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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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兴奋、热情、慷慨激昂，到失望、困惑和幻灭，对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初容忍了国民党宣传机构的虚假宣传。　　　　
　　　　国民党中宣部负责对外宣传的机构国际新闻处，就设在记者公寓的后面。根据需要而编写的文稿印在一种绿纸上，然后送到记者公寓，由各位记者据此在白纸或黄纸上重新打字。打好后再送回去，经过新闻官检查之后交电报局发出。新闻检查机构的办公室，设在编写文稿的办公室楼上。这些文稿内容大多是报喜不报忧，是夸大战果的报道。　　　　
　　　　刚到重庆的白修德，担任国际新闻处的顾问，他的工作就是负责编写消息，提供给所有外国记者。他回忆过他的一个“杰作”。　　　　
　　　　1939年夏天，他在一家中国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说是浙江省日本占领区某地有个名叫蔡黄花的中国妇女，朝坐满日本兵的戏院里投掷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了几个日本人，然后逃走了。白修德坐在办公室里，将主人公名字译为蔡金花，把她说成是一个游击队首领，领导一支中国抵抗力量的巾帼英雄。这则消息令身在重庆远离抗日前线的外国记者们如获至宝。一家美国报纸把这个故事作为头条新闻登了整整一版，更多的外国报刊在登载它的同时还配发了“一张身着制服、年轻的中国妇女照片，腰间还插着两支手枪”。一时间白修德创造的这个双枪金花小姐的事迹广为流传。　　　　
　　　　由于我捏造的这个故事，蔡金花成了抵抗运动的女英雄，影响仅在蒋介石夫人之下。经过人们之手一再改写传到美国，她的事迹竟变成了传奇式的了。三年后，当有人建议《时代》应采用这个故事时，我不得不持反对态度，并为自己是这个骗局的制造者感到内疚。　　　　
　　　　身在骗局中却只能面对。　　　　
　　　　白修德感到痛苦。　　　　　
　　　　白修德写信告诉费正清：“人越在这里呆下去，就变得越狼狈。”　　　　
　　　　他说，在中国人的善良和勇敢背后，他看到的还有怯懦、腐败、贪污、阴谋、荒唐的管理、官员的贪婪。　　　　　
　　　　但是，尽管了解却派不上用场。它还在燃烧……它还挺立着……我们不能说出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真相，因为这会伤害我们正在努力帮助的一个民族；而等到了明天，人们却又不会再对我们必须说出的一切有任何兴趣；不管如何，希望这不会是真的。　　　　
　　　　白修德和其他一些驻重庆的外国记者，都在经受这种情感上的痛苦。　　　　
　　　　情况在渐渐变化。　　　　
　　　　大彻大悟的白修德，离开了国民党中宣部国际新闻处，成了《时代》杂志的特派记者。他和同行们都在寻找着报道中国真相的机会。　　　　　
　　　　1942年河南受灾，全省灾民估计达五百万人。国民政府拨出两亿元救灾专款，河南省政府下达减轻赋税的命令。然而，救灾款却成了层层官员的囊中之物，他们存进银行，获取利息，灾民却在饥饿中挣扎。1943年2月，重庆《大公报》因披露了灾区真相，被当局勒令停刊三天。　　　　
　　　　白修德早已听到有关饥荒和腐败的传言。他能看懂中文报纸，《大公报》的被停刊，让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决定亲自前往现场采访，与他同行的有为《泰晤士报》等报刊撰稿的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　　　　　
　　　　他们来到洛阳。　　　　　
　　　　他描述他看到的情景：　　　　
　　　　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我现在已不再相信，但是，我草草写下的笔记证明我当时看到的确实是事实。到处是死人：我离开洛阳不到一小时就看到第一具女尸，躺在雪地上，已经死了一两天了。她脸部的头盖骨处已经干瘪。她死时一定很年轻。雪落在她的眼睛上。无人掩埋她，飞禽走兽终将把她啄净啃光。沿途的狗都吃得很肥壮，毛色油亮。我们停下来，给几只正在从沙土堆往外刨死尸的狗照相，有些尸体已被吃得只剩下一半……　　　　
　　　　白修德最大的震动是政府官员和军方的腐败。　　　　
　　　　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露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二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　　　　
　　　　采访完毕，白修德当即写好稿件，在洛阳的电报局把稿件发向美国。一般来说，从各省发往海外的文章，都要先传到重庆由新闻检查官审查后才能发出。让白修德感到惊喜的是，这篇稿件居然绕过了重庆，从洛阳经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直接发到了纽约的《时代》总部。他分析，如果不是审查系统出了问题，就是那位电报员受良心驱使，希望世界能够了解真相，哪怕这样做事后可能会受到迫害。　　　　　
　　　　一个记者的良知使白修德不仅仅限于报道真相，他回到重庆后，就像鬼魂附体的人一样难以平静。他去找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他们中间包括宋庆龄、孔祥熙。他还去找负责经济事务的部长。国防部长何应钦命令白修德去见他。白修德情绪激动，与何应钦大吵。何应钦不承认从外省运去的赈灾粮食被军队从农民那里抢走。白修德则告诉何，他本人和被抢的农民谈过话，何的手下向他做的汇报都是假的。　　　　
　　　　最后白修德见到了蒋介石。


1937…1943年第39节　雾重庆（6）

　　　　白修德后来这样描述这次历史性的见面：　　　　
　　　　这个老家伙给我二十分钟时间。他像通常一样，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坐在昏暗房间里的大椅子上一直一声不吭，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始，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于是，我就拿出福尔曼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我说真的是这样。他便开始相信我，动笔记下我们旅程的时间、地点。他把这些记在他自己的小本子上。　　　　
　　　　光环在消失，偶像在破灭。　　　　
　　　　可以想像曾在美国风光十足的宋美龄，看到白修德关于河南灾情报道时的恼怒表情。更何况《时代》老板卢斯是美国舆论界最支持蒋介石的代表，宋美龄在美国访问期间的许多活动都是由卢斯操办。　　　　
　　　　据白修德说，宋美龄看到他的报道后大发脾气，曾要卢斯解雇他。不过，卢斯拒绝了。　　　　
　　　　这只是开始。　　　　
　　　　赛珍珠也发言了。　　　　
　　　　赛珍珠的传记作者写到，在宋美龄离开白宫不久，赛珍珠应邀前来与罗斯福夫人共进晚餐。赛珍珠向女主人提醒道，没有美国的高压监督，无论蒋介石还是宋美龄都不可能给中国带来民主。蒋委员长和夫人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正被自身带来的无能和腐败所吞噬。　　　　
　　　　罗斯福夫人后来准备以非官方使节身份访问中国，赛珍珠为此回复了一份长达十二页的有关中国形势的绝密备忘录。不过，这一访问后来取消了。　　　　
　　　　1943年5月19日，赛珍珠在《生活》画刊上发表《对中国前景的警告》一文。她在文章中指出，蒋介石在中国仍然被视为握有兵权的实力人物，不过，镇压自由的声音使他正逐渐丧失民心。他的成功，或者说他的生路取决于国民党及其内部核心的改组。　　　　　
　　　　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此时也改变了抗战初期对宋美龄的好感。　　　　
　　　　在1943年11月13日出版的《民族》杂志上，史沫特莱对一篇颂扬宋美龄的文章进行批评。那位姓崔的作者在文章中称：蒋夫人是“中国每一个伤兵的母亲”。蒋夫人“从来没有被时髦纽约的奢侈和浮华所迷惑”，而是穿戴得像一个质朴端庄的中国主妇，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她被说成过着节俭的生活。断然拒弃与中国尊严的传统格格不入的那些时髦的无聊事务。　　　　
　　　　史沫特莱写道：　　　　
　　　　崔先生或许是混淆了宋家姐妹，他的那些说法可以用来描写孙逸仙夫人，却决不适用于蒋夫人。这篇短文或许是在蒋夫人带着一帮亲戚随从来到这个国家之前就写好了的。翡翠和钻石，水貂皮和黑貂皮，以及丝绸缎子，构不成节俭和简朴的生活，也与中国士兵和普通人民的艰苦生活完全不协调。　　　　
　　　　个人偶像的破灭，也就是对一个政权的幻灭。　　　　
　　　　7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正式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记者们蜂拥而至。白修德也在他们中间。　　　　
　　　　在从重庆动身之前，白修德收到了纽约总部发来的电报，说是《时代》周刊计划连续两期对太平洋战争的两位英雄作封面报道。第一位是麦克阿瑟，第二位是蒋介石。白修德回电说，只有如实反映中国的战局以及披露正是由于蒋介石的不合作才导致内战不可避免的事实，他才肯写这篇稿子。白修德代表他和同为《时代》工作的贾安娜在一份电报中同卢斯争论说，继续为一个独裁者和他的国民党政府辩解是错误的。　　　　
　　　　他说：“蒋介石的确是一个关键人物……可是，如果时代公司采取不加质疑、不讲条件地一味支持蒋的策略，这样则是对我们数百万读者的背叛，也是对关心此事的中国人的背叛。我们希望您能公正审慎地选择事实进行报道，并能从各个不同角度来全面看待这个悲剧事件……否则，我们将看做这是对我们记者的不尊重，我们会考虑辞去现任职务回国。”　　　　
　　　　回到纽约的白修德，最终离开了使他在世界出名的《时代》杂志。　　　　　
　　　　为《时代》工作的美国女记者贾安娜，最初是作为美国援华基金会的代表来到重庆的，她为宋美龄工作，也曾为国民党的国际新闻处撰稿。贾安娜说她喜欢宋美龄，但也注意到宋很专横。一天，她们在一个茶馆坐下，宋美龄毫无顾忌地抽起了烟，而周围墙上的告示上写着：“我们不吸烟。”这是她在新生活运动中提出的极其严厉的口号。贾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