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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七情六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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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翻译陈先生受工厂委派，陪同该员工前去看病。稍后，鉴于陈先生的出色工作，上广厂人事科长破例地送了一瓶雀巢咖啡给了陈先生。陈先生先是有点受宠若惊。接着，多年的朴素精神又开始发扬广大，他舍不得自己吃了这瓶雀巢咖啡，便在一个合适的时候，以30元人民币的代价买给了他的同事，他知道，对方远比他更精通咖啡文化。
由美国带给上海的雀巢咖啡，成为进入八十年代上海的第一波西方时尚，那句“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的广告语也因此成了上海时尚男女操练得烂熟了的口头语。严格点说，这波时尚中还应该包括罐装啤酒、方便面以及英美烟草公司推销的“KENT”等等香烟，它们让上海男女开始见识到了西方文化的第一层面。
这时，由三个英文字母组成的一个缩略词语，也开始强烈地影响了上海和上海的时尚男女，它就是今天“哈什么族”完全浑然不觉的“FEC”，即兑换券。
在上海广播器材厂日文翻译陈先生的记忆中，FEC的使用早自七十年代的中期。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中国政治的不断清明导致西方旅游者的大量涌入，FEC的使用频率就大幅提升。他清晰地记得，在黑市中，人民币与FEC的兑换比例达到了创记录的3：1，即3块人民币只能调换一块FEC。由于陈先生身为日文翻译，这个小小的特殊身份使他享受了一个小小的特权，他无需去黑市作人民币与FEC的痛苦兑换，以1：1这个共和国最正确的兑换比例，陈先生将自己每月60多元人民币的工资尽数用来和日本人进行私下FEC交易，最后，苦心经营多年得来的FEC全都用在留学日本的机票上。
西装、雀巢咖啡和人见人爱的FEC（2）
八十年代中期便已进入瑞金大厦、联谊大厦的王先生，他对FEC也有着强烈的感觉。每次公司出差，无论是搭乘飞机还是乘坐软卧，都需FEC方能成行。稍后，当王先生从准西方公司被西方公司作为一个特殊人才挖去的时候，他明确地告诉对方，在他的工资结构中，FEC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一块。到了那个公司，他的职务使他可以拥有一份公司的活动经费，他经常做的便是这样一件事情：先将每月的交际费全部调换成FEC，随后，又将全部的FEC调换成人民币；而当每月例行报销的时候，他填写的是FEC而不是人民币，这样，没有超越公司职业道德的红线，他就轻而易举地从中捞到了白市与黑市在FEC与人民币兑换时的那个差价。
九十年代中期成为上海第一批成功人士的廉晓博先生对FEC的感受或许更多地代表了中国上海普通男女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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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某一天。那时，廉先生还远远不是上海的成功人士，那天，他穿着一身灰色的涤卡中山装，和他的朋友，一个印尼华侨来到了侨汇商店。
在那里，他看见了许多在外面看不到的东西：精致的电动胡子刀，做工细腻的皮鞋和造型奇特的咖啡壶。一边无限羡慕地看着这些东西，一边他有些沮丧地知道，获得这里的任何一样东西都需要FEC，问题在于他没有一张FEC，更不要说一把FEC了。因此，二十多年之后回忆那天的感受他这样说道：“我胸口很闷，看着印尼朋友用十多块FEC买了一个电吹风，用三十多块FEC买了一双高跟凉鞋，当时，她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至今让我难忘。”
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其实只是一种消费特权，一种唯有八十年代方会产生的消费特权。对廉先生来说，使用FEC消费时的那份美好感觉，并不是由于这种消费会产生多少与众不同的质量，而是在消费时的一种气氛，它让你产生了你是一个高等华人的幻觉。这就好比十年以后，你在上海顶级的“美美百货”购买一双“巴利”皮鞋时会产生的那份幻觉，好比二十年以后，你在上海外滩3号中周游并最终选定了一件阿马尼衬衫时的那份幻觉。
廉先生终于在FEC上找到自己感觉的时候是在他首次进入侨汇商店之后的十年。那时，我们的廉先生已经在日本捞到了他的第一桶金，在上海最具怀旧气息的和平饭店的和平厅，他请自己的韩国朋友吃饭，随后，又在底楼的爵士吧倾听老年爵士乐队对一个如梦如幻的上海的深情回忆。那天，他一共用去了4000多FEC，这与十年前他在侨汇商店看着一把电动胡子刀而拿不出一张FEC的情景已是天壤之别。当然，这些已是后话。
说到FEC，上海市民黄仲达先生也深有体会。
早在八十年代，他工作的上海工艺品商店中，当时市民社会中最时髦的是24K的黄金项链。他记得商店中一条“马鞭链”人民币标价为4000元，而FEC标价则只有3500元。整整500元的差价，让当年商店门口的“打桩模子”神经高度兴奋，黄仲达清晰地记得那些家伙是怎样唾沫横飞地游说前来购买“马鞭链”的男女，挖空心思地共享500元的差价。
黄仲达当然还记得自己当年如何小小地使用了一把消费特权：以500块FEC加上850元人民币，购买了16寸组装夏普彩电。黄仲达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手中没有FEC。”
更不用说，当上海人普遍地还在为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奋发图强时，黄仲达先生已经超前拥有了相当于今天的“背投”彩电。
1989年，在传统上海最繁华地区之一的南京西路与陕西北路相交处，四星级宾馆锦沧文华大酒店进入城市的“欲望史”，该年12月15日，在酒店地下室的“阅婷迪斯科”也正式开张。这是当年度上海最完美的迪斯科，不过，它的票价也是“完美”的：星期日至星期四，每位60元FEC；星期五、星期六，每位72FEC，在这个价位里面包含了一杯软饮料以及10％的附加费。
寻常的上海男女是无法消受这样一份奢侈的，黄仲达先生肯定消受不了，廉晓博恐怕也难以消受，至少在1989年这个年份，FEC象征的特权不是普通的上海男女能够望其项背的。
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FEC这只城市的奢侈故事才告结束。当共和国宣布中止FEC的使用时，这说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也说明上海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只有很少一些人，他们将FEC保存在了自己的本子中，仿佛将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深藏于内心，只有在一个偶然的时际，他们才会将这些尘封的往事一一抖落而出，当然，伴随着抖落而出的一定是他们当年的心情和当年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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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阿里巴巴”张行横穿了上海（1）
西装包裹了上海人的身体，雀巢咖啡滋润了上海人的嘴唇，而一种特别的舞蹈：迪斯科，则通过四肢解放了上海人的身心。
1984年某个春天的早晨，上海广播器材厂五车间防空洞中，一个男性青年怀抱着一把吉它正在放声歌唱，和着他的节奏，另外一个男性青年则摆动着他的胯部跳着舞蹈，这种舞蹈在其时的上海也可以称为“抽筋迪斯科”。
甚至这个舞蹈着的男性青年自己也不知道“抽筋迪斯科”源于何方，今天我们可以大致想像它溯源自一个叫迈克·杰克逊的家伙，一个刚好在二十年之后遭受美国法庭审判的家伙。
1984年，迈克在美国以他的《颤栗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其中的“比利珍”更是让上海眩晕不已，轰动的原因并不只是他的那种抽噎式的唱法，还有他那仿佛完全不在乎地球引力的阿姆斯特朗般的太空舞蹈。
一身黑服、有着绝对褴褛美感的迈克，在白烟缭绕的空间中，在“比利珍”强劲的音乐节奏中，作着穿透空气的舞蹈，他的四肢在这样的氛围里变得如此松弛和自由，仿佛，他是一个来自外太空的怪物，是的，一个摆脱了牛顿先生在15世纪对地球重力伟大预言的怪物。
迈克的舞蹈到了上海先是变成了迪斯科，随后这种迪斯科又转换成了上海的土产：“抽筋迪斯科”。上海青年勉为其难地做着“抽筋迪斯科”中的种种动作，那一刻，他们的精神世界也许还没有做好迎接西方文化的充分准备，但他们的四肢已以舞蹈的方式获得了解放，是冲出樊笼的身心解放。
“狩猎者”个人就是这样一个渴望身心解放的上海青年。
“狩猎者”在1984年时节“猫”在工厂的防空洞中，面对一个疯狂热爱吉它的冯姓同事，渴望向世界证明他就是那个用“抽筋迪斯科”寻找自由的上海青年，“狩猎者”还清晰地记得在1984年那些让生命感到格外的希望、格外的愉悦的日子里，他曾长久地站在中华路这条被时光淘洗甚久的大街旁，在煤球炉子冒出的袅袅烟气中，看着老上海的物件在他眼前一一呈现，而耳朵旁缭绕着迈克富有个性的声音，内心中一阵又一阵地强烈渴望着象迈克那样地脱离地球引力。
1984年的上海还没有作好充分准备，还没有准备好令后来的上海青年如痴如醉的空间，1984年的上海还没有JJ、阳阳、通通、真爱、罗杰姆、玛雅等等等等的迪斯科舞厅，在1984年，上海唯一有的是刚刚诞生的上海宾馆二十三楼里面的“观云阁”，夜晚，这个空间可以用来跳舞，其中的一段时间便是迪斯科。那些对身体解放有着特别敏感的上海青年，同时在FEC的使用上有着特别权利的上海青年，他们才可能摆脱地下防空洞，在这个地方让肢体不受束缚地自由翱翔，而目光敏锐的美国记者正是在这个年份这个地方，因为目击这一切而发出了“中国正在解冻”的深切感叹。
在“迪斯科”一边，这时，还有一种时尚发生在八十年代早期上海的地下空间，它就是音乐茶座。
早七十年代后期，邓丽君的音乐在民间社会广泛地流行着。自那那以后，一支支脱胎于当年工厂小分队的民间乐队进驻了上海海众多电影院的地下防空洞，在那里，他们歌唱、舞蹈、表演演，他们将当年在“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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