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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现场-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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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的冒险旅行开始了。这是堪称二十世纪外国记者在中国最伟大的一次冒险。
1936年10月,斯诺在他前往红色根据地三个多月后回到了北京。海伦立即帮助他整理带回来的素材,把他的胶卷送到德国相机经销商哈同那里洗印出来。接着,斯诺在北平的美国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人们展示他在红色根据地拍摄的这些照片。11月14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开始刊登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随后,伦敦的《每日先驱报》连载斯诺关于此次探险的文章。美国的《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老板卢斯,以一千美元购买了斯诺拍摄的七十五张照片,这是当时中国照片的创记录价格。
从这以后,世界终于知道了共产党政权在经过几年的波折之后,还在黄土高原上存在着。
1930…1935年第25节 伊罗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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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知道美国记者伊罗生的名字,是因为他和鲁迅的关系。从《鲁迅全集》中知道,当年他曾在鲁迅指导下编选、翻译过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后来在撰写刘尊棋的传记时,我才第一次较为清楚地了解到伊罗生在中国的大致活动情况,了解到他曾在上海创办了一本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专门发表左翼作家的作品和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的文章。当时在北平被捕入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刘尊棋等人,便是从《中国论坛》上得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的。狱中支部决定,由刘尊棋执笔写英文信给伊罗生并转民权保障同盟,揭露狱中的恶劣条件。刘尊棋的信得到宋庆龄、杨杏佛的重视,杨杏佛特地到北平草岚子监狱实地考察,见到了刘尊棋等人。
从刘尊棋那里,我了解到伊罗生后来因为被视为与“托派”关系密切的人,受到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冷落和批评。伊罗生随即离开上海,经北平到欧洲返回美国。虽然二战期间伊罗生作为记者,曾再度到重庆采访,但他未能获准访问延安。
在中国,很长时间里伊罗生这个名字是个禁区。当年萧伯纳访问上海时,宋庆龄在寓所宴请,出席作陪的有鲁迅、蔡元培、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他们七人在寓所阳台上留下一张历史性合影。可是,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发表这张照片时,经过技术处理后,照片上只留下五个人,林语堂和伊罗生都没有了踪影。“文革”结束后,由宋庆龄出面安排,伊罗生才重新得到访华邀请。
1995年,美国作家彼得•;兰德出版了长篇传记《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一书,其中一章《走在异域的先知》,专门描写伊罗生在中国的活动,其中对伊罗生创办《中国论坛》的过程,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刘仁静、托洛茨基的关系,均有颇为详细的叙述。
伊罗生出生于美国曼哈顿西区的上流社会家庭,是立陶宛犹太人后裔、富裕的房地产大王的儿子。兰德写道,1929年伊罗生十九岁时进入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在大学里他系统研究了帝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情况。大学一毕业,伊罗生就来到中国。 到了上海,他立即被《大美晚报》(Shanghai Post )聘为记者。当他不满意这个工作时,他又到《大陆报》(China Press ),为毕业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董显光工作。董显光后来在重庆曾担任蒋介石的宣传部副部长。该报属于国民党,董显光完全听命于蒋介石。在此期间,伊罗生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陈翰笙、支持共产党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正当伊罗生准备终止与《大陆报》的关系时,史沫特莱介绍他结识了来自南非的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中文名字叫李福清。
格拉斯是南非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但后来对党内的斯大林分子不满,随即他因同情托洛茨基而被南非共产党清除出党。他后来到了中国。到上海后,他和史沫特莱成了朋友。伊罗生认识格拉斯后,便与之结伴乘船沿长江上行,一直抵达重庆、成都等地。他要深入到中国内地实地考察中国的社会。实际上,这次长江之行对伊罗生来说,是从格拉斯那里接收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过程。同时,格拉斯的思想倾向、性格特点,也开始影响伊罗生。格拉斯教导伊罗生要怀疑一切,永远不要盲目地追随任何类型的教条。
1930…1935年第25节 伊罗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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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中国论坛》,是年轻的伊罗生走进中国革命的具体行动。
据兰德所写,《中国论坛》的经费由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提供,伊罗生的薪水也拿出一部分作为补贴。他此时也找到一个新工作,担任法新社在上海的翻译。因为共产党在上海处于地下活动状态,《中国论坛》要想公开发行,就不能公开反映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主义的观点,这样,伊罗生基本上也就有了选择他所认为的重要内容的自由。没有人强迫他照搬党的原则,那样就无法展开工作,不然的话,一旦有人指挥伊罗生要写什么,伊罗生就会受到怀疑。对他这位既要投身革命又希望保持一定独立性的人来说,这种方式实在是很好的方式,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
伊罗生在1932年1月3日张贴出《中国论坛》的创刊启事:“《中国论坛》首先不是任何政党或团体的喉舌。但是,它将成为中国发表受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报纸的压制,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将之歪曲的消息和观点的媒体。”他接着表示,在《中国论坛》上,中国青年学生运动的消息,在江西、湖北和其他中国内陆省份的苏维埃地区的消息,白色恐怖的消息和工人的来信,都将占据一席之地。这样做无疑颇为大胆。伊罗生擅长于用嘲讽风格的文章将社会事件生动地描述出来。在此期间,他聘请陈翰笙主持一个名为“观察家”的政论专栏。伊罗生还借助匿名的地下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们提供消息线索。他拿出一些篇幅发表短篇小说,其中一些是1931年1月在龙华遇难的五位作家的作品。在第一期刊物上,伊罗生发表了五位遇难者的照片:冯铿、胡也频、柔石、殷夫以及在这之前被处决的作家李伟森。“观察家”专栏,小说——其中包括丁玲、茅盾、鲁迅的新作,以及伊罗生自己的文章,这一切,使《中国论坛》不仅仅是一种宣传品,而更是一种富有活力的、有专业水准的刊物。
《中国论坛》上的文章,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中国监狱的状况、政治犯、非法审判、大屠杀和流放,为他提供消息来源的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在僻静小巷或街上某个角落与他见面,递给他消息。伊罗生从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与党的地下组织不直接打交道,他甚至不清楚和他一起住在公寓里的年轻中国助手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共同执笔“观察家”专栏的陈翰笙是一名共产国际的成员。他的通讯员与他联系,是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的系统,这些西方人的真实姓名对伊罗生也是保密的。
中共虽然资助《中国论坛》,但并不资助伊罗生,他靠给法新社做翻译来维持生活,这使他保持了一种独立性。他多少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编辑《中国论坛》的,只不过作为一名共产党的同情者,他自然而然地关注着对中共重要的事件,同时也包括对孙夫人、史沫特莱、格拉斯重要的事件。所有这些人通过会面、聚餐、正常的社会接触继续对他产生影响。
1932年5月,是蒋介石发动的上海“清党”五周年,伊罗生出版了一份专号,以“国民党反动派的五年”为题发表了三篇文章。在这期专号上,伊罗生用二十四页篇幅,包括一些照片,从不同方面详细描述蒋介石的恐怖政策,以及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在1927年至1932年间的一连串白色恐怖浪潮中,数十万男女,包括共产党和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有组织地杀害。一位《中国论坛》的记者写道:“几乎每个人都被看成赤色分子”,常常不加区别地予以杀害。1930年在四川,军队悬赏每杀死一个共产党人可得到五十元。警察和士兵急于领取奖赏,对受怀疑者的政治身份不加核实,仅仅因为他们看上去“像共产党人”,就将他们杀害。城市的街道上常常流着鲜血。士兵在城乡四处的肆意屠杀,在1927年和1928年年初达到了顶点。
这期专号还详细报道了曾经是革命的国民党,如今在中国农民和工人身上施加的种种压迫。文章详尽评述南京政权的政治特征,它与上海黑社会、银行家以及列强之间的关系,揭示这些势力如何加强对国民党的影响。伊罗生结束这篇文章时,提到了国民党试图铲除苏维埃政权的失败,如今,一个尽管不起眼的事物却对南京的统治构成一种特殊的危害。
伊罗生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在他发表揭露国民党的文章的前一个月,刑事侦探人员曾找过他。他写信告诉他的妻子维奥拉说,他开始感到有一把斧头在挥舞。
然而,《中国论坛》的最终停刊,却是因为与中共之间发生了矛盾。
在1932、1933年,伊罗生还没有完全站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托派一边。但是,当地共产党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的关系,深深困扰着他。他天性怀疑权威,在接受教育和实习期间,也培养出以怀疑来面对权威的能力。伊罗生不喜欢当地的共产党人俯首听命于斯大林,而斯大林又显然是错误地处理着中国革命的事务。他拒绝在《中国论坛》上拿出篇幅向斯大林顶礼膜拜。即便不是讨厌,他也是有限度地尊重斯大林。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由王明和博古领导。这些斯大林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开始实行打击。他们注意到伊罗生在他的刊物上排斥斯大林。在1933年秋天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的纪念日,因为伊罗生未提到斯大林而使事态恶化。争取伊罗生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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