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国人一定要记的作战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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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转眼间，60年过去了。　
　　　　发生在1931年的那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是20世纪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上最残酷、最血腥的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中，没有哪一段历史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遭受的灾难和压迫更为深重、更为屈辱。由于这场战争，中国仅死亡人数就达到了3500万，人民流离失所、财产丧失殆尽的更不在少数。　
　　　　然而，不能不看到，在战争过去60年后，有人在有意识地淡忘这段历史，“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今后一切积极向前看”，是这种论调的代表性观点。更有人在歪曲历史。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推出的《新历史教科书》，对早有公论的历史事实肆意篡改。只略举几例：甲午战争的爆发，是由于“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九一八事变，是由于“中国排日运动活跃”；卢沟桥事变，是因为“中国一侧对日持续射击，进入战争状态”；世所周知的南京大屠杀，该书描述为“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上也出现了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而对于日本的战争罪行，书中只是轻描淡写说道：“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这难道是我们的宽容和谅解所应得到的回应吗？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明史知耻、明史知理、明史知责。当这场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远时，有理由追问：我们对这场战争，到底还了解多少，记忆了什么，理解了什么？　
　　　　翻开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侵略战争的残酷，抗战的伟大壮烈。了解这些以后，可以说，我们没有理由忘掉这场战争，没有理由忘掉侵略者那种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行，那种灭绝人性、泯灭良知的蹂躏；我们更没有理由忘掉那些为了民族的独立而舍命把自己的血肉化作一抷尘土的抗日先烈们。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面前，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到了极点，中华民族的浴血反抗也沸腾到了顶点。我们经历了落后挨打的耻辱，我们更证明了众志成城的民族伟力。在抗日战争胜利6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是因为我们深信：历史只有不断地被记起，才能对得起无数丧身在侵略者铁蹄下的同胞，才能对得起无数为民族独立牺牲的先烈，才可能将我们曾经经历的灾难与抗争融入民族的记忆中，并使其不断强化着我们的忧患意识，也不断强化着实现民族复兴的巨大动力。　


前言
前言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转眼间，60年过去了。　
　　　　发生在1931年的那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是20世纪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上最残酷、最血腥的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中，没有哪一段历史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遭受的灾难和压迫更为深重、更为屈辱。由于这场战争，中国仅死亡人数就达到了3500万，人民流离失所、财产丧失殆尽的更不在少数。　
　　　　然而，不能不看到，在战争过去60年后，有人在有意识地淡忘这段历史，“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今后一切积极向前看”，是这种论调的代表性观点。更有人在歪曲历史。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推出的《新历史教科书》，对早有公论的历史事实肆意篡改。只略举几例：甲午战争的爆发，是由于“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九一八事变，是由于“中国排日运动活跃”；卢沟桥事变，是因为“中国一侧对日持续射击，进入战争状态”；世所周知的南京大屠杀，该书描述为“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上也出现了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而对于日本的战争罪行，书中只是轻描淡写说道：“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这难道是我们的宽容和谅解所应得到的回应吗？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明史知耻、明史知理、明史知责。当这场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远时，有理由追问：我们对这场战争，到底还了解多少，记忆了什么，理解了什么？　
　　　　翻开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侵略战争的残酷，抗战的伟大壮烈。了解这些以后，可以说，我们没有理由忘掉这场战争，没有理由忘掉侵略者那种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行，那种灭绝人性、泯灭良知的蹂躏；我们更没有理由忘掉那些为了民族的独立而舍命把自己的血肉化作一抷尘土的抗日先烈们。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面前，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到了极点，中华民族的浴血反抗也沸腾到了顶点。我们经历了落后挨打的耻辱，我们更证明了众志成城的民族伟力。在抗日战争胜利6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是因为我们深信：历史只有不断地被记起，才能对得起无数丧身在侵略者铁蹄下的同胞，才能对得起无数为民族独立牺牲的先烈，才可能将我们曾经经历的灾难与抗争融入民族的记忆中，并使其不断强化着我们的忧患意识，也不断强化着实现民族复兴的巨大动力。　


江桥抗战：抗日战争的开端
九一八事变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几年后来被称为“黑色的深渊”时期。8000多万人口拥挤在狭小的日本岛，而且人口还在以年均100万的速度递增，超过一半的人口是贫苦农民和渔夫，他们的收入不到国家全部收入的1/5。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尖锐，工人运动、农民斗争、流产的政变不断发生。对日本统治者来说，解决危机的最好选择就是，对外扩张以寻求更广阔的生存领土和掠夺他国的丰富资源。　
　　　　资源富饶的中国东北被日本称作“生命线”。日本从1905年起就在东北驻军，保护着这块土地上的日本商业利益。为寻求出路，日本统治者把侵略东北当作他们的“救命符”。　
　　　　1927年4月20日，日本退役大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登上首相宝座，有“东亚新体制先驱”之称的森格被任命为外务次官。当晚，田中在东京豪华的“满清酒楼”举行盛大宴会。粗壮敦实的森格当众发出誓言：“帝国的出路在满洲，抓住时机一举解决满洲问题！”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会议提出了满蒙分离，武力解决满洲的主权问题。７月25日，田中呈给日本天皇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奏章，这一臭名昭著“田中奏折”，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基本国策，把征服中国东北确立为征服世界的起点。　
　　　　在侵占中国东北问题上，日本关东军的表现更为急迫。1929年起，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先后四次组织“参谋旅行”，秘密到长春、哈尔滨等地进行战略侦察，暗中制定侵占东北的方案。1929年7月，他们到哈尔滨、长春等地研究了“攻击哈尔滨和防御海拉尔的问题”、“关于占领地区怎样统治的问题”。不久，他们又到辽西地区研究了攻打锦州的地形和战术，制定了“夜袭弓长岭的现地研究”，还研究了“攻打奉天城要领”。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1931年。　
　　　　从年初起，关东军司令部每星期都研究侵占东北的问题。5月，在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策划下，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了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自行决定占领满蒙之决心。7月31日，日军陆军省向关东军下达了解决满洲问题的指令，第二天任命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为沈阳特务机关长，以加强入侵中国东北的军事领导。　
　　　　日军侵略我东北的行动已如箭在弦，势在必发。　
　　　　7月下旬，坂垣征四郎制订了在柳条湖的炸车计划。由于沈阳城防坚固，关东军将240毫米重型榴炮分解后，从日本秘密运到沈阳，以备攻打沈阳之用。8月18日，驻沈阳日军守备队在皇姑屯一带居民地进行战斗演习。8月20日，日本将其驻朝鲜的第19、第20两个师团，调往中国边境的图们江沿岸，后又将原驻大连柳树屯的守备队，秘密调到沈阳站，并开始向沈阳的日本侨民分发枪支。9月8日，驻沈阳日军在北大营边门、合堡大街等处进行城市进攻作战演习。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军按照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密令，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段路轨，制造了震动中外的“柳条湖事件”。10时30分，关东军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江桥抗战：抗日战争的开端
不抵抗还是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过1万多人，中国东北军除中原大战后期调进关内7万人外，仍有16。5万人驻在东北。但蒋介石在1931年7月已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坚持以主要兵力“围剿”工农红军。面对日军的不断挑衅，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军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9月6日，张学良致电驻沈阳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南京政府仍心存幻想，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由于抱绝对不抵抗主义，日军在9月19日轻而易举地侵占了沈阳、长春等20多座城市。20日，日军继续沿南满、安奉铁路沿线的重点城镇实施进攻，追击奉命不抵抗的中国守军。21日吉林省城吉林市沦陷。日军在一周内就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多座大中城市和大部分地区。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全国民众沸腾。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