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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侦一号案-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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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分子的遗留物品陆续找到，有犯罪分子装枪用的一个自制的毛毡袋子，一块包枪用的晴纶毯，犯罪分子遗留在墙豁口处的墨镜，以及在现场收集到的子弹弹壳12枚，弹头若干。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长张彦勇、副局长张海，案发后不久也赶到现场。案发时，张彦勇正陪同张秀明厅长到基层看守所检查工作，半路上接到报告。张彦勇说：“边疆宾馆出事了，我要去现场。”
他简单向厅长汇报了情况。
张秀明厅长说：“好，你们立刻去现场，通知杨厅长到现场，我直接回指挥中心，等候你们的情况。”
因“8·18”联席会刚刚开过，高级指挥员的脑子里都有着一根弦儿。枪一响，张彦勇就意识到，这可能是石河子那伙人干的。
乌鲁木齐的警察，有着办大案的传统。1996年，乌市发生过多起重特大案件，特别是“2·25”公共汽车爆炸案，造成了国际影响。他们三天就侦破了案件。为了应付突发案件，市公安局有着常备的行动预案，把全市划分成若干区域，只要一声令下，全市17条通道可全部关闭，迅速形成关门打狗的形势。
张彦勇来到现场，先上了制高点——新大小农场的那个20米高的土包。我们已知道，那正在白宝山的逃跑路线上，距白宝山埋钱的小树林不远。站在这里能俯瞰周围的环境，因歹徒有枪，这地方也相当危险。
张彦勇把现场勘查等工作交给副局长张海。
自从张海来到现场，黄亚波就把指挥权交了上去。这是一线刑警的基本素质。出现场后，自己的职位最高，就要责无旁贷地主动承担起指挥的责任，而当上一级领导人员到位，马上汇报工作，听从上一级领导人员的统一安排。只有这样，现场才能够保持高效率地运转。
张海副局长法医出身，在刑侦部门工作多年，对业务相当熟悉。手下又有黄亚波、刘豪杰等几员大将。在他的指挥下，犯罪分子的逃跑路线很快确定下来，并迅速绘出草图；其他工作也在多层次推进。
张彦勇指挥布控和追捕工作，他发布命令，组织巡警、武警、交警等各警种协同作战，把边疆宾馆周边地区围了个水泄不通，并立即铺开了地毯式大搜查。
张彦勇局长调来了警犬队，利用犯罪分子遗留的枪袋做嗅源，进行追踪。嗅源条件并不好，加上环境复杂——开始阶段，几条警犬对路线把握得不错，带领侦察员一直从边疆宾馆墙豁口跑到新大附中的墙豁口，这都是正确的。但出了附中后墙，它们没有折向南边的小树林——那就是白宝山埋钱的地方，而是一直向东追了下去。追到大湾乡市场，那儿车多人多，警犬也茫然不知所措了。
案件发生时，自治区公安厅杨德禄副厅长正在政法委开会，他接到秘书的电话，第一个反应就是：石河子的那伙人没防住，跑到边疆宾馆打响了。他立刻退出会议，赶往现场。
作为厅一级的领导，他考虑更多的是新疆的治安，他不希望出事情。“8·18”会议是出于这个考虑，会后布置的防范工作，他亲自签发的通报，也是出于这个考虑。然而，治安工作是与犯罪分子做斗争，你担心他出现，其实上是预感到了他们可能出现。事情正如他所判断的那样，杨厅长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边疆宾馆外的道路狭窄，一下来了那样多的警车，几乎把道路堵死。杨厅长的汽车开不进去，他在大门附近下车步行。
杨德禄来到现场，他并不干预下边指挥员、侦察员的具体工作。这是他的一贯作风。他说，现场不怕人多，指挥只能是一个人，而且必须是刑侦系统的熟悉业务的人。现场要做的工作，我们的刑警都是很清楚的，该干什么，各归各码。我们去现场，主要是看一看。不能忘记自己的位置，不能过于干扰他们。我不喜欢直接插手下面的工作，我要做的，是看一看有没有疏漏，适当地提醒一下，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调动警力，做宏观上的安排。
杨厅长见到黄亚波，简单询问了情况。黄亚波说：“目前掌握，抢了两个包，有1O0多万元，打死打伤了十几个人。”
杨厅长问：“罪犯使用的什么枪？”
黄亚波说：“长枪。”
杨厅长说：“有没有弹壳？”
黄亚波说：“有，都在刘豪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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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厅长心里仍惦记着石河子两案，说：“赶紧看看，弹底是不是75—81，这准是没防住，过来了。”
刑侦系统是个整体，从上到下，从思维到意识，也都是个整体。由于刚刚开过“8·18”联系会，从厅里到局里到处里，认识都非常统一，立刻把边疆宾馆特大抢劫杀人案与石河子抢枪案联系起来。
在现场，杨德禄见到张彦勇和张海。黄亚波也过来，向张彦勇局长汇报情况——这时候，黄亚波的手机响了，下边的侦察员报告说，边疆宾馆里边又响了枪。
黄亚波立即赶过去。
事情是这样的：在现场勘查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人听到边疆宾馆商贸城内，又传出两声枪响。整个现场立刻紧张起来。训练有素的待警战士迅速隐蔽在各种车辆或掩体背后，把商贸城的各个出口都控制起来，
当时的情况很难判断，虽然目击群众看到持枪的高个子从墙豁口走掉，但无人能说出矮个子的去向。再者，亮枪的是两个人，他们有无其他同伙这很难说，如果有，他们完全可能在商贸城内隐藏起来。
公安人员在武警战士的掩护下鱼贯而入，摸进商贸城内——事情很快查清，这是个误传，商贸城内传出的并不是枪声，经过仔细检查，也没发现任何打枪的痕迹。
这事件使现场所有的人都受了一场虚惊。
中心现场外围的警力调动始终都在高效率地进行着，在张彦勇局长指挥下，不到半个小时，就形成了几道包围圈。警车在东环路等周围主要街道上巡逻，通往外边的道路都设了卡口。
一线人员已把抢劫分子的身高，体貌，所持枪支特征，以及被抢劫的两个背包的形状、颜色、特点等初步查清，及时通知了指挥部。指挥部迅速把盘查条件下达给外围的各卡点。因犯罪分子有枪，是穷凶极恶的杀人要犯，指挥部要求各卡点在严密控制车辆行人的同时，注意自身安全。
杨德禄副厅长始终与张秀明厅长保持着电话联系，随时向张厅长汇报现场情况。张厅长及时发出命令，命乌鲁木齐至石河子沿线，乌鲁木齐至阜康沿线（这是乌鲁木齐通往北疆的两条主要通道）各县市设立堵卡，依照条件武装拦截盘查所有车辆行人。
中午两点（相当于12点），乌市公安局召开紧急侦查会议，会议由张彦勇局长主持，杨德禄副厅长参加了会议。会上把抢劫过程、枪支情况确定了下来。
“8．19”案在几个关节点上，各级指挥员的认识相当一致。
“8·19”案与石河子两案，在时间顺序上有连贯性和因果联系；“8·19”案反映作案分子是两个人，石河子反映的作案分子也是两个人；使用的武器一致，石河子案件是用一支长枪，抢劫了一支短枪，“8·19”案一长一短两条枪都出现了。
并案工作立即提到日程上来。
依照杨德禄副厅长和张彦勇局长的指示，刘豪杰已把现场弹壳带回刑侦处技术科，并立即与石河子方面联系调弹，“大个子警察”靳鹏亲自汗车把石河子的弹壳送过来。子弹鉴定工作由栾大为负责，刘豪杰进行核对。鉴定结果很快就搞了出来——两处弹壳所有的技术特征完全一致，“8·19”案件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与石河子两案使用的枪支，为同一支步枪。
刘豪杰立刻把鉴定结果报告黄亚波，报告市局主要领导，并报告给杨德禄副厅长。
当时杨副厅长正在张秀明厅长的办公室，向张厅长全面汇报案件情况。他们当即做出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抢劫杀人案与石河子两案井案侦查的决定。
并案证实区公安厅对案情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采取的措施果断有力，也明确确了下一步侦查工作的基本方向。
在张彦勇赶到现场，布置警力，把边疆宾馆一带团团围住的时候，白宝山和吴子明并没有跳出他的包围圈。在张彦勇发布一号令，在全市执行封堵时，白宝山和吴子明也没有离开乌鲁木齐市。
当时，市局刑侦处、天山分局、巡警支队、武警支队，对边疆宾馆、新疆大学及周边地带全部进行了封锁。
先期赶到的武警官兵沿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进行了追捕，利用警犬根据犯罪嫌疑人枪袋上的嗅源，沿逃跑路线进行了追踪。
市公安局部署各分局、县局，在乌鲁木齐市郊的主要交通要道实施围追堵截，共设路卡29道。市局及各分局在市区主要街道对可疑车辆人员进行盘查，共出动警力1100名。
严密注视着案情发展的自治区公安厅厅长张秀明也签发命令，命阜康市、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等市、地县公安局，立刻出动警力，沿途设卡，进行武装拦截。
然而，这两名狡猾的凶犯，却仿佛钻天入地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张海是个技术出身的公安干部，他说：“凶手杀人后逃脱，追捕工作必须要做。我们接到报案抵达现场需要一定时间，这段时间内凶手可以逃出一定距离，也可以藏匿起来。像这样的大案，凶手又是惯犯，事先的准备工作一定是很充分的，他们的逃脱手法，往往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但布控仍要布控，追捕仍要追捕。在这项工作中，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条件。我们还有另外的武器，那就是现场。现场犯罪分子行走路线长，杀人多，目击者多，遗留痕迹多，加上很快与石河子并立案，当时我就觉得，这案子能破，时间不会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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