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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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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太祖实录》,修《永乐大典》这样极体面,极荣耀,也是极需要学问的重大差使。
如果,他安于此,老于此,解缙很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然而,一个太政治化的文人,还有心思坐得下来做学问吗?他那奇佳的胃口,奇精的脑袋,已经全身心地盘算着那个胖子朱高炽大明王朝未来的第四任皇帝了。试想,朱元璋、朱允、朱棣,他都无一失手地周旋应付过来,有什么理由不从现在起,就进行前期投资呢?芽此时,他还不到四十岁,他以为来日方长,若是像欧阳修那样活到六十多岁,他认为自己很可能还要侍候第五位、第六位皇帝呢!可是,一肚子学问的解缙忘了,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牌桌上同样也没有常赢的赌客,他怎么可能永操胜券呢?
据《明史》:〃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曰:'皇长子?穴朱高炽?雪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高煦?穴朱高炽之弟?雪由是深恨缙。而太子既立,又时时失帝意,高煦宠益隆,礼秩?嫡,缙又谏曰:'是启争也,不可。'帝怒,谓其离间骨肉,恩礼寝衰。〃封建社会中的大位继承,从来就是伴随着血风腥雨的难产过程。狗拿耗子,用得着你多管闲事么?解缙不自量力地介入这场最危险的宫廷游戏,分明是在找死了。
1410年(永乐八年),他又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缙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缙谒太子而还。〃应该聪明,却是一位笨伯,应该灵敏,却是一只呆鸟的解学士,在这第四场博弈中,连连败绩,现在又做出这等授人以柄的傻事,只好将身家性命统统搭进去了。〃汉王言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帝震怒。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好了,他的故事到此也告结束。1415年(永乐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呜呼,解缙诗云,〃天风吹我不能立〃,他要是有一点先见之明,预知最后冻死在雪堆里的命运,还会如此耽迷政治,热衷名利,酷嗜权力,到成瘾成癖的地步吗?不过,看时下一些同行,经营竞逐之积极,张罗奔走之忙碌,上下其手之努力,攀援迎附之热烈,好像还很难说这位学士就肯消停下来的。
十个文人,九个轻狂,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
细雨骑驴入剑门
李国文
饮恨一生,爱国不成,这八个字,便是诗人的生平概略,这也是中国历来士大夫说不尽的哀史。
在那种做一个悲哀的中国人的日子里,只有陆放翁的诗词,能让我读得热血沸腾,读得慷慨激昂,让我感到不那么悲观,不那么绝望。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陆游由南郑赴成都,经剑门关,写了这首无人不知的小诗: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合是诗人末?细雨骑驴入剑门。
虽只四句,但剑门之美,羁旅之情,战士之心,诗人之思,跃然纸上。古往今来,堪称绝唱。
蜀道天险,剑门关隘,历来都是名流雅士,骚人墨客,忍不住要赋诗一首的地方。这种中国式的表现欲,也是中国文人说来颇有些可怕的职业病。好像过剑门关,不诌出两句诗来,对不起自己似的。心就抓挠,手就技痒。但有唐人卢照邻、李白、杜甫的诗在前,更有宋人陆游的这首诗在上,知道难以超越,通常也就罢手。与其丢丑,无如藏拙,这就是聪明人了。
不过,在中国,这样的聪明者,好像不多。
近人某公是最具有强烈自信的名人了。此公游兴高,诗情盛,我琢磨他在世时,不把中国的名山、名水、名景、名胜,走遍写遍,是不肯罢手的。所以,在神州大地,他的墨宝,比比皆是。可无论什么事物,再好,多了就要贬值。
他在剑门,也曾留下过一首五律:
剑门天失险,如砥坦途通。
秦道栈无迹,汉砖土欲融。
群峰齿尽黑,万砾色皆红。
主席思潮壮,人民天下雄。
对某公这首诗,不敢恭维,好在在政治上,纲举目张,无懈可击。“思潮壮”的“主席”,“天下雄”的“人民”,比肩并立,谁敢摇头说个不字?但应景文章的弊端在于应景,一旦走出剑门关外,在旗亭里喝杯茶,也就会忘个干干净净。在人们的记忆里,还是陆游那句神来之笔,“细雨骑驴入剑门”,那是怎么也磨灭不了的。
好诗,是心田里流出来的,这是陆游的诗歌得以不朽的缘故。
身居要位、儒林泰斗的某公,与报国无门、壮士扼腕的陆游,是大不相同的。同过剑门,同赋词章,某公临池砚墨,挥笔龙蛇,掌声雷动,笑脸殷勤;陆游霏霏细雨,驴蹄橐橐,形单影只,茕茕独行,岂能同日而语?一位,如此大幸,一位,如此大不幸,正是这幸与不幸之分,写出来的诗,也就有了天壤之别。
不是后来诗人写不出好诗,也不是后来诗人没写过好诗,而是谁也不能违背文学规律:凡是太快活的人,太满足的人,太神气飞扬的人,太想达到政治目的,达到了还嫌不够,还想锦上添花的人,心田里塞满了欲望,即使有诗,通道堵塞,也流不出来了。古人云,诗“穷而后工”,还是很有道理的。
时下的那些脑满肠肥、肉食者鄙之辈,声色犬马、蝇营狗苟之徒,尽管在文坛招摇过世,在儒林张牙舞爪,在市场签名售书,在报纸抛头露面,但那些不是自心田流出来的,而是从腋窝,或从其它什么部位排泄出来的文学,无论怎么炒作,怎么畅销,那来路不正的味道,总是遮掩不住的。
陆游早年,就盛名鹊起,被时人目之为“中兴之冠”,为南宋诗坛的领袖人物。这位爱国诗人,不仅写不来那类形迹可疑的作品,连敞开大嘴,自吹自擂,或拿大,或倚老,或卖乖,或作秀,也不符合他的诚实做人原则。所以,他的一生,除了文学的辉煌成就外,个人事业,官场业绩,爱国情怀,杀敌抱负,可谓不甚得意。这一次,过剑门,折翅铩羽,尤为沮丧。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生那年,适逢北宋亡国的靖康之耻,从此,这种“准亡国奴”的身份,对诗人来讲,是他终生摆脱不了的厄运。据说,他死前三呼“渡河”而后气绝,说明他一生就以“横扫虏廷,雪我国耻”为其终身的奋斗目标。
诗人还在幼年,就蒙异族侵略之害,不得不由原籍淮北,辗转逃难至江浙。成年后,又“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诩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跋傅给事帖》),“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跋周侍郎奏》)。在如此深刻的抵抗潮流影响下,以雪耻报国、抗敌御侮为其生命基调的诗人,想让他具有当代文人的那些苟且勾当、下流作派,是学不来,更做不到的。
精神时代,出精神斗士,物质时代,出物质庸奴!这就是时代赋予文化群体的总体特色。
乾道七年(1171)他在夔州任上,分管教育、农业,甚不如意。正好,枢密使王炎宣抚四川,聘他为幕宾。他终于如愿以偿,到了南郑幕府。并有机会巡行汉中一带,在接壤金兵的最前线,施展其军事才能。栉风沐雨,驰骋沙场,霜凝铠甲,奔走边关,终于实现其“恨不以此劳,为国戍玉关”(《雪后苦寒,行饶抚道中有感》)的理想。
然而,这个世界,是个绝对偏心眼的世界。好人想做好事不成,坏人想做坏事必成,已是一种规律。在王炎幕下,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的这位诗人,主张抵抗,也在说服长官抵抗。“为炎陈进取之术,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宋史》)
这当然是给主张不抵抗的皇帝添堵,是给主张不抵抗的投降派好看。于是,两者沆瀣一气,联手出来镇压。第一招,将王炎调回临安,闲置起来;第二,长官一走,幕宾自然也就只好作鸟兽散,各谋出路。我们这位诗人,灰溜溜地离开南郑,经剑门到成都去,再豁达,再想得开,这心情也好不起来。
在中国历史上,凡统治者对外孬种之际,必是对内凶恶之时。对金人,他们称臣称侄,忍辱蒙羞,纳币强虏,苟且偷安;对抗金将士,他们排挤之,打击之,排挤、打击还不行的话,则杀戮之,屠灭之。中国人这种在狼前为懦弱之羊,在羊前为狠毒之狼的劣根性,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人种基因上出了什么问题?否则,为什么几千年来,始终不断出汉奸,出卖国贼,出假洋鬼子,出民族败类呢?
一腔热血,换来一盆凉水的陆游,在郁闷中,在惆怅中,无法写出那“思潮壮”、“天下雄”的时代最强音。爱国有罪,何“壮”之有?抗敌有过,“雄”从何来?一直到乾道九年,他的一首《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仍可读出诗人被剥夺了爱国权利的忿懑、失去了杀敌机会的激愤:
当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
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
今年摧颓最堪笑,华发苍颜羞自照。
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
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
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
不过,从这首诗看,时在成都任参议官的他,仍是壮志未泯,仍是精神不死。屡遭挫折,收复山河之心不变,远离前线,憧憬颦鼓之声依旧。可是,生在这个极不争气的王朝,碰上这些极不争气的皇帝,他一生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一个比一个窝囊废,又能有什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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