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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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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唐朝的天空下,是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的盛世光景。
  对于李唐的西向政策,对于边外胡人的大量吸纳,唐初有过一次讨论。唐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一书,在《安边第三十六》中,记载了各个论点的交锋。中书令温彦博主张:“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秘书监魏徵认为:“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凉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俘之于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靡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讨论的结果,只有四个字:“太宗不纳。”
  于是,用温彦博议:“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如果依统治者维护其政权的需求,一个由僧侣统治的国家,被统治者的最佳状态,是庙宇里的泥塑木雕;一个由法老统治的国家,那就应该是陵墓里的木乃伊;一个由太监统治的国家,其公民应该全部都是性无能者,至少也是阳萎患者;一个由警察统治的国家,其被统治者最好都是“从现在起,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呈堂作供”的嫌疑犯。这样,“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就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
  然而,厚德载物的李世民,却是一个懂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的明主,他相信,“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政体第二》)。因此,他以大海不择细流的精神,汉人也好,胡人也好,中土也好,西域也好,都是大唐的臣民,不分畛域,不计人种,不在乎化内化外,不区分远近亲疏,都在他的胸怀之中。因此,他不害怕别人的声音,更不忌惮与他不同的声音,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的能听得进反对声音的君主之一。
  唐朝的天空(3)
  于是,我开始理解汤因比为什么要选择唐代为他的再生之地,鲁迅为什么要寻找唐朝天空作为他长篇小说的背景了。这两位大师看重的,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也就是李唐王朝,曾经达到如此器度闳大而不谨小慎微,包容万物而不狭隘排斥,胸怀开放而不闭塞拒绝,胆豪气壮而不畏缩懦怯的精神高度,这是其他历朝历代所不及的。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到了贞观四年(630),“天下大稔,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那一年,李靖破突厥,唐王朝“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资治通鉴唐纪九》)。所谓“唐朝的天空”,从广义上讲,以长安为中心,向东,江湖河海,向西,丝绸之路,既无边界,也无极限,因为这是一个高度开放,略无羁束的精神天空。你能想象得多么遥远,它就是那样的毫无止境;你能想象得多么辽阔,它就是那样的无边无沿。
  就在这一年,李靖凯旋回朝。据《新唐书》:“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曾经不可一世,曾经逼得李渊俯首称臣的颉利可汗,由于李靖出奇兵,终于将其擒获。现在,这个最能带头作乱,最狡猾,也最卑鄙,最反复无常,也最能装孙子的,为唐之患久矣的颉利可汗,束手就擒,俯首降服,李世民等于祛除了一块心病。于是,在长安城的南门城楼上,搞了一次盛大的顺天门受降仪式。这位突厥族首领终于不得不承认李世民为天可汗。
  时为太上皇的李渊,很大程度上也是拍自己儿子的马屁,连忙出面,在兴庆宫张罗了一个小型派对,赶这个热闹。“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馀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那时不兴开香槟庆祝,也不搞焰火晚会助兴,但李靖缴获的战利品中,肯定少不了产自中亚的葡萄酒。那时胡俗甚盛,街坊多酒肆,遍地皆醉人,宫廷也不例外,大家喝得醉意盎然的时候,晚会上出现了一个史官不经意写出来的细节,但仅这一点点精彩,却表现出来只有在唐朝的天空下才会有的精神状态:
  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资治通鉴唐纪九》)
  宫廷舞会,在西方世界,是习以为常的。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九五之尊的天子,庄严肃穆还来不及,哪有一国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凌烟阁里的这场舞会,正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说“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之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的最好写照。你也不能不服气在唐朝的天空下,这种在别的朝代少有的百无禁忌的强烈自信。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犹太裔小说家凯尔泰斯的《大屠杀作为一种文化》中,曾经引用乔治桑塔亚纳(GeogeSantayana)的名言:“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必须保有它的智慧,以及对其自身及自身条件的自我意识,并且能够不断地予以更新。”老实说,很难想象,我们中国的皇帝,从宋以后,直至清末,这一千年间,由赵匡胤数到爱新觉罗溥仪为止,可曾有过一位,在大庭广众,即兴起舞?而且,还要跳一种高难动作的少数民族舞。因为李渊手里的琵琶,是胡人的乐器,那么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可能就是当时流行的“胡旋舞”。这一通狂舞,绝对是那个时期大唐帝国活力的最高体现。
  按《新唐书礼乐志》,这种“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的“胡旋舞”,节奏极火爆,情绪极热烈,动作极狂野,音乐极粗犷,是从西域流传到中土的舞蹈。白居易有一首诗《胡旋女》描写了一位女舞者的表演:“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可以想象李世民伸展双臂,在舞场上或旋或转,老爷子反弹琵琶,亦步亦趋,该给这个唐朝的天空,增加一抹多么鲜丽的亮色啊!
  于是,我对于这位自称“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的李世民,钦服不已。就凭他以万乘之尊翩然起舞这一点,其豁达豪爽之中,浪漫风流之外,所表现出来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大手笔,大作为,大自信,大开放,应该是英国的汤因比、中国的鲁迅这样的大智慧者,才对盛唐的辉煌,格外刮目相看的。
  汤因比(ArnoldJ。Toynbee;1889~1975)生前曾经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若如此,我相信,那时中国的天空,将更灿烂。
  唐朝的声音(1)
  李清照在她那篇最为直言无讳的批评文章《词论》开头,讲了一个唐朝歌者的故事,很精彩,很提气:
  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座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
  李肇的《唐国史补》也有类似记载:
  李衮善歌,初于江外,而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绐言表弟,请登末座,令衮弊衣以出,合坐嗤笑。顷命酒,昭曰:“欲请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喉啭一发,乐人皆大惊曰:“此必李八郎也。”遂罗拜阶下。
  李清照的《词论》,所以从李八郎讲起,她是强调,诗和词,作为一门艺术,不仅仅是文学的,更是音乐的。对歌手而言,字正腔圆,可唱是第一诉求。必须朗朗上口,能够唱出来,方算合格。
  因此,词对声韵的考究,胜过对文义的推敲。那时,李清照二十出头年纪,才高气盛,说话不留馀地。对当代名家,甚至对欧阳修,对苏轼,也不怎么放在眼里。她说:“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在她眼中,这班大师的作品,虽然文义不错,但是音律不协,她调侃之曰:“则不可歌矣。”并放言:“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这一句,把北宋词坛,统统否定。
  这小女子,实在够有勇气的。
  在宋代,词可唱,在唐代,诗也可唱。
  因为,那时的印刷术不发达,而诗人很多,诗的产量也很高。如果只是停留在文本上,依赖于书籍的传播,流通范围是相当有限的。而诗集的出版,可不是如今花几个钱,买个书号那样简单。印书是一种奢侈,一种高消费,寒酸文人筹措大笔资金,自费出书,谈何容易!因此,即使很有名气的诗人,也得靠这些男女歌者,咏他们的诗,唱他们的词,这才能家弦户诵,把自己推销出去。所以,唐代为中国音乐史、诗歌史上双双丰收的时期,也是歌唱家最吃香、最光彩,诗人最张扬,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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