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档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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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纳粹核心政治军事生活：希特勒档案　　作者：＇德＇亨·埃伯利　马·乌尔　　　　　　　　　　　　　　　　　　　　　　　
　　　这本绝密资料只供斯大林一人阅读，此后封存近60年。　
　　这是一部举世无双的特殊资料，是由前苏联内务委员会根据两位在希特勒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两个人私人副官京舍和管家林格的受审记录整理而成。　
　　由于历史原因，许多文字材料都毁于战火，因此，这份历时四年多时间、经过专业审讯人员反复审查的资料更为真实和珍贵。它不仅讲述了希特勒的日常生活、饮食习惯和情绪变化，以及爱娃、戈培尔夫人等纳粹女人们的空洞奢靡生活，更披露了没有文字记录的德军核心军事会议和高层争斗，为从更深程度上研究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头目及其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金城出版社　出版　　　　　　　　　　　　　　　　　
　　第一部分　　　
　　出版者序
　　1945年4月30日，当阿道夫·希特勒在将近3点半时在总理府掩体里举枪自杀时，红军的最高层人物相距只有数百米远——希特勒无论如何不想落进他们的手里。被装进一只笼子，吊在红场上方，遭受一群怒气冲天的暴民的残酷拷打，这是他在生命快结束时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强迫性想像。　
　　相反，自从德军1941年6月22日袭击苏联之后，斯大林就再也无法摆脱他的希特勒噩梦了——他对这位独裁者的自尽消息表示怀疑。他认为希特勒是逃跑了，向西方盟军申请了秘密避难，强迫他们继续对苏联作战。有关希特勒之死的报道矛盾迭出，发现的所谓希特勒的尸体越多，斯大林就越是不敢相信。很快就从可靠的渠道获悉，有多名纳粹政权的高级官员逃跑了。斯大林不满于苏联的调查结果，于1945年底下令内务委员会调查总理府掩体里最后几天发生的事情，最终确认希特勒的死亡。　
　　化名“神话行动”的这一任务由人民委员谢尔盖·格鲁格洛夫负责，他组建了一个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工作小组；所有的线索都汇集到这里。内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找来全部可支配的有关希特勒及其统治的资料，负责战俘部门的军官们在集中营里侦查这位独裁者的同伙，对他们进行再三的审讯。内务委员会的继任部门内务部也继续执行“神话行动”。斯大林多次让部长会议里他的副手、担任内政部长和情报局长多年的贝利亚向他汇报调查的进程。　
　　1949年12月29日，这位独裁者拿到了有关1933年到1945年期间希特勒的生活的长达413页的结论性报告，题为《希特勒档案》。阅读完毕后斯大林让人将它放进了他的私人档案室——总书记档案室。该册至今还保留在俄罗斯总统的私人档案室里，不允许外国使用者接触。　
　　1959年，斯大林的接班人赫鲁晓夫认为插手联邦德国，围绕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的激烈争论的机会到了。他指示效忠于党的历史学家们将“神话行动”档案里的部分资料对外公开，然后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意识形态委员会复制了一份《希特勒档案》，1959年4月20日将它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伊利佐夫。但这份资料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希特勒档案》是对二次大战史的一种解释，不符合党的官方宣传。另外，有关纳粹德国的外交、德苏前线的战斗行动和第三帝国的灭亡的无数细节至今都有不同的说法——这一理由足够封锁这些档案。伊利霍夫书记将它锁起来，归入“普通类案卷”。　
　　1991年，随着党的档案室的公开，外国历史学家有机会一睹苏联共产党的档案了。由于《希特勒档案》被放在普通类案卷，且令人费解地被放在档案室的弃置图书里，编号462a的这部档案长时间未被发现。直到马蒂亚斯·乌尔为了当代历史研究所的一个研究项目计划有系统地查阅普通类案卷时，这本《希特勒档案》才终于得见天日。一位可以接触总统档案的俄罗斯同事检查了复制本和原件，确认了这些档案的真实性。462a档案是1949年内务委员会版本的一字不漏的复制品。　
　　内务部工作小组后来的这部手稿依据的主要是两个人的陈述和记录，他们连续数年、日复一日地生活在希特勒身旁：海因茨·林格和奥托·京舍。希特勒也命令他们焚烧他的尸体（和他妻子爱娃的尸体）。林格1935年就参加了元首的护卫小分队，1939年成为元首的贴身仆人，后成为希特勒的管家。京舍于1936年进入护卫小分队，1943年希特勒将他提升为私人副官。两人都在1945年5月2日至3日的那天夜里被俄国人俘虏。　
　　从1946年到1949年，林格和京舍整整四年都不得不讲述希特勒的情况。审讯者们不断询问那位独裁者的生活环境，他同国防军高层领导的关系，详细询问当时元首大本营里发生的事情。由于非常怀疑希特勒的自杀，他们甚至在1946年将林格和京舍运到柏林，要他们在那里准确地再现希特勒一生最后几个小时的过程，指认焚尸的确切地址。返回后内务部的军官们要求他们——和希特勒的其他前工作人员一起——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回忆。同时加大了对知名囚犯的压力，取消了他们的正式俘虏的身份。如果他们拒绝写下他们的“回忆”，检察机关就威胁要将他们当作战争罪犯起诉。　
　　估计是林格首先表示同意写“回忆录”的。他的单人囚室里满是臭虫。他受尽污辱，多次遭到鞭打。审讯者无情但有耐心，林格后来说，这让他“绝望透顶”。京舍的遭遇相似。不管怎样，1948年春天他答应就德英的和平谈判写一篇文章，文章被立即送呈了斯大林。　
　　专门委员会的军官们后来将这些记录放进了“神话行动”档案，作者们被送交特别法庭。林格和京舍各被判处25年的强迫劳动。1955年他们连同最后一批战俘被从苏联的俘虏营里释放了。林格继续前往联邦德国。京舍被运往民主德国，交给了国家安全部。像其他许多被苏联法庭宣判过的人员一样，1956年他被送进了包岑监狱。　
　　参与撰写《希特勒档案》的有许多军官，包括男女翻译。委员会负责人菲约多尔·卡尔波维奇·帕尔帕洛夫中校定期检查工作进展，编辑文章的最终版本。他无疑是能胜任编辑《希特勒档案》这样的任务的。他学过法学，自1926年起在苏联的驻外新闻机构工作。他的战地经历是他在德国搜集的，在那里，他化装成哥斯达黎加商人——在纳粹党和外交部招募了多名情报员。他最大的成果是至今未能证实的女间谍“爱尔莎/尤娜”。这是后来的外交部长约希姆·里宾特洛甫的亲信的一位高级外交官的妻子。　　　
　　出版者序（2）　　　
　　土耳其和荷兰参战不久，帕尔帕洛夫就落在了斯大林的“大清洗”的磨轮下。他的德国报道显然不符合希特勒－斯大林协定的政治前提。德国国防军发动进攻之后，他获得平反，自1941年年底开始，以苏联战线后方负责国家安全的人民警察第四管理处成员的身份审讯德国战俘。他的最重要的犯人是陆军元帅弗里德利希·保罗斯，经过连续数星期的谈话，他慢慢地、坚定地将保罗斯吸引到了苏联一方，为纽伦堡审判战争主犯担任原告证人。　
　　虽然帕尔帕洛夫的德语知识公认一流，但要将林格和京舍的审讯记录和笔记整理成一部《希特勒档案》显然很难。在译成俄语时帕尔帕洛夫就得胜任两个相反的要求：文章必须显得真实可信，也就是要尽可能精确无误地用林格和京舍的话再现出来，又得照顾委托人——约瑟夫·斯大林的阅读习惯和期望。帕尔帕洛夫在两极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格，一种真实和精炼的官方俄语的奇特混和，让人能明显地觉察到那种期望的压力。　
　　文章的笔法和结构也让人能明白无误地看出材料的出处——审讯和情报，因此，另一方面，无可怀疑的是，内务委员会的作者群有时无法抵制添入戏剧性或特别情绪化场面的诱惑。《希特勒档案》开篇就出现了同一篇实事求是的客观报道的规则的最显著冲突。对1933年的一个关键情节的描写显然是为了满足戏剧性要求，明显地不可靠。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引入希特勒这个角色，突出他的个人卫队，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的中心地位。直到1935年后的内容才有了证人汇报的特征。后来几年的许多事件，尤其是希特勒的一些密谈，林格和京舍的陈述是惟一的出处。它们报告了没有任何记录的军事会议，回忆了其他证人在法庭或回忆录里慎重隐瞒了的情形。他们也准确地记录了这位独裁者身体和精神的衰退，而没有看一眼医疗档案。　
　　《希特勒档案》同类似资料的区别在于它形成时的具有直接生命危险的生存环境。一方面，林格和京舍必须时刻小心，一句错误的或不精确的说法第二天就会被当成是他们不说实话。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是被单独关押，他们既不能商量怎么讲也不能商量他们的“自卫策略”。审讯者们又想在多年的审讯中找出回忆不准确处，不停地拿同一件事再三询问林格和京舍。　
　　林格和京舍的报告被拿去同其他俘虏的供述作比较。考虑到无论是审讯者还是被问者都看不到这些记录，结果给人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希特勒档案》里提供的史实和数据都特别精确，情景描述生动，对资料的引用也很准确。通过对一篇京舍的回忆同现已出版的原件进行比较，发现他在供述时用“得到”这个词代替了“发生”，将“接受”写成“必须接受”。林格和京舍对希特勒的格言的回忆也非常精确。对比已经出版的希特勒的演讲和文章及其它同时代的报道，虽然存在偏差，但没有很不准确的地方。　
　　林格的强项肯定在于回忆日常事件、情绪和描述希特勒周围关系密切的圈子。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