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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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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的一生,其实只做了三件事,赌命运,赌爱情,赌文学。然而,上帝从来不会给人百分之百的,结果,文学上获得极大成功,命运上遭遇完全败北,爱情上更是交待出去他的生命。
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比他更为“各色”的文人。
他的喜赌常输,虽输犹赌的恶习,很像沙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诗歌领域的开创意义,不亚于英国的拜伦、雪莱;他与贵妇人的风流韵事,他与风尘女子的狭邪冶游,法国的大仲马、巴尔扎克之辈,根本望尘莫及。至于他那些披肝沥胆,唤醒国士的警世之作,与雨果作品对于法国,与马雅可夫斯基对于俄国,在革命中所起到的作用堪相媲美。甚至他最后一盏鸩酒,暴毙而终,与普希金、莱蒙托夫决斗饮弹,不治身亡,虽同属别开生面之死,但他死得更为蹊跷。
1839年至1841年(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是他创作的高产期,生命之烛燃点到最后,爆发出璀璨的光华,他以几乎日写一首七绝的进度,写成的这部《己亥杂诗》,达到他一生成就的最高峰。然而,他的人生赌博的命途,终于也到了终点。
关于他在南归途中,于丹阳书院暴卒事,据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所述,有两种不同说法:
一、“其殁也,实以暴疾,外间颇有异词。初,定庵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侧福晋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颇有暧昧事。人谓定庵集中游仙诸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入引》诸阙,惝惚迷离,实皆为此事发也。后稍为主人(子)所觉,定庵急引疾归,而卒不免。盖主人阴遣客鸩之也。”
二、“定庵晚年所眷(妓)灵箫,实别有所私。定庵一日往灵箫处,适遇其人,因语灵箫与之绝,箫阳诺之,而踪迹则愈密。半岁后,定庵一日又见其人从灵箫家中走出,因怀鸩以往,语灵箫其人倘再至者,即以此药之。药方固出禁中,服之不即死,死亦无伤痕可验也,灵箫受药,即置酒中以进,定庵饮之归,即不快,数日遽卒。”
总之,老虎没有闲着,也不会闲着,它总是要吃掉它想吃的人,不过,时间有早晚,下嘴有轻重的分别而已。于是,这个才华极其高超,文字极其辉煌,内心极其矛盾,思想极其复杂,连他自己也把握不住自己的天才,在文学星空中,迸发出最后的华彩,一闪即逝,遂成绝响。虽然,只活了49岁,留在文学史上的这个颇为异类的形象,却是值得后人好好研究。
读完他短促的一生以后,我们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那就是:“东山猛虎不吃人”,绝对是一个神话,万万当真不得。
花自飘零水自流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和散文写作,著有《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犀利辛辣,深受读者喜爱。
李清照,是个命运不济的才女。她的这句诗,几乎像谶语一样,兆示了她不幸的一生。试想,一朵飘零的落花,跌进流水之中,任由沉浮的际遇,难以自主的命运,不正是她命途多舛的形象写照么?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是她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
那年,李清照二十岁,也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花自飘零水自流”,实在是句极不吉祥的谶诗,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咒语“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简直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而且,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
这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
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
1102年(崇宁元年)夏五月,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奸党”。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七月乙酉,定案“元奸党”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
九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1103年(崇宁二年)四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九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奸党碑”。党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诏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
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清照集笺注》)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诤臣,不得杀读书种子。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尚属礼遇,不算那么刻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艺,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奸党”案,从1102年,到1108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敢情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不幸赶上的,在哲宗朝元年间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的噩运。
可是,“元党人”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才气的文人,而“元党人”的对立面,几乎无一不是小人。一般来讲,古往今来,君子是搞不过小人的,可小人要搞君子的话,无不心毒手辣,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这种铭刻在石板上“元奸党碑”,就是中国一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随后,在中国历次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士可杀而不可辱,整人的人,对付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极尽羞辱之能事。
我不禁想起个人的遭遇。1957年,我到太行山深处的铁路新线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喝令我,必须端着饭碗,在工地食堂立有“右派分子李国文吃饭处”的木牌那儿进食。顿顿如此,天天如此,这歹毒的主意真亏他们想得出来?现在来看,他们当然不是从宋朝学来的高招。但我相信所有这些整人的人,其人性恶的本质,都是胎里带来,都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材的。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是不是也要捧着饭碗,到奸党碑旁就餐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仍在开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么好过的。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伟大领袖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捕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么许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
我真为当代那些受到无微不至呵护的美女作家额手称庆,她们幸亏没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众多好色之徒的中国文坛,才有这份好运气的。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惟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太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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