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江湖-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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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与我们的现实大多无关的事情。但是无论他们为了谁，都是修理坏人，手法过瘾，出其不意。　　　　
　　　　“新武侠”小说看得比较晚，都已经是一九九几年了，先看的古龙，只看过一部，《多情剑客无情剑》；梁羽声的只是翻看过，但是我都不是很喜欢，不是那么的吸引我。《笑傲江湖》是我看的第一部金庸先生的小说，书一旦打开，就合不上了，我想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相同的体验。由此金庸先生的十四部小说我全部看了，打小埋在心里的那根“侠”筋又被拨动，加上那时已经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电视经验，胆子也大点了，就动了“拍金庸武侠”的念头。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包含了浓郁的中国特色，那些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民俗，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哲学，酒文化，食文化，市井文化，等等都韵味隽久地融合在小说的细节中，与人物的情感与情节的进展互为关照，延绵向前。然而真正被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打动的，还是弥布在一部、又一部小说中的“侠情”。他的“英雄情长”。那一个带侠的“情”字，不仅仅是人对人的情，还有更深更厚“大义”的情。“深明大义”在金庸先生的小说里面溶解成为常人不及、又是毫不做作的英雄壮举，舒畅了多少捧读“侠作”的读者情怀！　　　　
　　　　这在旧武侠小说中是几乎不会有的。过去的旧武侠小说，它塑造的英雄人物大多是给皇上当侍卫的人，像我看过的《七侠五义》，他们虽然武艺高强，蹿房越脊，但是他们穿行其中的故事，却不是结集着民族和国家的情绪，不是历史之中的大问题。金庸先生的小说往往选择在非常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下，展开人物的命运，每一个故事都有着丰厚的历史背景为铺垫。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令狐冲，还是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他们都是来自民间的布衣，身为一介平民，却是忧国忧民，在大是大非上毫不含糊，从一个平常百姓，成就为一个大英雄。而在性格上，他们都是充满着人性，从不回避儿女情长，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般的“样板英雄”。在看金庸先生小说之前，任何一种文字体裁描述的“英雄”，都让我有着“相隔遥远”的感觉，他们的言行、处世，都是“豪言壮举”，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两套人生”。金庸小说中的武侠英雄，虽然是杜撰的人物，在时间上又与我们有着几百年的间距，但是，他们撩拨了我们的心弦，他们引发我们相信，英雄不是非得在特定的场合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才能‘涌现’的人物，英雄也不是杀戮，不是占领，不是征服，英雄是我们一样的平民百姓，“英雄是一种情怀”。　　　　
　　　　金庸先生的小说贯穿隐藏了对于‘英雄’的讨论。它应和了我们内心对于英雄的向往，在电视屏幕上对于心中英雄塑造的渴望。　　　　
　　　　可能是因为先看的小说《笑傲江湖》，在感情的接受上先入为主，记得在一九九九年的四月，我们在《北京青年报》上面看见了一则有关于大侠金庸的新闻，说“如果中央电视台愿意拍摄金庸所著的任何一部武侠小说，金庸先生愿意以一元钱的代价转让改编权”这则消息，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拍《笑傲江湖》。之后的种种机遇造就了我的愿望，其过程，值得回述。　　　　
　　　　一九九九年四月底，在我们看到金庸先生表示愿意以“一元钱的代价转让改编权”的消息几天之后，我们以中国电视剧制作的名义和金庸先生取得了第一次的联系。五月五日，金庸先生回了信，他证实了的确有这样的意愿想和中央电视台合作。几乎在与此同时，金庸先生在接受央视的一个采访时说，如果能够将他的武侠小说拍得和《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好，他愿意“一元钱转让”。这个“言论”增添了我的信心，我恰巧与这两部片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五月八日，我们再次与金庸先生联络，我写了给金庸先生的第一封信——　　　　
　　　　查良镛先生大鉴：　　　　
　　　　您五月五日发来的传真已收到。……　　　　
　　　　您的第一部小说的电视剧专有改编权，仅以象征性的费用（人民币一元）转授给我们，您对我们的信任使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同时，我们也感到改编您的作品的责任之重大。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一部让您及广大观众满意的“金庸作品”会隆重面世，并将为我们的长期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过我们慎重研究，我们将您的杰作之一《笑傲江湖》列为第一部改变剧目。如果您同意，我们将通过有关新闻媒介，向广大的“金迷”朋友进行报道。　　　　
　　　　另外，如何履行有关您的版权的法律手续，请您知会我们，以便我们尽快投入剧本的创作。为此，我们希望：近期能否在香港或深圳与您见面，请您当面赐教或与您的委托人签署有关法律文书。盼尽快得到您的回音。　　　　
　　　　……　　　　
　　　　相隔不到两天，金庸先生就把有关的法律文书从香港传真了过来，利用传真，我们完成了第一步——全部文书的签署工作。　　　　
　　　　经过将近半年的文字沟通、接洽，一九九九年十月下旬，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主任率领了中心的各路主创人员，前往杭州，依照文字的约定，预备与金庸先生进行第一次预约的会晤。　　　　
　　　　为了这值得纪念的第一次见面，为了难得、可贵的“一元钱出让了改编权”的友情，我们制作了一件有意思的纪念品。用了一块大小如同A4纸面的有机玻璃，制作成一块小匾，匾右侧刻“金庸先生《笑傲江湖》电视剧版权转让纪念”，左侧落款“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中间部分镶嵌上象征性的一元钱纸币，纸币上部写上了CCTV字样，下部刻写着年、月、日。


第一部分武侠三部曲（2）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我们第一次与金庸先生在杭州的见面。见面签署合作合约的地点是杭州的东方龙。从始至终，双方的兴致都很好，一切都似料想中的顺利。　　　　
　　　　事后金庸先生和我聊到，那一天是他近年来最高兴的一天，最有效率的一天。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放弃了一般喝酒吃饭的礼节，仅用了一个小时，商讨、决定了这一切事宜。　　　　
　　　　一九九九年开始筹备拍摄的《笑傲江湖》，是大陆的首部武侠剧，也是中央电视台首部自己制作的武侠片。我很喜欢这部小说，细细想来，是由于文字叙述的魅力造成的，比方说男、女两大主角，都是先闻其“传闻”，造成小说很大的吸引力和对人物期待的神秘感，他们再徐徐出场。尤其是任盈盈，“江湖”上充满了对她神秘而威严的传闻，而这个神秘人物呢，直到小说的第二本第十三回才出现。令狐冲在小说的第五回出现。这样的文字、故事布局方式，给剧本的改编带来很大的迷惑：究竟应该如何尊重小说的原著？　　　　
　　　　这是所有名著经历改编都会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制作完成播出之后由于观众的不满才引起的话题。在改变剧本之初，我们犹豫再三，一般来说，一部四十集的电视剧男主角在第五集出现，女主角在第十集出现会非常别扭不舒服，如果为了营造原作风格的气氛，也不是不可以，只是那样做了，又会有多少观众满意？电视不以视觉的直感讲述一个故事，完全依据小说的格局，也有“偷懒”的嫌疑。讨论、斟酌再三，决定让令狐冲在第一集出场，任盈盈在第二集出场。　　　　
　　　　这样的决定为日后的金庸迷们爆发的“怒火”埋下了“引爆”，那场轩然大波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时过五年，我们有了三部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制作成片的经验了，反观这“第一部”，心里有了更清晰的看法。改变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部影视作品，如果依然还是按照文学的方式“显像”，电影电视就是文学的“画面版”了，就不是另一个门类、有着自己独特表现力、表现形式的艺术领域。但是，那“第一次”改变的方式确实值得反思。在我们只想男主角——令狐冲应该在第一集出现的想法上，我们依据的其实还是“结构如书”的不变，所以有了以令狐冲替代小说中二师哥劳德诺的出场，故事情节依然不变。这就削弱了劳德诺的人性表达和隐秘性，究其根由，其实是忽略了劳德诺这个人物背后的更大背景——岳不群的深谋远虑。这的确是非常失策的、简单的一种改变，暴露了我们“病急乱投医”的慌乱。如果现在才拍《笑傲江湖》，同样还是会安排令狐冲、任盈盈的第一、二集出场，但是与人物出场相关的故事情景会重新设计，依照原作小说中人物的特性。　　　　
　　　　这是我的“武侠三部曲”中首先对于故事改编的反思。　　　　
　　　　在我们拍摄武侠电视剧之前，香港的武侠电影、武侠电视剧制作已经走向成熟，饱和了当地、内陆以及东南亚的市场。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从一九八二年的《藿元甲》，《陈真》在大陆的播放开始，到后来一系列的金庸武侠剧的播映，在十几亿观众心里，奠定了港（台）式功夫片、武侠片的模式。这一模式得到了无数观众的赏识和肯定，以至后来者（不同者）难以颠覆。一九九九年我们决定拍摄武侠片，香港对于武侠片的制作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我们面临的局面如果以距离为比喻，那就是：我们是站在零米，与五千米处的对手开始起跑比赛。因为只要有市场，就必定是一个赛事。好在终点没有确立。我们既要跑得快，还要跑得好看，要把习惯上视点总是注视前位的观众视线，“有理”地拉回来。　　　　
　　　　要确定我们自己的武侠片风格。而不是站在别人的成功点上“照搬”一番——“照搬”目前在影视业似乎已经成为一条捷径，不过我不知道那些使用“照搬”手法的人他们是想通过捷径到达哪里？　　　　
　　　　综观港台武侠剧，剥离他们的成功、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