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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厚铧家族传 作者:佚名-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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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厚铧认为，家族企业的延续和发展，最大程度取决于继承问题上，合理安排的接班人不仅要使家族企业得以生命的延续，更可以使它的潜力和活力得以长足发展，甚至是飞跃。
在何厚铧年轻、锐利又开阔的现代思维中，他认为家族式企业基本上没有一套圆满的制度。由于企业架构基础，是建立在家族的血缘关系之上，因此要达到公私分明，是族业主管者的最大困难。但家族企业的好处，何厚铧亦毫不讳言，而最重要的是，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更有冲力和动力，因为各领导成员团结一致，目标一致，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事业的维系，全凭信任和依赖。
何厚铧放眼未来，为适应社会的日益发展和企业的发展，那种旧有的传统，那种纯粹的全家族式企业管理，将日渐由半家族式企业管理所取代———比如邀请法律顾问、核数师、专业管理人才等加入到家族企业的领导层。
那次座谈会上，何厚铧以现代年轻企管人的大胆思路和开拓性理论引起了与会者的瞩目。
出席者纷纷就主讲题目向何厚铧提出问题进行讨论。
有人认为，家族企业顶多到第三代之后便会出现种种的矛盾，暴露许多的问题，包括继承、管理、合作等等。一代传一代，却由于家族血缘渐渐疏远，后裔数目裂变增多，亲属关系随之也会松弛下来，那么从前家族人中那种信任、依赖、合作关系等也难以继续维持了。何厚铧在这样的大事把握中，格外显出了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淡定与成熟。事实上，从前的确是有不少较大的家族企业，在到达第三代时已经需要上市，若无起色的则直接面临破产的危机……
在生意之道上，何厚铧比他的先父更加“兢兢业业，孜孜以求”。他是属于今天的年轻人，他要活出自己独特的一份价值，一番精彩。他把何氏家族的经营策略，纳入到现代企业开放式经营管理的新轨道、新阶段。
看着何厚铧长大的郑德叔说，由于受父亲的影响，厚铧很早就接触到祖国，加上回来后，更加相信祖国，了解祖国。刚开始回国时厚铧在内地做了点生意，但因他是行外人（学工商的不一定懂得生意贸易），曾在广东搞了点房地产，也不是很成功。“但铧仔头脑灵活，有智慧，对国家政策也比较了解，做起事来一步一步很稳，待接手大丰家业，算是事业上了道，也初有成就了。”
何厚铧的妻子刘渭桢，是香港人，家里也是做生意的。嫁入何家后，基本是家庭全职太太，但自己也打理点小生意（花店和洗衣店等）。她较腼腆清傲，不易令外人接触，但对待长辈老者，却十分尊敬，至于在公众社会活动中，则甚少露面。何厚铧夫妇生有一子一女，都是小学毕业后才送去加拿大读书的，所以两个孩子现今都在国外。
何厚铧家族传65、参政议政担重任
65、参政议政担重任
80年代中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已达成协议，澳门回归问题却还迟迟没能提上议事日程。那时候，澳门各界人士对于澳门前途众说纷纭，各持己见，莫衷一是，问题是如何把这些看法向首都北京表达。
1985年，澳门一群年轻工商界人士应邀访问北京。当时，应邀访问的团体寥寥无几，而能够直接与国务院港澳办对话的更是凤毛鳞角。当年，询问团的团长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刘衍泉，何厚铧任副团长。“如果没有记错，这是澳门第一批访京团，是第一个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谈及澳门回归祖国问题的访京团”。何厚铧回忆当年曾引起社会颇大反响的一次难忘旅程。那时候，是他们首次带回了北京对澳门问题的信息，无疑是对澳门的回归定下了时刻表。“那次印象深刻，由此亦使我们预计到后来的中葡谈判，乃至制订基本法。无论对我们的团员以至澳门社会，都有深刻的影响。”何厚铧认为，当年那一群年轻气盛、肩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工商界人士，对后来的澳门社会都有积极深远的作用和影响。事实也正如他所预料的那般———在今天看来，这班人都已成为社会精英，也正在为澳门的顺利回归作着积极的贡献。
1986年6月30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终于在北京举行，由此拉开了澳门踏上回归祖国的序幕。当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何厚铧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会增补港澳5位知名人士，其中香港占3名，澳门占2名。这样一来，港澳地区委员由原来49名增至54名。在此次增补名额中，体现了北京对澳门地区的关注和重视。
何厚铧当时只有31岁，获悉当上政协委员，何厚铧非常高兴，他说今后又多了一个学习的机会，也多了一份社会责任。他认为在中葡两国政府即将举行澳门谈判的时刻荣获增补，更显得任重而道远。他希望能在任期内，透过政协向北京多反映澳门居民的意愿，特别是在回归祖国前的特殊历史过渡时期之中，搞好团结工作，保持澳门的发展地位，多提建设性建议，对祖国的现代化大业多作奉献。
1988年，何厚铧再次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已故的何贤生前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在澳门的社会事务中，何厚铧跨出了重要的一步，那年，澳门经济环境不算太好，但大量“中资”则视澳门为金矿。中资（尤其是地下中资）在澳门的大量投入，无疑令小本经营的澳门本地资本面临困境，大部分澳门商人敢怒不敢言……其实，那景象决不正常，无疑破坏了国家资本在澳门的形象，也影响了澳门经济的正常发展。
身为全国新当选的人大代表，何厚铧勇挑重担，直抒己见：“资本主义社会，大鱼食小鱼天经地义。但中资作为国家资本，要了解港澳两地的经济体系，不能单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了本地工商业者的发展机会。”他又说，澳门本身的经济条件还未成熟，尤其在过渡期内，难以承担这样的经济活动。“抢饭碗”是明摆的事实，这是在此次人大会议中，许多代表提出的共同意见。
不愧是澳门的代言人！何厚铧的发言，获得与会者的重视，也吐出了澳门工商界憋在心里的话，赢得广泛好评。不多久，澳门的中资活动果然获得合理调配，既发挥了中资的作用，也为澳门的经济缔造了较合理的发展环境。
1993年，何厚铧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当年，澳门政府举行第四届立法会选举，何厚铧被经济利益团体推举为候选人，并顺利胜出成为间接选举的立法议员。由于何厚铧富有才干兼具社会威望，又被选为立法会副主席（立法会主席由澳门总督委任的土生葡人出任）。尽管不少人仍以“影子”观点检测何厚铧，但他不仅站在父亲的肩膀上，更有着自己生命价值的独特内涵，甚至有不少方面超越了父亲的才干。
何厚铧家族传66、广结善缘息纷争
66、广结善缘息纷争
在继承父亲的事业中，何厚铧显露出他的管理才华。1993年10月，何厚铧被选为第七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他成为澳门地区当选此职位的第一人。1989年的一个晚上，计程车司机因不满意电召计程车只能在港澳码头候客的规定，在大批香港旅客抵澳时进行罢驶行动（根据电召计程车专营规章规定：电召计程车不能在公共场合停车候客）。如此一来，近千名旅客滞留码头，而澳葡官员又都已下班，对罢驶事件置之不理。
事后，记者这样描述：当时，一位身穿西服、手持“大哥大”的魁梧男子与几位随行人员悄悄抵达码头，打量过四周环境后，这位神通广大的男子用“大哥大”调度了澳门新福利公共汽车公司的多辆小型巴士，通宵营业，将所有旅客疏散至市区各处，迅速平息了一场风波。
不用猜，这神通广大的男子汉，就是何厚铧。
在澳门，因当局政府管理不善而引发的社会矛盾纷争屡见不鲜。1993年，澳葡政府颁布实施管制市面交通的新法例《道路法典》。由于法律条文不完善，使得有关行业难以在新法律的执行下进行正常运作。而后，由澳门八个交通运输建筑业社会团体联合组成的《道路法典》关注委员会曾多次向总督、立法会递交了意见书，并知会澳门中华总商会，要求政府暂缓执行有关条例，但均不得要领。
1993年7月20日凌晨，《道路法典》关注委员会属下团体决定采取停工行动。积极响应的全澳计程车、码头货车、往返中国内地的货车、混凝土车、吊车等交通行业全部停工罢驶。
在那非常时刻，除公共汽车外，全澳门的交通运输几乎全部陷于瘫痪之中。居民生活不便，游客望而却步，市面一片萧条，各行业骤然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澳葡政府坚持己见，停工团体也不甘罢休，双方争执不下，澳门的整体经济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打击。情况如此紧急，若不及时解决，澳门将全面瘫痪，经济也将呈危势滑落低谷。
这时，中华总商会以平乱为己任，适时地起了积极协调的作用。何厚铧迅速接受中华总商会的委托，以商会副会长的身份直接参与事件的调解协商。他向有关的停工团体晓以大义，陈述利弊，讲明危害，呼吁各方克制，以社会大局为重，并承诺安排与政府磋商。在中华总商会调停下，《道路法典》关注委员会属下各团体，决定暂时停止停工行动，并令部分计程车提前复工。《道路法典》关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结束停工行动是本着坚持对话而非对抗的宗旨，也是顾全本地民生及从大局着想。该“关注委员会”本着对中华总商会的信任，经过议决，接受中华总商会的调解，并希望有关问题能够获得合理解决。
在中华总商会安排下，《道路法典》关注委员会于7月23日在中华总商会及澳门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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