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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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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大家说起象棋和围棋的发明,都不知道围棋是何年何月出生的。毛主席就长篇大论,滔滔地讲起来:围棋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老祖宗认识到土地的重要以后,你搬一些黑石头围上自己的地盘,他搬一些白石头围上自己的地盘,开始了争夺私有财产,后来就变化成了围棋。你看活棋的两只眼,就是两口水井,你只能填死一口水井,所以我是活棋…… 
  毛主席的许多话,我听不懂,也记不住,只记住了他评论,现在的人不如自己的老祖宗,杀人放火,抢夺财物,太野蛮。 
  中宣部里的文人绝少玩球打闹,像凯丰、陶希晋、柯柏年、黄华、黄爱民、徐乾、王茜等人,整日躲在窑洞里读书写字。 
  杨家岭上的人们都很幽默,大家同甘共苦,有必胜的信念,就像亲兄弟,你幽一下,我默一下,毫无顾忌。杨家岭上有一个女干部赵兰,像蔡畅大姐那样“扯”。她张扬着要当媒人,给王鹤寿说个老婆。她说那个女同志大耳垂肩有福相,嘴唇厚实是实诚,窝落的眼睛好洋气,一身黑哔叽有钱财,小脚走路腰身摇动有风度。王鹤寿看看赵兰一脸坏笑,想了想说:“好你个赵兰,弄个老母猪给我啊!”。 
  李富春喜欢听收音机,是杨家岭是消息灵通人士。遇到无线电信号不佳,李富春常常跺脚拍桌子。收音机的干电池没电了,就要放些盐粒,灌点儿开水。苏德战争爆发的哪天早晨,李富春发布消息: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啦。昨天晚上,是蔡大姐听苏联广播听出来的。大家议论,德国背信弃义,猪狗不如。 
  在延安最高级的娱乐就是看“鲁艺”的戏剧。有一回我正看戏,有人轻轻地拍我的肩膀:“小同志让一下,让这个年纪大的负责同志坐一下。”我往一旁挤了一挤,露出一段板凳。来人从后面跨过凳子,一屁股坐下来,像倾倒了一座山。这是谁呀?扭头一看,原来是毛主席。他朝我一笑,与我紧紧挤在一起。 
  延安一有新鲜的事儿,杨家岭的年轻人一窝蜂地跑去看热闹。听说新市场的人民银行举办展览会,我和陈鑫良、周福寿……走下杨家岭奔新市场而去。延河边有一位年轻的女人坐在石头上洗衣服。陈鑫良与她招呼:“崔老师……” 
  陈鑫良在路上说:“她每天给我们几个人讲一个钟头的课,教我们识字……这个崔老师把毛主席讲的那些字都给我们教了。她说,现在毛主席提倡中国字要改革、要简化……今后常用字只讲一种用法,其他用法少的,也要简化,不要讲了。” 
  人民银行的展览很简陋,窑洞里的柜台后面,一张桌子上摆满了金条银锭和各种钞票。最大的一根金条长一米多,碗口粗细。 
  在延安最高级的娱乐就是看“鲁艺”的戏剧。 
  “鲁艺”剧团来演京剧,礼堂里早早地坐满观众。礼堂地面埋下一排排木桩,只露出半米多高一截,再在木桩上钉上一排排木板,板面上印着座位号码,这就是观众席。我和几个警勤人员来晚了,一进礼堂,就听见叶子龙站在戏台前面喊:“前三排都给首长们留着,首长不来,同志们再坐。”我和几个警卫员看后面没有空位,挤上前去,一屁股坐在前排板凳上。叶子龙走来轰赶,大家嬉皮笑脸的赖着不走,他也没有办法。快开演时,毛主席,周副主席,陈云,李富春,蔡大姐,吴老,徐老都来了,大家挤在一起看戏。   
  毛主席猜测中国围棋的起源(2)   
  锣鼓响起,大幕拉开,只见花脸上台来,黑脸下台去。毛主席看得津津有味,不时评论一句:“这个李逵是天不怕,地不怕,就跟我们将军许世友一样。” 
  戏演到一半儿,傅连暲来了,东张西望找不到座位,我忙站起身,喊他:“傅连暲同志,你到我这里来。”傅医生还要推让,我拽住他的胳膊,拉他到座位上。毛主席在一旁称赞说:“这是个好小伙子,即有眼识,又有理解啊!” 
  鲁艺京剧团过一两个月才来演出一次,毛主席非常喜欢看戏,他是每场必到,看到精彩之处,和大家一起叫好,高举双手鼓掌。我回回演戏都跑去看,可就是入不了门道。 
  1942年5月,毛主席专门就文艺工作讲了几次话,从此,延安的文化活动更加活跃,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出一些通俗易懂、切合实际的节目。以大生产运动为题材的《兄妹开荒》,我看得很带劲。过春节时,王昆领头扭着秧歌来枣园拜年,首长们都走出窑洞来观看。王昆边扭边唱:“哥哥你好难呀,昨天晚上区长开了会,讲了一二三呀,你是一点儿也没做呀……”她的歌声感人,舞姿优美,许多年轻人看得如痴如狂,跟着秧歌队从枣园跑到候家沟,又跟着去杨家岭…… 
  每逢枣园有演出,叶子龙常常让我给后台演员送开水,送炒花生。我听演员之间互相说:“郭玉英同志,你演得可够好呢!”几十年后,我误记这个女演员是郭兰英。   
  凯丰离婚闹出流血事件   
  凯丰是中共历史的风云人物,在杨家岭时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凯丰的妻子姓廖,长得高大健壮,在党校一部学习。星期天,她带着勤务员和警卫员回杨家岭一次,杨家岭的“小鬼”私下称她“穆桂英”。由于分居两处,夫妻俩接触的时间少了。中宣部的女研究员王茜在凯丰身边工作,钦佩凯丰的革命资历和学识,两人多有共同语言和兴趣习惯,日久生情。 
  王茜个子矮身体胖,像武则天时代的人,细眉长眼,戴一副金属框架眼镜,文静高雅。王茜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英文,听大家传说她做过国民党政府的顾问。我按中宣部干部名单称她“王西同志”。 
  她笑:“我叫王茜呀!” 
  我说:“明明草字头下一个“西”字,怎么叫念‘茜’呢?” 
  她对我宽容:“你要叫我‘王西’就随你吧,授给你专利权,别人可不能这么叫。” 
  以后,我一直称她“王西”,成了习惯。1943年在枣园,叶子龙听见我喊她“王西”,很是惊奇,问明缘由,就说:“小李有‘专利权’,我们就无可奈何了!” 
  凯丰与妻子激烈的争吵愈来愈激烈。那日,我恰巧看见“穆桂英”手拎一把短刀,怒气冲冲地走上杨家岭,她推开凯丰的窑洞木门,王茜和凯丰两人正在窑洞里。 
  凯丰问:“你干啥来了?!” 
  “来杀你的!把你们俩都杀了!”说着,她挥刀刺向王茜。凯丰瘦弱,也没有搏斗经验,他挺身护住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来的刀刃,“穆桂英”抽回短刀,凯丰的手掌被割开一条长长的伤口,鲜血立刻流出。我从身后抱住“穆桂英”的双臂,使她不得动弹,又大声呼喊。隔壁窑洞的赵毅敏等人跑来,众人推搡着把“穆桂英”请出窑洞。凯丰愣愣地看着流血的手掌,不知所措。我说:“部长,快用手使劲攥住伤口,别让血再流了!” 
  凯丰和王茜在杨家岭结婚,无人祝贺,王茜悄悄搬进凯丰的窑洞。1943年我到枣园时,王茜已生一个男孩。 
  在延安整风时,王茜被整成日本和国民党的“双料特务”,因此拖上一条“尾巴”,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旧账重翻,王茜被逼迫致死。   
  杨家岭整风之初   
  在整风运动之前,住在我隔壁窑洞的一对年轻夫妇三天两头吵架,时间一长,我们听出了门道。丈夫在香港与党组织失去联络,妻子不满意丈夫的解释,为此事,两人喋喋不休地争吵。后来,我们都能背下来他们争吵的对话。妻子说:“我不知道你在香港的地址和你的组织关系,我只好在广州傻等着。我问广州的党组织,组织上说,没有香港的通信联系,也没有联络员来接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问你,你在香港那么几个月为什么不跟我联系,也不到广州来找我?” 
  丈夫辩解:“香港的党组织通知我不要活动,敌人已经注意我了,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每个旅店,每个饭店,每个交通要道都设了埋伏,所以我一直隐蔽了四个多月,党组织才派人把我转移到了澳门,澳门的组织又护送我坐船到了广州,要不是组织上采取这个措施,我还不知道呆多长时间呢。” 
  夫妻打架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套话,慢慢地引起中宣部同志的怀疑,大家悄悄地议论:是不是这两个人都丢掉了组织关系?是真的隐蔽起来了,还是让敌人抓住又放了出来? 
  中宣部的党支部为此开了两次秘密的支部扩大会,徐老、陶希晋、赵毅敏、徐乾和我一共十几个人,躲在窑洞里议论,做出两点决定:一是正式通知他们两个人去找自己的组织关系证明人;二是通过中组部向香港和广州的党组织发电报,查询这两个人的组织关系。在延安整风之前,有关材料传到了延安,证明他们夫妻俩儿没有什么问题,两人也不再为此打架了。此后的整风,他们也没有受到怀疑。事后看来支部大会的两个决定救了这家夫妻的性命。 
  1942年春,延安各机关学校全面展开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 
  毛主席在中央大礼堂讲话:“整风运动真正目的是端正党风、文风,将我们的党风、文风提高一步。” 
  “现在延安的文人是不少,马列主义的水平却不高……写文章一写就多少千字,多少万字,甚至几十万字!这怎么行呢?如果给中央同志看,中央同志认为重要,要给我看,哪有这个时间看呢?” 
  “一篇文章三百字、五百字,最多不超过千八百字就是好文章。文字太多,把一些重要的问题冲淡了,人家不知道你想什么,要干什么。” 
  整风之初,也有一番轰轰烈烈,风云人物当属王实味。王实味出现了一个理解性错误,或对形势估计错误。他书生气,没有搞明白全党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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