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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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什么，只有自己知道。　　　　
　　　　学生干部主要由三套“班子”（班委会、红卫兵中队、团支部）的成员组成。这些“好”学生又大体分成两类。　　　　
　　　　一类是谢慧敏（小说《班主任》里的人物）式的学生。刘心武在13中当了15年语文老师，他挖空心思刻绘的这个人物，确具典型性，在北京的任何一所学校里，都有她的影子。我们是在上高中以后读到这篇小说的，不少同学读后马上就有一种心领神会的感觉。这类学生学习不可谓不用功，但成绩平平，知识面更谈不上，几乎不看毛主席著作以外的课外书（当然，对毛主席的著作，他们也十有八九看不懂，硬着头皮啃，跟形势而已）；他们遵守纪律，关心集体，敢于向包括把《青春之歌》、《安娜卡列尼娜》带到教室里或把奇装异服穿到教室里这样的“不良现象”做斗争，断不了向老师汇报班里的动向；他们笔耕不辍，几乎天天干的事情是写日记，写决心书，写批判稿，写思想汇报，写黑板报，但从不用自己的脑子想事情，其“作品”的内容大体是一些套话，开头一般是“目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而要对这“大好形势”作哪怕是一两句话的具体判断，他们便会感到茫然。他们的这种政治热情与斗争意识，引发过不少今天看来无异于笑话的闹剧。　　　　
　　　　拿我们班为例，中学时代赶上了“文革”末尾。至今逢同学聚会，必有人挑起回忆，似乎百说不厌。有一回话题扯到写大字报，他们都还记得，谁谁谁写了《论“假招子”》，谁谁谁写了《再论“假招子”》，谁谁谁写了《揭开初二一班阶级斗争的新盖子》，并记得这些大字报的创作原委。我的一个同学的日记本上，也还留有一位班干部的若干点评，如针对1976年4月6日日记里的一段话：“希望邓小平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回到革命道路上来。”他“批”道：“老机会主义者，改也难呀！”并在这句话的下面画了一道杠，以示着重（他其实是借用了传达过的毛泽东1971年夏天南巡时说的指向林彪的话）。还有一回，大家发现有个班干部正在看《列宁选集》，有人问他能否看得懂，答云：正因为学不懂毛著，索性从更难懂的学起。他以为先难后易，是一条能学通毛著的捷径。　　　　
　　　　这类孩子，大多出自缺少文化色彩，也缺少政治色彩的家庭，在结束学生时代以后，又大多从一个极端（“积极”）走到另一个极端（实际）。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无“恶”不做

　　　　另一类，虽说也腾在政治热情的云雾里，但与“谢慧敏”们比，是要另当别论的。他们肯读书，成绩靠前，有头脑，有议论天下事的兴趣，对所谓革命理想的理解和实践，也不那么庸俗化。“文革”后期，35中的几个高中学生干部就是这类学生的典型。他们曾立志像蔡立坚、朱克家那样放弃城市生活，去改造中国的农村。1975年12月，他们代表首都中学生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康生的追悼会后，便结伙骑车出发，穿越太行山，到大寨观摩。途中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此后，他们每天上午在总理去世的时刻，面向北京，脱帽致哀。他们在毕业后确曾不顾重重阻挠（有人是瞒着家长迁走的户口），奔赴了延安，一度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四人帮”倒台后，大势已去，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成了政治热情的牺牲品。恢复高考以后，他们又在当地参加考试，后来又都如愿以偿，考进了大学。这类理想色彩甚重的“热血”孩子，北京哪个学校哪个年级哪个班似乎都能出几个，前面提及的我们班的陈凯和张锐，上初中时就有过一次“彻夜长谈”，话题是“两三年后高中毕业时，要争取当第一批到台湾插队的知识青年”。这个理想属于他们俩之间的秘密，当年并没有被张扬出去。我也是二十多年后，听张锐有一次在电话里偶然提到，才知道的。　　　　
　　　　无“恶”不做　　　　
　　　　六七十年代北京的中学课堂里，恶作剧一直与“各项政治活动”相伴，这也符合学习空气稀薄的环境里半大孩子的折腾人的心态。大家都看过不少遍《小兵张嘎》。　　　　
　　　　常规的课间恶作剧有三种：一种是把笤帚放在虚掩着的门上，让推门而入的同学挨砸；也有胆大的孩子，刻意在响上课铃前来这一手，目的在看老师的热闹，这种孩子差不多都属于“傻坏”的一类，因为明摆着，会有“好学生”让老师知道是谁干的，不愁没地方秋后算账。另一种是暗地里在别人的椅子上放摁钉，它的效果是能把这把椅子的主人从座位上弹起来。还有一种是课间上厕所时干的，名“刹闸”，即对着正在撒尿的同学的屁股猛拍一巴掌，使其“断流”。这几招都不新鲜，有点“老三篇”的意思。　　　　
　　　　有些恶作剧是专对老师的，“创意”极损。我的朋友李乔是东方红中学（后来的167中）70届学生，他们班有个善弹唾沫的孩子，记录在十几米开外，既远且准。所谓弹唾沫，是先储存尽可能多的口水，然后将舌尖缩卷，再与上牙床相撞，将口水弹出去。这本是一种孩子之间脸对脸时，互相“攻击”的恶作剧游戏，但该孩子将目标对准了远处的老师。他坐在最后一排，有一回趁老师背对同学，正往黑板上写字，他“呵啷”　一口，唾沫“飞”了出去，“啪”的一声，贴在了黑板上老师粉笔刚落的地方，一时教室哗然，前几排的同学甚至不知是谁干的。　　　　
　　　　我们班有个同学，是经常被军宣队李政委在各种场合点名批判的“坏学生”，但据说他字写得不坏，也能画上两笔，还爱看点小说，偶尔和班上的“好学生”切磋硬笔书法，论成绩则不能提。有一次语文考试，他答不出题，便在卷子上给老师画了一个小人，索性用文言文作了一个注：“此乃张铁生之弟也。”　　　　
　　　　有位大学同学提起，她上中学时，有一回几个同学课间把老师带到学校玩的还没上小学的儿子藏在了教室里桌子底下。上课铃响，老师进来，全班肃立，老师先说：“同学们好！”同学齐声回答：“老师好—”话音未落，老师的“请坐下”尚未出口，书本还没有搁到讲台上，就听“　爸—”的一声，他儿子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窜了出来。　　　　
　　　　有的孩子挖空心思折腾老师。如把图钉尖朝上，固定在讲桌上，老师倘趴在上面翻课本或讲义，稍不留神，“呲—”地一声，袖子就出了麻烦。我们年级十班的同学玩过这种损招，一帮孩子凑了三毛钱，买了一罐头瓶子臭豆腐，派一人起早到校，挨茬抹，讲台上、黑板上、板擦上、门窗上、桌子椅子上，面面俱到。上课时都正襟危坐。老师进来后，觉着不对劲，四下寻摸，一时也没发现破绽，老觉着不对味，免不了走神。孩子则窃喜。这个班后来由于太能折腾，被学校拆了，把学生分散到各班。当年很多学校都这么干，把管不胜管的乱班拆了，学生分流。　　　　
　　　　类似这样的真实的恶作剧故事，留在同学记忆里的，不知有多少。当然，作为受捉弄者的老师，更忘不掉。那时，女老师被气哭了的，气晕了的，男老师气急败坏，与学生厮打起来的……都是家常便饭。无论哪一个学校，能镇住学生的老师，没有几个。　　　　
　　　　整个“文革”时期，对一个中学老师来说，好过的日子是有限的两段。一段是“九一三”事件以后，1972…1973年间，被称为“修正主义回潮”　的时期；另一段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所谓“右倾翻案风”时期。剩下的大部分时段，很多老师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因为学校已经不可能守住多少学习的本分了。即使是日子好过的那两段短暂的时光，也是相对的，远到不了老师可以把自己学生的成绩引为骄傲或当作享受的地步。　　　　
　　　　我们上初一时，正赶上评法批儒，又是在黄帅“反潮流”事发不久，“右倾翻案风”还没有刮来，那是“文革”后期北京中学课堂一派混乱的一个时期。有的老师，为了稳住课堂，不得已想出了“邪行”的主意。我们学校的一个历史老师取消了常规的按讲义授课的方式，他找来一本《商鞅的故事》，每堂课给学生念一段，不管怎么说，讲故事总比讲课吸引孩子，就安定课堂秩序而言，这个办法是管用的。其他课的老师还真来不了这一手。后来，一个教政治课的年级组长也在课堂上给我们念过小说《难忘的战斗》。　　　　
　　　　当然，这不等于说，再优秀的老师也会被埋没，没那么严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北京孩子，对自己遇见过的好老师及他们的言谈举止、课堂风采乃至身世，至今也是常挂在嘴边，有一种散布的欲望。我们的学校不行，一二级教师一个都没有，能拿出来说说的老师也接近于零。有个部队转业军人竟被派来教数学，行伍出身的人解方程式，天天在黑板上“现眼”，出简单的常识性错误。不夸张地说，听他的课，常能出听相声的效果。有一次闹了笑话后，教室哗然，这位老师盯着黑板看了半晌，好不容易发现了错在何处，回过头来，故意反问大家：“谁知道这道题毛病在哪儿？”好学校则大不一样。35中有位叫路科铭的数学一级老师，老山大肄业。他上课从不带书本讲义圆规三角板，也从不半截擦黑板，用一根粉笔写板书、画图，把一块黑板写满的时候，下课铃准响，堂堂精准到如此程度。路先生口才也是一流的，在那个年代上他的数学课，学生能听得津津有味，视为享受。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老师您好

　　　　自1971年起，北京市恢复高中，但由于是试办，升学比例很低，当年初中毕业生里10％的优秀分子有幸成为“文革”以来的第一拨高中生。那时被拔上高中的感觉，与粉碎“四人帮”后考上大学时的感觉，大体差不多。祝东平那年初中毕业，他自幼爱好美术，本来已被分配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