逃脱道德化叱责。可毋庸讳言，我同情那个无缘活到暮年却长久地生活在暮气中的少年。当王庭凑残杀牛元翼的遗属时李湛也曾流露过不能自已的悲恸，说明将他与刘子业、萧宝卷一流划归同类是不恰当的。他没有学会伤害别人，那种故意的伤害。连王夫之也承认，当很多人向他指出很多事时，李湛“虽不能行，未尝不以为允而矜全之也”。这一点，王夫之所熟稔的大明历代天子多没有做到。作为有唐一代年纪最小的帝王，李湛还是保留了少年人粗糙的善良。有那么多的指责，因为他在貌似端丽的政治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