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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厚铧家族传 作者:佚名-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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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述当年，黄子雅对人慨言：“老实讲，在那个时候，贤哥在港澳对付一个于己不利的人，不管用明用暗的手腕，都是唾手可得的事，但贤哥不许自己人干这种事，可见其为人之光明磊落！”
然而，现实斗争的严峻局势和社会背景，就是残酷较量着的“看不见的战线”。
何贤认为自己没有敌人，对特务的行凶，一再忍让，一再宽容善待，一再清高不予理会。然而敌人并不就此放过他，且更加穷凶极恶、变本加厉地继续对他进行骚扰、恫吓和杀害……
1966年逸园那场爆炸大案，就是何贤险遭的第三次生命危难。
这一次也巧，黄子雅刚好不在何贤身边，替他去收中彩款了，但是想一想，即使黄保镖紧贴何贤身边，灾难就可幸免吗？可也不一定，因为敌人投的是手榴弹，一旦黄子雅及时发现，何贤躲避不及，也会伤着的。
难怪何贤这第三次遇险，是真真尝到了苦头，却也真真警醒了。所以他在马万祺等老朋友面前才会慨然落泪，才会又愤又痛，才会态度更加鲜明，不怕敌人的威胁恫吓，亮出与国家与民众肝胆相照的肺腑之言……
何贤以大义压过大善，他终于在此次引起重大社会影响的政治暗杀事件中，表达了对敌人阴谋活动的抨击与痛斥。
如果说，逸园爆炸那回是何贤遇到的第三次杀身之祸，那么第四次则是在宴会桌上。
有一回，何贤在酒楼设宴八十多席，请澳督品春茗。
席中，侍卫突然接到电话，说有人企图在席间搞破坏，并要趁此取何贤的命。为了不影响宴会的气氛，黄子雅没有告诉何贤，只是布置好护卫，自己站在何贤身侧。
阴谋破坏宴会的歹徒，见接到恫吓的宴会主客都镇定异常，跟没事人似的，反而心底发虚，不敢动手。
还有一次，也是何贤正在参加一个宴会。突然，何贤本人接到一个同乡会的电话，说台湾派了两个杀手，打扮成古董商人，以上门给何贤送画为借口，乘机下手杀害。
何贤听完电话后，表现十分镇定。回到宴会席上，他不露声色地暗中吩咐黄子雅派人去调查线索，弄清那两人的行踪。
结果情报组把两个冒名顶替住在酒店的特务，严密监视起来，逼使他们不敢动手，实在无奈才溜回了台湾……
澳门报刊经常报道何贤的言行举措，也因为何贤做的许多事情都与社会热点密不可分。
而60年代的报刊，也都敏感地觉出何贤的处境有危险，日子过得并不太平。特别是狗场爆炸案发生后，更有不少报刊报道说：“有消息称：最近何贤的随从人员警戒较严，且经常携带一个公事皮包，据说皮包内装有手提轻机枪。对于这件事的传说颇堪寻味。”
因为那虽是何贤平生历经的几次杀身之祸，都可以说是他的爱国之举或正义言行所带来的惊险及生命的“代价”。
何厚铧家族传37、首赴北京热泪淌
37、首赴北京热泪淌
对于家乡，何贤是很难忘怀的，或许是何澄溪老先生带出的家风吧，他愈在外发达富裕，愈怀念家乡。何贤缅怀昔日的家园，却难以认同眼前的一切———家乡太落后了。他想着如何帮助故乡改变落后面貌，以尽自己的孝心……
抗战胜利初期，何贤和家人回乡去看过，他看到岳溪小学课室太少，孩子们上课挤在一起，何贤便和爸爸、哥哥捐建了两间课室；看见贲南中学的校舍不够宽敞，何贤即刻又捐了5万元给他们扩建校舍，还到香港买了一套《二十四史》赠给学校；看见从大龙到岳溪的道路坑坑洼洼，很难走，何贤便拿了2万港元给乡人修筑公路……
新中国成立后，何贤很快在澳门脱颖而出，他力排众议，主动靠拢新中国，并通过柯麟的关系，很快便和新中国中央领导人有了交往。家乡的人们，解放后忙的不是搞建设、搞生产，发家致富奔小康———和全中国所有的人们一样，当时忙于搞阶级斗争，清匪反霸，退租退押，分田分地，还得呈报等级成份。最不幸的是岳溪这个穷乡，竟找不出一户地主，要说生活最好最富有的就数何贤家了。于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土改一开始，乡里就把他家定为“工商业兼地主”，没收了何贤家的田地，没收了果园，最后连祖屋也没收了……
如此一来，何贤家族就被列为乡里的专政对象，被视为敌人。经历过这等遭遇，换了许多人都想不通，难免会产生对立情绪甚至仇恨心理，不是吗？何贤到底是不一般，他没有想得太复杂，只是认为农民的生活确实太苦了，耕者没田也确实不合理，分田分地很应该。所以土改开始不久，何贤就写信回石楼区公所和岳溪乡农会，表示拥护人民政府的决定。
那时，有地主的乡村，农民们都分到了退租退押的“经济果实”。而岳溪乡没地主，无租可退，无果实可分，村里土改工作组为了提高贫农的斗争积极性，同农会商量致信何贤，要何家退租。
何贤接到信后即刻汇回相当于10万斤谷子的巨款，分给乡里农民。土改结束后，何贤知道复查时乡里已将他家的成份改正为“华侨工商业”，不是“地主”，不算成敌对阶级了，他更心怀释然，毫无芥蒂。有人告诉他，说一个从前受过何贤周济的农民，土改时竟跳出来怂恿贫农到何氏家院抄家搬浮财……言下之意，是说这人忘恩负义，叫何贤往后千万不要再理睬他。
何贤听了却哈哈大笑，对告状的人说：“我知我知，随他怎样好了。在那种情势下，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奇怪呢？还计较这些做什么，都是乡里人。”
的确，何贤根本不计较土改时乡人的所作所为。待风暴过后，他一样热爱家乡，关心桑梓。1955年冬天，何贤在澳门应政府之邀回内地观光。那该是12月23日，何贤欣喜骄傲地离开澳门，途经广州赶赴北京……
在北京，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接见了他。在一次宴会上，何贤被安排和毛泽东主席以及归国不久的科学家钱学森同桌。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十分关心港澳同胞，并亲切地鼓励他多回内地参观，多了解一些国内的情况。
何贤和其他共和国的宾客们，在北京愉快地度过1956年元旦之后，又被安排去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参观，这次行程长达一个多月。这是何贤第一次赴首都北京，第一次见到新中国的领袖人物，也是他第一次受到最高规格和最热情的接待。并且，何贤还是第一次接触到新中国的崭新面貌，他高兴得如同徜徉母亲怀抱中的“孩子”……
在1956年3月11日由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工联、镜湖慈善会和同善堂等四社团举行的大会上，何贤向澳门同胞们报告了他回国观光的全部经过。
何贤盛赞祖国进步很快，告诉人们到处都是日新月异、快马加鞭的新景象，到处是一派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
何贤希望港澳同胞也关心祖国的建设，鼓励大家一有机会就应为自己的国家报效出力。
何厚铧家族传38、牵挂桑梓回故乡
38、牵挂桑梓回故乡
澳门各界人士怀着惊奇的心情聆听何贤的新鲜见闻，他们听何贤演说早已不止一次两次，但这一次，人们好似第一次见到何贤如此地欢欣雀跃，兴奋不已……
正是怀着这种兴奋愉悦的心情，何贤在结束观光旅程准备经广州回澳门时，特地叫广州的管家，通知家乡岳溪的干部们到广州小聚会谈。
想一想，那该是“土改”结束后，何贤第一次同家乡的干部们接触呢。岳溪乡的干部们接到何贤的通知，自然是异常欣喜。岳溪乡党支部书记陈顺开、副书记陈细耀、乡长冯耀一行，即刻跟随曾替何贤管理渡船的退休工人初伯，到广州人民大厦七楼去见何贤。
这一行人中，许多都没见过何贤。也自然，他们都以为这个名声显赫的大富豪，架子肯定摆得不小，因而都有些惴惴不安。不料，初见何贤令乡人暗吃一惊，他们个个都估计错了！
这位大富豪不但衣着随便，人也相当随和，见到他们后满脸笑容连声说道：“请坐！请坐！我们是乡里乡亲，不必拘束，更不要客气。”等大家安神坐定后，何贤才继续说：“请你们来这里，是想同大家见见面，吃顿饭，谈谈家乡的情况。”
乡干部们见何贤如此平易近人，一下子就把先前的猜疑、隔阂都迅速消除了。他们将岳溪乡的生产状况向何贤作了翔实的汇报。当时岳溪已成立了两个初级合作社，但是因遭逢50年一遇的大旱情，咸潮上涌，水稻收成大减，乡亲们的生活非常艰难。
何贤听后开门见山地问：“眼下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主要是开耕费用没着落。”
“需要多少钱？”何贤比乡人还务实。
“两万元左右……”
何贤随即点头，叮嘱坐在他旁边的秘书说：“等回去澳门，即汇两万元给他们。”
女支书陈顺开汇报时，谈到乡里计划办一个信用社，以帮助那些农民“困难户”。何贤听了很赞赏，并道：“好！是要注意关心帮助贫苦农民解决实际困难，但一定要有借有还，否则很难办下去噢。”
陈顺开连忙补充道：“是的，我们也想到了这一点，并已订下个章程。”
“嗯。”何贤点了点头问：“办个信用社要多少钱呢？”
“3000元就行了。”
“好！就拿3000元回去，抓实抓紧办起来吧！”
从此，何贤同家乡的联系更密切，对家乡的建设也更关心了。为了改变家乡干旱的面貌，何贤出资在家乡建了一座“澄溪抽水站”，乡人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为了支援乡里实现农业现代化，1958年何贤赠送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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