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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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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三位诗人,准备一捷科举,拿得进士名头,温习诗书,勾留长安,偶尔兴起,踏雪郊游的这个冬天,还只能算是“开元全盛日”的初始时期,好日月还在后边呢!
可文坛的盛唐气象已经显现出来了,像李白、贺知章、王维、孟浩然等名气更响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不仅为宫廷慕名,为帝王瞩目,甚至连日本、朝鲜、鸡林、西域各国,都不惜重金收购,视若瑰宝。那时的中国诗人,要比当下中国的小说家神气一些,不是他们巴结外国的汉学家,而是外国的汉学家跟他们猛套近乎。就看李白那首《哭晁卿衡》中他与那位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的交往,便知大概。
这时,旗亭里又走进四位绝姣好、绝艳丽的女子,毫无疑问,她们才是这次欢场人物聚会的主角。一时间,竟十分热闹起来。这群吸引眼球的美女,令诗人目荡神移,鬟香鬓影,秀色可餐,遂不觉沉醉其中。可男欢女笑,打情骂俏,视觉上享受,听觉上痛苦,坐了一会,终于也打算离开了。
没想到有人提议,值此良辰美景,何不请这几位姐姐拿出看家本领,唱上几首从教坊里传出的曲子,令吾等一新耳目呢?唐朝的歌手,在宫廷的,属于教坊,均系大腕;在藩邸的,属于乐坊,也有名角;而在民间的,属于唱班歌社,便是大众娱乐了。
这三位诗人,王昌龄居长,便在阁子里低声对高适、王之涣讲:此辈不知我们是谁,既然要歌,必歌时人之作,这倒不失为对吾辈之诗一次难得的评断机会。到底要看看这些歌手,会唱出些什么来。
说话间,音乐声起,一位歌手引吭而歌: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这是王昌龄的诗,他竖起拇指。接着,又一位歌手也款款地站起来唱道:
开箧泪沾臆,见君今日书。
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这是高适的诗,他也竖起一指,面露喜色。随后,第三位歌手被众人推上前来,她一张口,使得王昌龄笑逐颜开:
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王昌龄竖起两指,表示他连捷。
王之涣自以为得名要较之他俩早一点,却没想到歌手们不唱他的作品,使他很没面子。遂一摆手:“此辈皆潦倒乐官,所歌皆下里巴人。俗物岂敢近哉?”他指着那四位歌手中未献唱的一位,也是最出色、最俊美的一位,说道:“待此子所唱,若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君等抗衡矣!脱是我诗,君等皆须列拜床下,奉我为师。”大家笑着说,就依你,我们等着看她究竟会唱什么?
她姗姗地走到众人面前,樱唇初启,玉喉高启,唱出来的果然是王之涣的成名作: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唐朝的歌手(2)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也将指头竖起,“田舍郎,吾岂妄哉!”
因大谐笑,诸伶不解其意,皆起身曰:“不知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语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请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者从之,饮醉竟日。(《说郛》卷二五载薛用弱《集异记》)
由此可知,唐诗之所以繁荣,很大程度上因为唐诗是可歌的。后来的诗,便不可歌了,于是,也就远不及唐,也就休想超越这座中国文学史上的诗歌巅峰。诗不可歌,干巴巴地停留在文字的审美意义上,诗的活力便先衰减了大半。再后来,诗变成白话,变成拆开分行的散文,连顺口都说不上,何从歌起?这样,中国的诗也就走到了尽头。
因为诗之可歌,在唐朝,也成就了歌手这一行当。
在中国,只有唐朝这些职业歌手的名字,是正经八百地写在史书上,写在文人的作品里。我很钦佩唐朝的歌手,他(她)们没有禁忌,没有教条,没有框框,没有任何阻隔,也没有任何踌蹰,面对那些瞪着牛大的眼珠子,视他们为异端的正统派,敢把西域胡人的音乐引进中原,敢将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视为华夏正声,敢将本土诗人的词章,大歌而特歌之。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是歌手的声音将诗人的文字,覆盖在整个大唐王朝的全部版图之上。
无妨如此说,唐朝的歌手将唐朝的诗人,送上缪斯的神殿。
(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旧唐书武元衡传》)
李益……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贿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廻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旧唐书李益传》)
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吾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白居易《与元九书》)
诗人成为香饽饽,诗篇成为抢手货,而那位李白,竟大马金刀地不买唐玄宗的账,“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盛况,既空前,更绝后,也就只有在浪漫的唐朝才会出现。
盛唐诗歌之所以盛,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和歌手珠联璧合的结果。诗到盛唐,蔚为大观,云蒸霞蔚,众星璀璨,歌手对他们作品的演绎、传播、推广、媒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同样,诗人的华彩词章,珠玑文字,为歌手们的演唱,拓展想象空间,深入情感境地,扩大美学视野,放眼广阔世界,在艺术的完美创造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这种相得益彰的精诚合作中,诗人和歌手,常常结下深厚的情谊。
我估计,当时的诗人,相当感念这些歌手。至今,在《全唐诗》中,我们还能读到留在诗人笔下的,如李氏兄弟,如米氏父子,如八郎李衮,如念奴等等歌手名字。因此,玄宗开元年间,既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唐诗的鼎盛时期,更是唐朝歌手这个行当的鼎盛时期。
说来也许要让今天那些当红的歌星嫉妒,别看她们在屏幕上连跳带蹦,连吼带叫,和她们一起疯狂的歌迷,基本是她们的同辈人,更多的是中学生。而当唐朝的歌手出场献艺的时候,谁是她们的追星族,恐怕当今那些红歌星连做梦也不敢想的。
一国之主,九五之尊,人称风流李三郎的李隆基,居然带头为之鼓掌叫好,为之神魂颠倒。“宫伎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丽,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领衔文坛的诗人李白,翰林待诏大学士,也肉麻兮兮地来凑这份热闹,甘为女歌手的“粉丝”。“宁王宫有乐妓宠姐者,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姐客莫能见。饮欲半酣,词客李太白恃醉戏曰:‘白久闻王有宠姐善歌,今酒肴醉饱,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示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姐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以上均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由于帝王的提倡,由于诗人的支持,唐朝的歌手也自然成为快活一族,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享受豪华奢侈的生活,府邸不亚贵族,车马拟比王侯。以开元时期最有名的李氏兄弟为例,据郑处诲的《明皇杂录》:“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洛阳)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这三弟兄在洛阳盖的连跨数坊的大宅门,恐怕当下那些红得发紫的歌星也未必有这份财力。在五环路外,买幢花园洋房,在远郊区县,盖栋郊区别墅,应该不算困难。而要她们投入上亿资金,去修一座恭王府式的建筑群,估计是力不胜任的。
所以,真浪漫,要有真本钱。开元年间这种自上而下的浪漫,就是建筑在这样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的。说实在的,在玄宗开元之治前的唐朝,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所鼓吹的,是那样一个尽善尽美的大唐盛世。
据今人钱穆的观点,“(唐)贞观时代之社会情况,实未必胜于(隋)大业”,他认为,“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隋朝的综合国力,远胜于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所经营的唐。“在其(隋炀帝)末年,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国史大纲》)。
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从贞观开始,不过只是给中原百姓创造了一个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罢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人口生丁的繁殖,与社会大环境的安定丰足,有着莫大关系。唐也是直到玄宗朝的开元十四年,有户七百零六万;开元二十八年,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与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差可比拟。所以,钱穆认为,“一到唐玄宗时,社会富庶已与隋代相似”。
中国人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抗力,那种承受磨难的经久耐力,也真是令世人赞叹不已。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是旷日持久的折腾,还是疾风暴雨的摧残,只要能让老百姓喘口气,假以时日,很快,这块国土上又将春风和畅,焕发生机。
同样,盛世文章,自然也是随之而来的一片繁荣景象。
在这二十九年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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