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王贝利自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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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是非常棘手的。我感觉，该做的正事是把他放出来——这点不容置疑。我有过厌恶的时刻，悲伤的时刻，痛苦的时刻，感到有罪、绝望、愤怒的时刻——这些情绪都与我当运动员时在生活中的那些美妙时刻所体验到的情感恰恰相反。在我的身边，阿西里娅及我们的家人和一些朋友都给了我继续和我有生以来所面对的最难缠的对手比赛下去的力量。
　　我请了律师，并将自己置于最前沿。但我并没有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我的奋斗全是在足球场上进行的。但现在，我必须保卫我的儿子。所面对的是一项困难的挑战，但仅此而已。我依然是贝利，但在那一刻，我只是埃迪尼奥的父亲。我置身于摄像机前，并接受巴西和全世界期待于我的采访。听取我必须就刚刚发生的事情讲出的看法，其重要性与我打入第１０００个进球的时刻无异。生活中的每件事看上去好像容易，但做起来却并不都那么容易：那一天，我想做的只不过是躲藏起来，逃离面前的一切，或趴在母亲的怀里哭泣，让自己的头靠在我妻子的肩膀上。我要我所有的孩子紧挨着我，我绝望地想要埃迪尼奥来到那里，拥抱他，并向他表明，我们的确常犯错误，但我相信他并想引导他度过难关。
　　我必须鼓足勇气，为了埃迪尼奥。在向记者们发表谈话之前，我想到我的生活曾是多么的美好，我曾多么频繁地向他们谈起我给巴西带来的所有好消息，正是这个深爱足球的国度始终把我视为偶像。我看到脑海里正在放映一部电影，没过多久我便意识到这就是该做的事情，它不仅重要，而且和我毕生反对滥用毒品和酒精的斗争是一致的。我一直在不倦地战斗，我还要战斗下去，希望有一天这场战斗将会获得胜利。滥用毒品显然是一个敏感和复杂的问题，但它带给世界的却是一种无法治愈、正在毁掉人类社会的毒瘤。我相信这一后果是有可能避免的，我将为此战斗到我离开人世的那一天。
　　最终，埃迪尼奥被转移到特雷门贝感化院，由于离家较近，所以好一些。我不断地旅行，不只是为了履行多项苛刻的合同和在世界各地传播反毒品的讯息：我感到自己有必要一直忙下去。我觉得那样的话事情就会更快地过去，同时也意识到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正常生活停下来，我不能畏缩和放弃。我明白，没有人可以为了我来过我的生活，我也不能为了别人去过别人的生活，不管我可能有多么乐意。
　　埃迪尼奥刚被送到那里，我便对特雷门贝感化院的进步中心有了了解。让我放心的是，他现在离我们近些了，里面较舒适，为被收容人员安排的活动内容也更为广泛。他的女儿可以前往探视而无须蒙受防备措施最为严格的监狱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应埃迪尼奥的请求，她们从未到那座监狱探视过他。尽管这里并不理想，但在某个更相称的场所探视埃迪尼奥还是让我有了某种舒服的感觉。
　　在为整个事件责备自己一段时间之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不能为此独自承担罪责。我离家外出，去寻找我的职业、抱负、目标和梦想。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我所做的每件事情当中。埃迪尼奥和我的其他孩子所期盼的可能是一位顾家的父亲能够常在身边，这是他们欠缺的东西。我为此感到懊悔，但这是我为谋生而做事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的，我是做出了这种选择，但如此选择也并不容易啊。但我知道，除了这一点，他们不缺任何东西。
　　我不想评判我的儿子。我极其渴望他能被宣判无罪并获得释放，能够恢复他的生活。但这并不取决于我，不取决于贝利，不取决于埃德松。现在，只有司法体系能够对证据进行评判，并确定他无罪，而且同那些与毒品有染的机会主义朋友没有关系——因为结交与毒品有染的朋友本身不足以让他身陷囹圄。我只祈求上帝眷顾他，就像上帝始终眷顾我一样。
　　这一令人遗憾的事件，这样的审问，让我心中充满了如此沉重的哀伤。但是，我并不怀疑上帝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为我前进的道路铺洒光明。如果他将这一痛苦降于我身，那也是因为他知道我能够以某种方式从容应对；他知道我拥有一名运动员的心，三心镇的那三颗心，将能够承受这一痛苦。我也认为，在这样的考验来临时，我们必须加以接受，而且尽己所能妥加处理——你可以肯定，那是让它较容易过去的唯一途径。为之长夜难眠、潸然泪下、痛恨整个世界都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我，对那些原本不是朋友的人，我相信过多少次？我究竟有多少次把那些我后来才明白是抱着嫉妒心理的人、希望我病倒的人，甚至给我带来经济损失的人请到家中，让家人作陪，一起进餐，或者和我一起度过闲暇时光？体验到这种失望让人如此悲伤，但这种事经常发生。我多次错误地给予人们以绝对的信任，但生活却从未停止给我以教益。在我这样想时，我发现他和我以及我们中的所有人都会犯错误。
　　让我们好不高兴的是，埃迪尼奥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获释了。司法部发出一项初步指令，允许埃迪尼奥在审判期间不受监禁。让他回家过圣诞节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最好礼物，我们在一起倾心交谈，度过了很多时光。他身体脆弱，易动感情。他哭过多次。他知道还有很多与审判有关的问题需要解决，但他也相信自己接受了一个痛苦的教训，完全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事，没做什么事。他还准备同司法部继续配合，并说与此事有关的很多东西还没有全部讲出。他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与纳尔迪尼奥的犯罪行为没有任何牵连，而警方已确认后者是圣保罗州南海岸一带主要的毒品走私犯之一。
　　就在新年之前，我和埃迪尼奥一起访问了一个为滥用药物者提供治疗的诊所。该诊所位于圣保罗市之外，车程大约一小时。这个请求是我儿子自己提出的——他想盘点一下自己的生活，而且也意识到自己需要解决吸食大麻的问题。我明白这是他想要做的事，而且，和他一起到那个地方去也是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在充分了解了该诊所的相关信息后去了那里。埃迪尼奥承认自己想过一种更好和更健康的生活，并做好了接受治疗的准备——有了愿望本身就等于事情成功了一半。
　　虽然我们希望这会成为结局的开端，但在２００６年２月却出现一个新的转折，埃迪尼奥又一次被逮捕。同时被捕还有另外六个人。我只能寄希望于他被洗刷罪名；寄希望于这桩案子总有一天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判决，他能彻底地长大成人，并在经历这个肉体、伦理和精神上的苦痛之后明白他有我们做他的家人，做他仅有的真正朋友是件幸事。
　　尽管存在着埃迪尼奥的问题，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作为一个家庭，我们都试图尽可能多地互相看望。我有幸拥有几个家，我们可以在那里相聚。我在纽约有一套公寓、一间办公室并在纽约州北部的东汉普顿有一座别墅。我的两个大女儿凯莉。克里斯蒂娜和珍妮弗仍住在那里。凯莉。克里斯蒂娜现年３９岁，嫁给了阿瑟。德卢卡。她在剧院工作，可以讲各种语言。她给我生了我的第一个孙子马尔科姆。埃德松。珍妮弗也在那里。她今年２８岁，在一家数字电影公司做审计工作。纽约仍是我的心仪之地——在住了有整整十年和时住时离又有２０年之后，那里真的成了我的第二个家，而且我准备每年夏天都在那里过。
　　在北半球变冷时，我愿意待在巴西，那里始终气候温和。阿西里娅、孩子们和我已迁回圣保罗，我在那里还有一间办公室和一套公寓。乔舒亚和塞莱斯特在那里上学。每逢周末，我们便前往桑托斯附近靠近海岸的瓜鲁雅，我们在那里也有一套房子，像我真正的家一样。
　　我仍然频繁地出外旅行，但我会精心安排我的行程，这样我就可以在外面尽量少花时间，以免离家太久。如今，我已找不到可与天伦之乐相交换的东西了——同家人在一起不仅妙不可言，而且我还从中学到了那么多的东西，也感到十分地快乐。我觉得家庭是世间万物的根基所在。我知道的只是：随着我逐渐变老，我们周围的事物开始显得不同了。现在，我成了那个最需要他们的人。
　　我的家人是一切事物的核心。要不是为了他们，我绝不可能取得我现在所取得的成就。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我的父母完美无缺——我的叔叔、舅舅、兄弟、姐妹，在我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每每想起他们，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深深的眷恋之情。
　　我有七个孩子和七个孙辈子女（凯莉的三个孩子、埃迪尼奥的两个孩子、桑德拉的两个孩子）。还有阿西里娅与前夫所生的女儿热米玛，我把她也当作我自己的女儿。我甚至还有十几位教子。我已记不得仅在南北美洲就有多少人请我给孩子当教父了。我并不总能同这些孩子或父母们保持联系，但在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以及巴西，都有小孩子称我为教父。
　　我想告诉你们，我还拥有一个地方——那是我的农庄，位于圣保罗州内陆雷日斯特鲁与茹基亚之间，在首都西南方约１００英里处。我在１９６０年买下那片土地——有关的信息是桑托斯队的男按摩师马塞多最先告诉我的。我们拥有１１００公顷土地、４００头法国牛和１０００头猪。我在里面修建了一个人工湖，放养鲤鱼和其他鱼类，用于出售。我们每年捕捞４００００条鱼，重达７０吨。这是个美妙的去处，一个真正的休憩之所。
　　我在那里时心静如水。在那里，我可以忘掉身为贝利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也可以只当埃德松。我歇息，我放松。对生活的思考、压在我肩上的各种义务和责任统统消失殆尽。我乐于照料水中鱼、厩中马，甚至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