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圣经-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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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袖标的青年拦在路上。　
　　“下来！”　
　　他猛的捏闸，差点从车上跌下来。　
　　“甚麽出身？”　
　　“职员。”　
　　“干甚麽的？”　
　　他说出他工作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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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工作证吗？”　
　　他幸好带著，掏出给他们看。　
　　又有个骑车的年轻人从自自行车上拦下来了，剃的平头，那时候“狗崽子”凸贱的标记。　
　　“这夜里还不老老实实在家待！”　
　　他们放过他了。他刚骑上车，听见背後那剃平头的小伙子吱唔了两句便打得嗷嗷直叫，他却不敢回头再看一眼。　
　　接连几天，从深夜到将近天亮，他面对炉火，眼烤得通红，白天还得强打精神，应付每天都可能出现的危机。等烧完最後一叠笔记本，泥灰搅拌得不露痕迹，再倒上一盘剩菜和半碗面条，他已筋疲力竭，眼皮都撑不开了，和衣躺在床上却不能入睡。他记得家中还有张可能意是生非的老照片，是他母亲年轻时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抗战救亡剧团穿军装的合影，那军装想必是慰问抗日将士时赏给演员们的—军帽上有个国民党标志的帽徽，这照片查抄到的话肯定会出问题，那怕他母亲早已去世。他不知道他父亲是不是把这些照片也处理了，可又不便去信提醒。　
　　销毁了的那堆稿子中有一篇小说，他曾经给一位有名望的老作家看过，本指望推荐，至少得到认可，谁知老人毫不动容，没有一句鼓励後生的话，竟然沉下脸，声色俱厉告诫他：　
　　“出手的文字，要三思而行！别随便投稿，你还不懂文字的风险。”　
　　他并非立即就懂。那年初夏六月—这文革刚发动上天傍晚，他去老人那里想打探运动的消息，刚进门，老人便赶快掩上，压低声音盯住他问：　
　　“有没有人看见你进来？”　
　　“院子里没人呀，”他说。　
　　老人平时训导青年虽不像那些老干部，开口闭口我们党我们国家如何如何，可好歹也是有一番革命资历的名人，说起话来中气也足，有板有眼，毫不含糊，此时突然蔫了，缩缩瑟瑟声音都压在喉管里：　
　　“我已经是黑帮分子，别再到我这里来了。你年轻，别惹上麻烦，你没经过党内斗争”　
　　老人不容他把问候的话说完，紧张得不行，打开一线门缝，望了望，说：　
　　“以後再说，等过了这阵子—以後再说，你不知道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怎么的？”他还傻问。　
　　“以後再告诉你，快走吧，快走！”　
　　这前後时间不到一分钟。一分钟前，他还以为这党内斗争远在天边，没想到就到了跟前。　
　　十年之後，他听说老人从牢里放出来了，他那时也从农村总算回到了北京，去看望这老人家。老头乾瘦得只剩下一副皮包的骨头架子，断了条腿，靠在躺椅上，手里抱只长毛的大黑猫，椅子的扶手边搁根拐杖。　
　　“还是猫比人活得好。”　
　　老人咧嘴，似笑非笑，露出还剩下的几颗门牙，一边抚摸那老猫，深陷的眼窝里，圆睁睁的眼珠也像猫眼发出奇异的光。老人在狱中的遭遇没同他说一句，直到临死前不久，他到医院里去看望时，才对他吐了真话，说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不该入这党。　
　　当时，他从老人家门出来，便想到他自己的那些稿子，虽然同党毫不相干，也会给他带来灾难。可那时还没决、心烧毁，背了一大书包，藏到他有次得痢疾住医院结识的朋友大鲁的家。大鲁高个子，北京人，中学校教地理的，在追求一个娇小的女子，一份份情书都是找了他代笔起草的。等大鲁新婚的妻子发现是他帮助作弊，已生米成了熟饭，他同他们夫妇也就都有点交情。大鲁同他父母住一起，自家有个四合小院，藏一包东西倒是不难。　
　　八月盛夏，红卫兵兴起，大鲁的妻子突然打电话到他办公室，约地中午在一家喝牛奶卖西式糕点的铺子见面。他以为他们夫妻间又出了基麽纠葛，骑车赶到那糕点铺。老招牌已经摘掉！贴上了新标语　
　　“为工农兵服务”。铺子里的座位上方墙上，歪歪扭扭墨笔写的一大条口号：　
　　“资产阶级臭怠子们滚蛋！”　
　　从中学校发端的红卫兵　
　　“破四旧”，开始还像是小儿胡闹，伟大领袖给他们写了封公开信，称赞　
　　“造反有理”，青少年的暴力就这么煽动起来了。他横竖不是臭息子，进去了，牛奶倒是照卖。他还没找座位坐下，大鲁的妻子进来，便拉住他手臂像是他女友，说：　
　　“这会儿不饿，你先陪我街上走走，我要买点东西。”　
　　他们出了糕点铺，到了街上，她才小声说，大鲁被学校的红卫兵吓得自己先剃了光头，因为家有房产，不算资本家也是小业主，红卫兵随时可能搜查，叫他把塞在他们家院子煤棚里的那包东西赶快取走。　


　　是林救了他。早晨刚上班不久，林在走廊上过了几趟—他办公桌面对走廊，注意到林在向他示意，便从办公室出来，跟随林到走廊尽头楼梯拐角，见没有人来，两人便站住。林急匆匆告诉他，快回家准备一下，机关的红卫兵马上出发，要搜查他同屋的老谭的东西。他连忙下楼，拚命骑车，汗流浃背赶了回去，把他的东西全堆到他床上和床边地下。又急忙翻了翻老读书桌的抽屉，见到老谭解放前上大学时穿学生制服的一张旧照片，合影的一夥同学帽子上都有国民党的十二角白日标志的帽徽。他握在手里操成个纸球，出去扔到院外街上公共厕所的深坑里，转身回到院里，机关的小汽车就到了。　
　　四名他机关里的红卫兵进到屋里，林也在其中。林知道他写作，却没有看过他的稿子，恋的是他，对他写的甚麽并不在意。她当然并非为他的稿子而来，放心不下的是他拍了她不少照片，并非怎样裸露，却也相当惹眼，是他们在西郊八大处树林里野合前後拍的，只要拿到一张，一眼就可断定两人早越过了同事乃至革命同志的关系。林是位副部长的小女儿，已婚，丈夫是军人，也老革命家庭出身，在军队的一个研究所工作，研制的不外乎火箭或甚麽新式武器。他对国防机密毫无兴趣，迷恋的是这位丽人，林比他还更主动，也更火热。　
　　林故意显得十分轻松，大声嚷嚷：　
　　“你这房里好小呀！也没个地方可以坐的。”　
　　她分明来过，当然是趁老谭不在的时候，那时穿的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背上的拉链一扯，便可撩开亲到她的奶，不像这会儿改穿一身军装，松松一系的大长辫子也剪成了两把刷子，用橡皮筋扎著，部队女兵标准的发式—也是现今红卫兵的款式。　
　　“你弄点茶呀，渴死啦！”　
　　林还故意敞开房门，站在门槛上掏个小手帕直插，显然要让院里在窗後张望的邻居明白，他们来查抄的并非是他，把这番查抄也弄成像串门一样热闹。　
　　他赶紧给大家泡茶。那几位都说不用，不用，可已经败坏了这场清查具有的森严的气氛。再说，平时大家都认识，没带红袖章之前看不出家庭出身的界线，彼此彼此，似乎是平等的。红卫兵的头儿大年，一个胖墩墩的嘎小子，平时午间休息同他一起打乒丘、球，他们混得还熟。大年的父亲是部队师政委，戴的是他老子的旧军帽，洗得浅黄发白，扎的也是现役军人都不用的旧皮带，更显出血统的革命接班人气派。　
　　红卫兵刚成立的时候，他和一些非　
　　“红五类”出身的青年也应邀列席会议。这大年崭露头角，骑坐在长桌的一端，对没资格入红卫兵的青年们说：　
　　“今天来列席我们红卫兵会议的都算是咱们革命队伍的同路人！”还指名道姓冲他说，　
　　“你当然也是！”以示不外。可他读过一联共党史一，知道　
　　“同路人”到头来意味甚麽。这突然袭击要不是林通风报信，查到他这些稿子的话，他可不就毁在这小子手里了。　
　　大年一时还没拉下脸；只是说：　
　　“我们来查抄谭信仁的反动罪证，同你没关系，哪些是你的东西？都分分开。”　
　　他也做出笑脸，诅：　
　　“东西都分开了，还有甚么要帮忙？”　
　　他们也就都说：　
　　“没你的事，没你的事，哪是他的书桌？，”　
　　“那张，抽屉都没上锁。”　
　　他指点给他们，站到一边，这话算是他对同屋老谭能做的唯一的辩护，同时也就划开了界线。他事後才知道，就在他下楼骑车往这里猛赶的时候，机关大楼的前厅里贴出了红卫丘一的通令：　
　　“揪出历史反革命分子谭信仁！”老谭就此隔离在机关大楼里，失去人身自由。　
　　他们翻出了谭的笔记本、译稿、信件、照片和英文书籍。谭业馀翻译点英文小说，也都是亚非作家颇为革命的作品。可有本英文小说封面是个半裸的洋女人，这书便也搁到一边。抽屉垫底的旧报纸下；还翻出个白信封，打开竟然有几只避孕套。　
　　“这老东西还干这档子事！”　
　　大年拎出一只，晃了晃，大家都笑了。　
　　不是当事人乐得轻松，人人都显示出清白无辜，他和林也都笑了，但避免目光相遇。　
　　後来在批斗老谭的群众会上，追查有　
　　“不正当两性关系”的这女人，怀疑是特务网路，谭不得不交代出这个寡妇，当即便通知这女人工作单位的红卫兵，也抄家了。谭的抽屉里”些感伤的旧体诗词，也许是写给那女人的，都成了　
　　“怀念失去的天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　
　　红卫兵们见屋内砖地上有两块松动的砖，撬了起来。　


　　“要不要找邻居借把铁锹？”　
　　他故意问大年，免得也处於受查抄的难堪境地，同时也想恶作剧一下，不如挖地三尺作考古发掘，恐惧来自事情发生之後。他去隔壁退休的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