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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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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波澜壮阔。
从《太平广记》卷二○四的《李謩》篇这一个极不起眼的小故事里,也能看出胡乐逐渐融入听觉主流时,新旧力量的碰撞,此消彼长的争斗,也是一个相持不下的过程。但是,旧日的风韵,不管你多么惋惜,终究是要淡出的,而时代的声音,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不请自来,登堂入室,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万事万物新陈代谢的必然。像李謩这样一位在教坊中,坐在首席位置上的笛手,也不得不在时风的感染下,在其特擅的笛子曲目中,注入新腔。一是潮流所至,二是饭碗所逼,这位名笛手无法抱残守缺,誓不与时代同步,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在越州镜湖,也就是绍兴的鉴湖吧,众人泛舟于碧波万顷之上,喝花雕酒,吃茴香豆,听这位长安特邀而来的吹笛国手,独奏其拿手的《凉州》一曲。顿时,“昏噎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鬼神之来,坐客皆更赞咏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在座知音,击节赞叹,偏有一位老者,不发一言。李謩认为他看不起自己,又“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但这位老人,仍旧只是微微一笑,不置一辞。李謩沉不住气了,“你这是瞧不起我呀,老先生,难道你是此中老手?”
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之人也。”又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足下知之否?”李生曰:“某顽蒙,实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试以进。独孤视之曰:“此都不堪取,执者粗通耳。”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栗,李生蹙踖不敢动,至第十三叠,揭示谬误之处,敬服将拜。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太平广记》卷二○四引《逸史》)
这无疑是一次复古派的胜利,但故事的结局,却并非如此。
唐朝的声音(3)
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越人知者皆访之,竟不知其所去。(同上)
胜利者的子虚乌有,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收场,颇有点调侃的味道。正如李清照《一剪梅》中“花自飘零水自流”句,古老的,垂暮的,完成了历史使命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或是一种精神,哪怕有再美好的愿望,该终结的,该衰朽的,或者该完蛋的,也总是要消失在天际的,那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
所以,王之涣诗《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位笛子名家李謩,终于改用来自西域的羌笛。同样,杜牧诗《寄扬州韩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中只有夜深人静才能听到的洞箫,也被改良的乐器“尺八”所代替。正如最近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古琴一样,中土的传统乐器,由于音量的局限,注定了逐步边缘化、雅玩化的式微末途。
因此,魏晋时的嵇康,被判了死刑,上了法场,在千百名看热闹的市民围观下,抬来桌子,铺上台布,还要架上焦尾琴,弹一曲《广陵散》,绝对是后人的夸张之笔。古琴,只宜士大夫在书斋里写不出文章时,小姐在绣房里找不到对象时,文学大师在府上发现无人捧臭脚时,抚一曲《流水》,聊以自慰。除非司马昭派电工给他接上电子音响,嵇康想在杀头前做闭幕秀,是做不成的。
于是,长安城里,自关陇直至中原;宫廷上下,自君王直至百官,无不陶醉于来自西凉、龟兹、疏勒、高昌,甚至更为遥远的域外音乐,无不耽迷于富有表现力的羌笛、胡笳、觱篥、羯鼓等胡人乐器,这样,使得唐朝的声音,出现前所未有的生气。
而在诸般乐器中,最强烈,最狂放,最亢激,最为玄宗所爱者,莫如羯鼓。
玄宗性俊迈,不好琴。会听琴,正弄未毕,叱琴者曰:“待诏出!”谓内官曰:“速令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王谠《唐语林》卷四)
羯鼓出外夷乐,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声焦杀鸣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戟杖连碎之声。又宜高楼台晚景,明月清风,凌空透远,极异众乐。(南卓《羯鼓录》)
李龟年善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十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又闻打一竖柜,因赐一拂枚羯鼓卷。(《太平广记》卷二○五)
一个皇帝,练他的羯鼓,打断的鼓槌装满了好几个柜子,其执着,其专注,其孜孜不倦,你不能不敬佩。人们也许可以指责他一千个不是,痛斥这个如此不务正业的帝王。但是,有一条,或许更为重要的,这种在羯鼓上的投入、专心,不管不顾地我行我素,他在精神上的无禁忌,他在心灵上的无拘束,他的个性自由,他的特立独行,他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他的做他想做的事情,他的找他想找的快乐,那种敢作敢为的丈夫气慨,可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能具有的。他用他的鼓槌,在羯鼓上敲击出唐朝的声音,而且果真也就在中国历史上,敲出了开元之治二十八年的辉煌。元稹诗《行宫》曰:“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就冲这一个“说”字,值得对他刮目相看。
因为很多皇帝,最后只剩下一个“骂”字。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特定的声音表情。或刚强,或柔弱,或暴烈,或萎靡,或气宇轩昂,或低三下四,或杀气腾腾,或哀鸿遍野。没有一个朝代,比得上唐朝所发出来的声音,那样华彩美妙,那样大度充实,那样丰富融和,那样令人心胸开阔。以致后来的中国人,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尊之为“盛唐”。
一千年后的今天,这些已经相距十分遥远的盛唐之音,仍然使我们感奋,使我们向往,甚至还受到一些鼓舞,这实在是值得后人琢磨的历史现象啊!
唐朝的胃口(1)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公元618年至907年期间,住在唐朝首都长安的市民,每餐饭吃些什么,喝些什么。
古代文人,能吃善吃好吃,而写吃,往往一笔带过,惜墨如金,不肯详说细节。但是,我们从字典词书上还能看到“馎饦”、“罗”、“焦槌”、“馉脯”、“不托”、“胡饼”、“冷淘”等食物,那花式品种,还是颇为繁多的。看来唐人不存在城市早点难的问题,否则在西方历史学家心目中,也不会将古长安与古罗马相提并论。因此,我不大相信居住在首善之区的长安百姓,一早爬起来,揉着惺忪的双眼,走出里坊,来到路边摊点,也像当今北京的上班族,只有油条、豆浆、煎饼这永远不变的老三样可以选择,一路走,一路吃,满手油脂麻花地往公共汽车上挤去,若如此,还算什么中古时期世界上最繁华最富饶的都城?!
但是,“馎饦”、“罗”之类面点,到底是什么样子?甜的咸的,蒸的烤的,油炸的水煮的?便不太清楚了。查《酉阳杂俎》、《齐民要术》、《梦溪笔谈》这类古籍,都说得十分含糊。幸好,宋赵令畤的《侯鲭录》一书里,有一则《黄鲁直品食》,使我们能够略知距唐代不远的北宋时期,如黄庭坚等文人,他们是怎么样吃喝的。
黄鲁直云:烂蒸同州羊羔,沃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抹;南京面,作槐叶冷淘,糁以襄邑熟猪肉,炊共城香稻,用吴人鲙松江之鲈。既饱,以康王谷帘泉,烹曾坑斗品。少焉,卧北窗下,使人诵东坡赤壁前、后赋,亦足少快。
在宋朱弁的《曲洧旧闻》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书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糁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廉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东坡在儋耳,独有二赋而已。
虽然朱弁所言,算起来应该是在宋代元符年间苏轼流放海南期间的亲笔手书,但其可信度,不及与苏轼有过来往的赵令畤所记。赵系皇室,非常崇拜苏轼,连自己的这个名字,也是苏轼为他改过的。而且这部笔记,主要是记叙他所知悉的苏轼言行。所以,赵认为是黄鲁直所云,当系的论,而且从行文的口气来看也比较顺畅。这两则大同小异的文字,为我们了解唐宋年间的饮食状况,提供了一点线索。
老实说,这顿饭,其值不菲。必须具有小康以上收入水平,同时具有良好胃口的消费者,才能埋得起单,才能消化得了。主食有面有米,副食有羊羔、仔鹅、鲙鱼、猪肉熟食。饭后,有好泉水烹好茶叶,必是沁人心脾的上佳品味。吃罢喝罢,解衣仰卧,真是好不自在。
不过,元符元年(1098)间的苏轼,日子过得并不开心。一辈子犯小人的他,又遭贬谪,渡琼州海峡,到海南的儋州安置。好在那时没有对知识分子实施劳动改造政策,先生还有可能写字读书。可是,毕竟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背井离乡,回朝无望,那坐以待毙的苦闷,那枵肠辘辘的煎熬,是他一生中最没着落,最艰难的阶段。也许,回味往事,举笔落墨,大师给朋友开了这份菜单,作一次精神会餐,不无可能。
我们遂可揣度唐、宋饮食之一斑。
北宋都城汴京,与唐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同属中原,饮食习惯应该是基本相似。由于从秦陇,到关中,再到河洛地区的黄河流域,粮食作物以小麦种植为主,略可推断唐人的饮食是以面食为主。“槐叶温淘”,我想可能是捞面或者酿皮一类的面制品。我曾在豫西北怀庆府的博爱、沁阳等地劳动改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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