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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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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师傅配着笑脸:“好说,好说……我这个徒弟呢,年纪小,不懂事,请萧先生萧太太多包涵,多关照。” 
  萧军说:“好嘛,‘不打不相识’,你叫小李是不是?我们认识了,交个朋友!” 
  晚上,吃了饭,大灶封闭了炉火。沙师傅对大家说:“萧军先生是我们这里的常客,给他的菜量要大一些,他会给我们宣传,别的客人也会到我们这里来吃饭。” 
  萧军那时有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兜走。 
  在延安,萧军首先要求吃甲鱼。食堂管理员买的甲鱼,一只大约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边币一只,丢进厨房的水缸。当天夜里,下了暴雨,房顶漏的雨水灌满了水缸,甲鱼都跑光了。 
  萧军来吃甲鱼了,沙师傅双手抱拳,连连作揖道歉。萧军说:“你们四处里找一找,也不会都让延河冲走哇!” 
  胜利食堂后院墙下掏了窟窿眼儿是泄水沟的出水口,墙外有一个污水池,在污水池里发现几只甲鱼,捉了回来。萧军吃了甲鱼,很满意很高兴。 
  几天以后,有人在院子里的水井打水,水桶掉到井里。这眼水井井筒细窄,人可以蹬在两边的蹬窝儿,下到井里去捞水桶,发现三只甲鱼趴在水桶上。 
  烧甲鱼,关键是前期处理,搞不好,腥臭得很。先用开水烫去甲鱼外壳的粘液老皮,用刀挖去背甲,剁成核桃块大小,除去尿囊,葱姜炝锅过水“焯”甲鱼,再除净油脂。以后不论清蒸还是红烧,甲鱼的滋味清香纯正。 
  陈云、李富春和蔡畅在胜利食堂搞过几次宴会,为分配各个方面的干部饯行。最多一次招待二百多人,最少也有四五十人。最高级的菜谱是清蒸甲鱼、烤鸡、红烧肉和八宝饭。八宝饭用料是莲子、板栗、百合、杏仁、榛子、白果和果脯青皮红丝。前一天夜里,沙师傅命令我们用竹签捅莲子芯,捅了一整夜莲子,没有合眼睡觉。吃宴会的时候,陈云举着酒碗说:“同志们吃好喝好哇!走上新的岗位,工作顺利!” 
  延河不产鱼虾,只有活鳖。活王八成了延安唯一的鲜活水产,一下出了名。萧三的“洋夫人”也吃出了味道。 
  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一家四口必要四块牛排。萧三的两个儿子虎头虎脑,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十分漂亮。慢慢地他们一家也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准。萧三夫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我们劝她:“你来吃点西餐吧!” 
  她连连摆手:“不吃,不吃!吃甲鱼!” 
  我们跟她开玩笑:“我们没有甲鱼呀,只有清蒸‘王八儿’。” 
  萧夫人也爽快:“我吃‘王八儿’!”长长的儿化音,逗得我们哄堂大笑。   
  独挡门面开饭馆   
  胜利食堂为招引顾客,购买了两副扑克,一副象棋。沙师傅把扑克像宝贝儿一样的收藏,只供给顾客娱乐,我们这些人只能玩一下象棋。史明爱玩象棋,爱看小说。他常常躲进一个旮旯,捧住一本厚书看入了迷。厨房里众人忙乱,才想起史明去哪里了?史明干活不认真,捏的包子下屉后,个个咧嘴流油,因而经常受批评。 
  胜利食堂门前就是延河流水。食堂里的年轻人一声呼喊:“到延河洗澡去!”扯下衣裤,光着屁股下了延河。我还记着四川溺水的教训,不敢下河洗澡。师兄师弟几个人捉住我的胳膊和腿脚,喊着一二三的号子,将我扔下延河。这是夏天,延河行着洪水,涌浪一下子把我扑入水里,我想着四川人告诉的遇水求生的窍门儿,屏住呼吸。一会儿,我浮出水面,喊了一声“救命”,浪头又把我卷到水里。史明在河滩上飞跑追赶,再跳进延河,把我拽上来。 
  “你真不会水啊!” 
  “我怎么说,你们都不相信嘛!” 
  “真悬了,差一点没淹死你。” 
  我说:“再往下面漂一漂,到了清凉山,非淹死不可,喂了王八!” 
  史明有主意:“今天的事儿,回去谁也不许告诉沙师傅。” 
  秋天的时候,武竞天来胜利食堂,他说:“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我们有个纺织厂,从上海、天津、武汉来的工人给我们提意见,说延安有个胜利食堂、西北菜社、中山菜社、边区菜社,我们工厂跟前连一个小饭馆也没有,想换换胃口都不可能。结果,边区政府派几个人,弄了个小饭馆,开张三个月,赔得坚持不下去,交给我们中组部了。老沙啊,你看你的哪一个徒弟能够独当一面,派他去饭馆。” 
  沙师傅说:“让小李,李耀宇去吧!” 
  武竞天说:“行啊,小李去那里,可不许跟人家打架!在那里不像在我们部里,人家是顾客,说好说坏,你就耐心听着,有什么问题给我们送个信。” 
  我骑一辆破自行车,走了大半天的山路,到了纺织厂。饭馆位于纺织厂门口,中间隔一条黄土公路。锯齿形的厂房里,机器的声音昼夜轰隆。 
  饭馆依山势而建,在漫山坡下,以公路为基准面,掘进一个簸箕形的缺口,两侧土壁上架设几根檩条,覆柳条“槟笆”,再覆谷草黄泥。实际两间棚屋。棚屋的三面土墙被煤烟熏得黢黑,棚里锅灶瓢碗样样俱全。还有两张土坯垒脚,上搭木板的“桌子”,凳子也是“死的”—— 一根一根埋入地下的木桩。 
  纺织厂有几百名工人,老工人来自上海,青年女工来自各地。离纺织厂三华里,有一小集市,肉贩子按时送来鲜猪肉和猪骨头。我用猪骨头熬出两大瓦盆高汤备用。饭馆烧煤用纺织厂的,白面由延安送来。和面切条备用,若当天面条没有卖净,兑上清水浸泡一夜,明日和面继续使用。算过成本,喊出牌价,肉丝面两元边币一碗,炒肉丝、炒肉片每盘五元边币,还卖点儿零散高粱酒。 
  午夜,我封火睡下,常常有谈情说爱的男女工人,溜达到半夜,要来吃宵夜。他们在棚外喊:“喂,小老板,还有没有吃的?给我们煮碗面条。”我闻声即起,来者不拒。捅开炉火,有温在炉灶上的开水,两碗汤面瞬时做好。恋人们,头挨着头,眼对着眼,吃完香喷喷的肉丝面,连声向我致谢告辞。有一次,一位从延安赶来的知识分子,也是快半夜了,带女友来吃面,点了两个炒菜,斟了二两高粱酒,还有两碗汤面。临走结账,我张口就说25元,他稍稍楞了一下,付了账。从此再也没有光顾。事后,我还纳闷:咋地多要人家饭钱?要说公家的饭馆“宰人”,我也是祖师爷了。 
  每天夜晚,我把一天的帐目加加减减算一算,记个流水账。张秀岩大姐教我的算术使用上了。 
  1941年春暖花开时,中组部通知我回延安,我把开饭馆赚得的三千余元边币交给沙师傅,他又高兴,又惊叹!说派我去边区纺织厂开饭馆,也是回笼货币稳定边区经济的措施,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回笼货币”的名词儿。   
  我的朋友王盛荣和赵明珍   
  从龙儿寺回到中组部,我和姜大民住一个窑洞,他是中组部地方科长王盛荣的勤务员。像王盛荣和赵明珍这样的高级干部,经历丰富,知道许多党史秘密,他们的故事肯定要比我的有意思多了。 
  这年秋天,王盛荣派姜大民去枣园挑梨。姜大民嫌肩上的两筐鸭梨沉重,遇见路上的行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给你两个给他三个,走了一路送一路。一担鸭梨挑到中组部的西山还剩下半担。王盛荣气坏了,狠训了他一顿。 
  我挑水上山,姜大民偷偷地往水桶里撒上一把黄土,为了防备他的捣乱,以后我就双手拎着水桶上山,结果我的手臂比一般人稍长。1942年,我在杨家岭当管理员时,姜大民突然从延安失踪,大家还很着急,还猜测他当逃兵了。 
  有一天,王鹤寿对大家说:“晋察冀边区来了电报,查询我们中组部有没有一个人叫姜大民的,原来这小子不愿在延安工作,偷偷跑了,上了前线。”时至今日也不知道姜大民死没死,他讲一讲他离开延安后的故事该多好。 
  中组部的王盛荣虽说吃中灶,可是还不如我呢,穷的叮当响。他家里有两个孩子,日子苦,经常四处求援。他常常喊住我:“小李,替我跑一趟,到朱理治那里要钱去。”朱理治看了王盛荣写的字条,把字条装进口袋,又掏出三元五元的边区纸币给我带回来。有时候,让我送字条给范文谰,也是借钱。 
  王盛荣的爱人赵明珍是四川人,年纪与我相仿,见到我这个乡亲很亲热。 
  1940年,国民党配发八路军的给养早已终止,按规定,八路军的士兵每月发一元零用钱,连、排长每月津贴费两元,营长三元,团长四元,师长与总司令五元。与国民党军队无法相比,他们连长的津贴每月百元余,师长八百元,司令在千元以上。 
  我在胜利食堂学厨,每月发两元津贴费,也没有什么用处。我给管理员王鑫两元,让他替我买了几斤猪肉,用刀切碎,兑入白糖、硝水、味精、五香粉、食盐,取了那种铁锨把子粗细的肠衣,灌了三十几根腊肠。 
  我抱着腊肠给王盛荣送去。他连连作揖致谢。他的小孩子大约两岁左右,王盛荣让她喊:“快喊叔叔,谢谢叔叔!” 
  赵明珍拎着腊肠问她:“你看这是什么好东西?” 
  孩子说:“我不认得!” 
  赵明珍说:“这是最香最好吃的腊肠,将来弄出来,你要少吃,不要吃多了,吃多了肚子拉稀。” 
  王盛荣说:“自从我从苏联回来,还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1947年,王盛荣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我去齐齐哈尔市采购物资,顺便登门拜访,受到热情款待。王盛荣要来赵明珍的小手枪转赠给我。 
  1953年,王盛荣在武汉市工作,我正在等待机会去武汉找他请客吃顿好饭,忽然三月份的《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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