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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江湖-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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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杨老四。
我们都叫他杨老四，因为他姓杨，在家排行老四。杨老四的父亲在日新月异的历史进程中像一个曾经热闹繁华如今已被淡忘冷落的老车站，被记忆与岁月远远留在了过去。还会有人记得他吗？杨威，一个表演艺术家，抗战期间吕梁剧社的社长，解放以后一九五五年主演了电影《五更寒》，一九七七年电影《泪痕》里面的公安局长……我与杨老四相识已经是一九七八年，山西话剧院。我进入山西话剧院实属不易，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杨老四也非常不易，因为身为话剧院院长的父亲一直的反对。杨威是老革命，担心别人认为他给儿子“顺风车”。所以在对“表演艺术”的执著上我与杨老四算是有共同的经历与共同话语。我与杨老四是有交情的，因为我参加演出的第一部话剧也是杨老四的第一部话剧，我多一些便宜，我的角色有八句半台词一百四十一个字，杨老四是游行的大学生群众和大伙儿一块儿振臂高呼口号。第一部话剧的时候我二十七岁，杨老四二十三岁。岁月风驰电掣，十多年之后这个比我小四岁的群众演员已经是山西话剧院的副院长，一级演员，他扮演的《孔繁森》获得了话剧梅花奖。他所有取得的成绩都在证明他是一个有追求有收获、一个严肃的人。我们算是青年时候就开始的朋友我居然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和我开过玩笑。然而他转身娱乐界了。一个春节之后的下午他找到我，告诉我他的决定。我喜忧参半，我需要得力的管理人员，能干的制片，而杨老四在我心里更多的是一个表演艺术家。从此，杨老四以大多不苟言笑、至多微笑的认真努力参与了我们的娱乐事业。他放弃了山西话剧院副院长的职务在我们的集体里面担任制片的工作，他勤勤恳恳指挥搭景、部署现场拍摄、协调剧组各种关系却依然被我挑剔指责的时候，也是我内心对他的歉意愈来愈深重的时候。他是一个表演艺术家，他驰骋的疆场应该是舞台是镜头，我欠他的情是我伺机着有朝一日还他一个贯穿始终、非他莫属的角色。我相信会有。
看过我们电视剧的朋友应该对他有形象的记忆，《笑傲江湖》里的少林寺和尚方生，《射雕英雄传》的长白山老怪梁子翁，《天龙八部》里面虚竹的父亲，带头大哥、少林寺方丈玄慈。
杨老四在我们职员表上的名字是：制片主任杨念生。
第四部分美丽人生既景
有一首歌中有这样的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可以用来形容我在去浙江看景的高速公路上想起张楚的时候。
日子过的就像急急匆匆的车速，风景与人事都是一晃而过。张楚的《姐姐》冲击了耳膜，那种一瞬间的震惊，就像在一叠厚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熟人的寻人启事。我有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尽管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我们就住在同一个不算大的院儿里；我也有好几年没有他的消息了，无论是从朋友、熟人的嘴里，还是从电台，电视台，杂志或报纸上。他在哪儿在干嘛？会有种种离奇于常人的奇怪可能，惟独不可能他躲到哪里静悄悄安居乐业过日子。
我与张楚认识在一九八七年的三月，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春风照面，万物复苏。我们同在一个剧组拍戏，我是副导演，张楚是道具助理。
“他还会做道具？”
和我同车、听着我不由自主说着这些的人问。
张楚不会做道具。但是他可以听着道具师的指令，或者导演的意图摆放道具。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很多艺术青年都有过在剧组打工，既混口饭吃，又积累一些社会经验的人生体验。张楚是成功者的范例之一。那时他好像还不到二十岁，愤世嫉俗，对于普遍人生常态和社会迹象一万个不理解，“为什么非要这样？”比如说正常的、被分配的工作啊，结婚生子啊，大学本科毕业的追求啊，都让他受不了。张楚自己倒是不装摸做样，这样说，也这样做，考上了西安的建筑学院，学上了一半就自动放弃了，我们在剧组遭遇的时候正是他放下课本背起吉他的时候。他依据家乡的习惯叫我“大叔”，“大叔”就批评他，还是应该上学。张楚很不明白我们的劝解：我不喜欢啊，为什么还要上？
我们在剧组只相处了二十几天。哪天不拍戏，或者剧组收工早，张楚抱个吉他给我们唱他自己写的歌。他的歌很有感染力，不是感动人的感染，而是完全由不得你，必须听他唱下去的那股子劲头。歌如其人，执著，迷惑，暗藏着与这个世界的不通融，不讲理。这些歌里面就有《姐姐》。当时我们听了非常吃惊，那是一旦钻入人的耳朵就永远不会忘记的歌词和旋律。在一九八七年，大多数人接受和喜欢的也就是个《妹妹你大胆往前走》，而《姐姐》显然要比“妹妹”的故事冗长和隐藏的多。不久以后，张楚红遍中国，《姐姐》唱响了世界。
张楚与电视拍摄剧组、与艺术青年的生活方式彻底失散。
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张楚长什么样了。我只记得他抱着吉他引颈长歌的那股劲头。如果让他为《神雕侠侣》作个曲子，再唱一下，“摇滚与武侠”，那会是怎么样？我在浙江的地界上，在车灯流动的阴影里暗自发笑。
“你这样突然笑起来，又被开过去的车灯晃着，怪吓人。”
沉默中，同车的人说。
第四部分一个纳西族人
我只认识一个纳西族人：和佳轶。他是一个长得与我一般高壮粗大的男子，在认识他之前，所有关于纳西族人的知识，只有一个民间传说的积累：有一个农妇在山林间辛勤劳作，而她背在背上的竹篓里面，却冒出了缕缕的青烟。一个游人看见了，说：“你的篓子着火了！”上前掀开了蒌盖，看见篓里舒服地团坐着一个男人，正抽着旱烟。妇人回答：“没有着火，是我丈夫在抽烟！”
我回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和佳轶哈哈大笑，说这个故事是真有的，只是——“那个篓子太小了没有人背得动我！”
二○○一年为了《天龙八部》的事情第一次去大理，就认识了和佳轶。那时候他在大理的开发区工作，却充满热情地想将一块空地开发成为“旅游项目”，他认为最好的合作就是与我们，建“天龙八部城”。和佳轶觉得大理在整个西南部主要旅游路线中一直没有成为一个重要旅游点而只是一个“跳板式的景点”——基本上都是早晨飞机到达大理，一日的游看，傍晚坐车去丽江等等——很大原因是没有能够留住人的旅游项目。和佳轶，这个生活在大理的纳西族人，为此相当的寝食不安。在我们之前，他已经在洱海上开发建设了一个“大理风情岛”，和他的一个秀才助手——彝族人字旭东一起。二○○一年十二月我在大理的三天，这个纳西族人和彝族人字旭东天天陪我东西南北地看，述说他们“让来大理的人多待几天多看看苍山洱海”的衷肠。和佳轶真挚的热情，在我们从陌生人开始打交道的过程中，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不是对我的热情，是对一件想做的事情的执著热情，像他那三天老是从嘴里溜出来的话：“大理好了就是我好了，大理的发展就是我的发展，大理的……”这样的语言我在其他地方也常常会听到，惟独没有像听到和佳轶说着有动人的力量。能让人心动的东西就是真情与真诚。
一年之后我们与大理的合作并不是和佳轶，因为他是展开大理开发区工作的，与我们最终合作、采纳和佳轶建议修建“天龙八部城”推进大理旅游发展的，是国家级大理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之后我们在那儿拍戏，常常会见到来看我们的和佳轶。我老觉得心里对不起他，好像欠着点儿他什么，分明是与他开始的事情，却与他没什么关系了。和佳轶笑呵呵还是那几句话：大理好了就是我好了，大理的发展就是我的发展，大理的……
纳西族人和佳轶，常常皱着鼻头笑呵呵与我们说话，我猜想是因为担心鼻梁上的眼镜被地心吸引力吸落；整天与他形影不离的彝族人字旭东，鼻子上的眼镜更大，但是他好像就不担心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眼镜常常是自由自在地悬挂在眼睛下面，像副花镜那样戴着。这两个人在一起，有点像中国的《孙子兵法》：智慧加谋略——智勇双全。这个印象从我和他们一认识就诞生了，然而直到今天才归纳出来。
三年前他们带着我浏览他们开发出来的、处于洱海北面的那个岛——“大理风情岛”，一景一物每一个用意统统说得头头是道，每一处的用心都是“留人”，那是被他们创意出来的大理第一个旅游度假“风情岛”。的确很有“在这儿住上几天”的诱惑力，我一度把这个奢想纳入“拍完《天龙八部》来这儿住上几天”的计划。“大理风情岛”是纳西族人和佳轶与彝族人字旭东合谋的唯一一个旅游项目，“天龙八部城”的合作设想没有成功。之后听说为了增加工作责任，将“风情岛”改革成为股份制，赢、亏不再由国家承担。和佳轶因为是“原创”之首，占得百分之五十二的股份。
然后，大理有了“红顶商人和佳轶”的流传，褒贬不知，只是一个“红色资本家”形象在改革开放的新世纪像一只潜水艇，浮出水面。
这次我们《天龙八部》剧组在传统的民族节日“三月街”回访大理，与和佳轶约见是短短两天行程中我内心的一个期待。我很想知道这两年间他怎么样了？他挥洒不尽的热情有没有在他期望的事情中开花结果回报于他？
到达大理的当天傍晚就接到了和佳轶有奇特口音的电话，第二天中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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