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毛主席 吴冷西-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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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鼓足干劲与压缩空气　
第五章　鼓足干劲与压缩空气
　　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我在2月间接连主持起草了几篇较重要的社论，如《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等。从这时起，人民日报的宣传向“左”倾斜。
　　同样根据南宁会议精神，我主持人民日报编委会制订了全面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二十三条纲要，对宣传中央路线方针政策、评论工作、新闻报道、版面和标题、干部队伍、同各地省、市委的关系，等等都提出了要求，其中有些是适当的合理的，有些则是要求过高、过急。我赶在成都会议之前把这二十三条纲要报送毛主席，请他给予指示。
　　　　成都会议
　　成都会议于3月9日召开，那是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举行，各部部长和省委书记住在四层楼的宾馆，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个小别墅。这次跟南宁会议一样，也是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到会的中央有关各部部长和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只有个别省委书记到会，其余的将参加在武昌召开的会议。
　　武昌会议（4月1－9日）可以说是成都会议的下半部，主题都是传达和讨论南宁会议的精神，各省汇报本省的规划。也可以说这两个会议是南宁会议的继续。
　　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他在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那气势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他一开头就提出现在我国进入技术革命时代，但接着又两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大剥削阶级和两大劳动阶级，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他指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出现及其原因，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正在创造中，还有待证明；
　　他分析教条主义在我党历史上所造成的危险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要继续反对教条主义；
　　他大讲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大讲矛盾的互相转化，大讲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吹掉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40条和促进会这三个东西，担心会不会再来一次反冒进；
　　他提倡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相结合，特别是批评京戏《法门寺》里贾桂式的“奴才习惯”，表扬《西厢记》里普救寺和尚惠明挺身突围请援兵，欣赏《红楼梦》里凤姐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风格，称赞《苏报案》中邹容写的《革命军》把满清帝制批得痛快淋漓和章太炎指名大骂光绪帝“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的气概，并列举古今中外著名人物，说明总是青年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总是后来居上，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要有六不怕的精神。
　　这次会议上，除了印发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的工作报告及有关决议草案外，毛主席还亲自批示印发了《华阳国志》、《都江堰》、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五六十首、明朝人的入蜀诗十八首、《苏报案》等等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摘录。
　　会前我送给毛主席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草案也由毛主席批印给会议了。
　　　　干劲要鼓足
　　毛主席在会议的第一天讲话（3月9日）时即谈到：“报纸如何办？中央、省、专区的报纸如何改变面貌，办得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二十三条，有跃进的可能。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依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这同他在南宁会议时专门写信要刘建勋和韦国清同志抓好报纸一样，毛主席很重视办好报纸。
　　在会议过程中，有一次在散会的时陆。可能是3月20日，毛主席讲完话从会议厅出来，我赶上前去问毛主席：这次会议讨论不讨论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毛主席想了一下回答说，这次会议讨论很多问题，光印发的工农商方面文件就有两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没有来，人民日报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很显然，毛主席在会议过程中讲话的上述主要之点，也是人民日报宣传报道的纲目。特别是毛主席在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大约在3月15日左右）谈到总路线时，提醒我说，人民日报2月3日的社论题目叫做《鼓起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但还不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在去年反击右派以后，早就“鼓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鼓得够不够，责任在领导。这里有一个数量问题，是鼓起三分、五分还是七分、八分？领导的责任是因势利导，使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所以我们的总路线，应该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就比较完全了。毛主席的这些话，连同他后来谈总路线开始形成的话，给我深刻的印象是宣传要强调鼓劲，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气可鼓而不可泄。
　　还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一是毛主席在3月22日讲话中谈到“提高风格，振作精神”时，批评陈伯达过去死也不肯办一个理论刊物，胆子太小，这次才振作精神，下决心办。另一件是毛主席在3月25日讲话中批评卫生部，说他们替人民日报写的关于除四害的社论，写了很久还是没有写好，替中央起草的除四害指示根本不能用。毛主席说，卫生部不卫生，思想上并不相信四害真的可以除掉。后来还是胡乔木同地方上的同志合作，才把中央指示写成了，社论也写好了（按：指人民日报2月13日的社论《一定要在全国除四害》）。这两件事都说明办报纸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他在批判教条主义时，还指出人民日报过去学真理报，照搬洋教条一套，连标题也模仿，不独立思考，像一岁孩子一样，处处要人扶，否则就丧魂失魄，没有主见，没有独创，连中国人办报的好传统（如讲究版面的编排和标题等）也丢掉了。后来才有所改变。
　　　　留有余地
　　当然，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也多次讲到办事要留有余地。本来，南宁会议议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曾规定：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基本改变面貌。到了成都会议，毛主席一开始就提出究竟要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他开始设想：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争取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他请各省研究。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看到河南的计划是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毛主席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他还说，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一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五五年，也不是五六年，而是五七年，不是也蛮好吗？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是被前面所说的关于解放思想、提高风格、敢于创新等等大量的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
　　毛主席在会议结束前的讲话中还说，希望各省第一书记，恐怕还要加一个书记及其他某些同志，从繁忙工作中解放一点出来，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重大的问题。比如吴冷西同志，我们谈过几次，要他学大公报的张季鸾，到处串门子，打听消息，聊聊天，看看市场，参加这样的会议。中央的报纸也好，省市的报纸也好，总主笔不能每天沉埋在那些事务工作里头，必须解放一点。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少管一点事，少管一点就能多管一点。
　　成都会议可以说是继续南宁会议的批判“反冒进”。毛主席看到会议开始阶段务实较多（主要是讨论“两本账”）后，提出会议最后几天务虚，整风，开思想座谈会。从3月24日上午起采取召开大组会议（差不多是全体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毛主席不出席。大家漫谈思想、结果又走向总结1956年的所谓“反冒进”的教训。发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评，不仅各大协作区区长都讲了（柯庆施很活跃，连插话讲了三次，总是带着教训人的口气），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也讲了，周总理、少奇同志、陈云同志、小平同志都谈了经验教训，彭老总也说很受启发。
　　成都会议就是在大家检讨“反冒进”的空气中结束，广度和深度都超过南宁会议，是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前的思想准备会议。历史地看，经过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已经抬头了。这也反映在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上。
　　　　过三峡、下武昌
　　在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晚饭的时候田家英告诉我：毛主席说，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这次会议来不及讨论。毛主席说他将去武汉，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