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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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子弟，地方大院孩子参军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军装这才跟着走红，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学生装”。　　　　
　　　　冬天，孩子都戴口罩。其实也不正经戴，而是把口罩塞进上数第二和第三个扣子之间的上衣里面，带子留在外面。这是一种不容忽略的时尚标志。其功能近似今天男人的领带或女人的首饰。孩子都难免毛糙，丢三落四，经常是人已经走在上学的路上了，忽然发现没戴口罩，那是一定要回家去取的，否则，这身衣裳再时髦，也差着行市。如是看，非典期间那种直接往耳朵上套的短带子口罩，远不合当年的时尚准则。口罩带子竟成为一种最时髦的服饰点缀，反衬出孩子穿着上的单调和苍白。　　　　
　　　　冬天，北京孩子多穿棉袄棉裤，套制服外罩。无论胖瘦，人人臃肿，看上去身材都差不多。后来出现一种制服式棉袄，将棉袄和罩衣合二而一，但臃肿依旧，且拆洗麻烦。那时的气温似低于现在，大冷的时候，有的孩子也穿棉猴，即一种衣帽连体的冬装。通常是把棉猴帽子套在栽绒帽子上面。倘为了硬充帅哥而不穿棉衣冻着，则被目为“耍单儿”。　　　　
　　　　春秋天，小一点的孩子（十岁左右），上衣似还有几种可供家长挑选的款式。一种是翻领，三个明兜，三到四枚扣子。这种款式以前流行过，以后也流行过；孩子适穿，大人也适穿。我的一个同学至今穿着一件麻布面料，浅驼色，三个明兜的翻领上衣，除了颜色和面料，与他十来岁时穿过的上衣没什么两样。另一种是三个暗兜的学生装，直领，下面是两个兜盖，左上兜没有盖。这种学生装30年代就流行过，直至六七十年代，仍不过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都穿中山装或军装，惟一例外的是康生。除“文革”初期偶着军装外，他露面时（如出席九届二中全会和十大）经常穿的衣服，就是这种学生装。康一向被目为党内的文化人，比党内“秀才”格高一档。他那时已经七十来岁了，为什么不追随毛泽东也穿中山装，而是穿在小学生中流行的学生装，其心态如其人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一样，让人揣摩不透。　　　　
　　　　上中学以后，除了四个兜的蓝色制服，孩子的上衣选择余地有限，而且与家庭背景不无关系。　　　　
　　　　军队院里的孩子不用说了，就是穿军装。把家长取消军衔后压箱子底的衣裳都翻出来。1955年授衔后，校以上军官都配有礼服，盛在专用箱子里，一人一个。国庆、八一之类的节日，军官集体着装乘车外出活动，看上去确实排场。当然，礼服平时穿不出去。孩子穿的，都是家长的四季常服。冬装为呢子。当年的规矩是，校官着粗且厚实的黄呢子，将官是较薄的马裤呢；大衣的区别在领子，校官为栽绒领子，将官为真皮领子。春秋夏装的料子为哔叽、咔叽布、柞蚕丝。别管哪一种，从箱底里翻出来就穿。常见的搭配是里面一件呢子上衣，外套普通军装，最上面的扣子不扣，把呢子领子露出来。陆军军装最走俏，空军上衣的颜色与陆军一样，海军是藏蓝色，就差点意思了。有个住海军大院的朋友，父亲是12级的上校，提起那段光阴，他的记忆是想方设法把藏蓝色的海军呢倒换成陆军黄呢，问遍了他的陆军家庭出身的同学，没人愿意换。可见时尚趋向之一斑。军队院里长大的王朔，在《看上去很美》中的一段对小学高年级的描述，是准确和真切的：　　　　
　　　　学校五六年级很多男生穿了军装来上学，挽着袖子，免进去整幅下摆，仍显得肥大，瘦小的人全身正面只有四个兜。不少旧军装的肩膀和领子还有刚摘下肩章和领章痕迹，那一小长方块比别处新。他们的表情还不是很自信，被人盯着看还有些羞涩。就这样，他们也显示出了一种力量。全校做操时，一眼望去也是一大片，黄灿灿的，无端就有些热烈的印象。①　　　　
　　　　地方大院的孩子，能从家长的箱子里继承的，多为藏蓝色斜纹毛哔叽中山装，或西装，似乎都有点穿不出去。他们一般还是穿蓝色制服。　　　　
　　　　进入70年代以后，四个兜的的确良军上衣（干部服）长期领导服装潮流，泛称“国防绿”，俗称“板儿绿”。很多地方大院的孩子也以穿它为荣，梦寐以求，想方设法得到一件。两个兜的（战士服）就没意思了，甚至不如不穿。如今，在建筑工地上，还能看到不少民工是这副打扮。军装的大小肥瘦，用号数和甲乙丙丁来区分，号数和衣服的尺寸成反比。军装可以以旧换新，只要有一件，哪怕是旧的，以后穿军装的大问题就大体不愁解决。实在找不到陆军军装，前面说过，其他军服也能将就。我的一个邻居的姑姑供职海军总医院，给他找了一件藏蓝色海军上衣，印象中他无冬历夏，一年到头穿着，有一次被某痞孩子借去，差点没要回来。后来，市场上一度有国防绿的确良面料出售，不少弄不到军装又不甘落伍的孩子央求家长买回这种面料仿制成军上衣。穿仿制军装给人的感觉，与如今穿假冒的劣质“名牌”服装无异。由此还连带出军扣的紧俏与升值，五枚军扣，能换出远远超出扣值的东西。另一种仿制是把两个兜的军上衣（士兵服，明扣）改成四个兜（军官服），那就更不能看了。　　　　
　　　　穿五枚扣子的制服，要害在于第一枚扣子不能扣，等同于今天穿两枚扣子的西装，最下面的扣子不能扣的道理。此外，左上兜别钢笔的缝处也得空着。后来又兴在衣领内侧缝一个白色钩织的衬领，表面上是维护衣领的清洁，实际也是一种装饰。此外，最好把袖子往上挽两圈。　　　　
　　　　工人子弟中，有不少孩子穿家长的“劳动布”工作服。浅藏蓝色，布料粗厚结实，看上去有点夹克衫的意思。在大批干部子弟中学毕业涌入工厂以后，这种工作服就不能意味着身份和门第了。穿着它走在大街上，还有点“顽主”的味道。　　　　
　　　　孩子的衣服都不经穿，一者布料多为纯棉的，二者爬树上房玩攻城磨磨蹭蹭、撕撕扯扯，三者不少家庭孩子穿衣裳是接力式的，兄长成队的孩子很少能穿上属于自己的衣服。满眼望去，大多数工人子弟和为数相当多的干部子弟，身上的衣服都打着补丁。补丁最常出现的位置是胳膊肘、屁股和膝盖。当年，孩子穿带补丁的衣裳，是很平常的事情，倘把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拉出来，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不是要饭的，也得是工地上的民工，甚至还不如他们。大概在“文革”后期，一帮好“弄潮”的孩子曾一度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嘀里当啷，补丁摞补丁，作衣衫褴缕状，和他们从前的一身“板儿绿”形成鲜明反差，而且从不单挑着这么打扮，一般是头天说准了，第二天一齐摇身一变，出去就是一伙子人，成了北京市的一道景色。　　　　
　　　　夏天，平时都穿背心裤衩。这种装束有点抖不起来，不少半大孩子依旧春秋打扮，宁可热着。70年代以后，的确良衬衫与府绸衬衫形成高低之分，那时不讲品牌，上中学的孩子如果有一两件灰色的确良衬衫，不管是买的还是做的，都能招摇一阵子，心理感觉有如今天身着万宝路T恤一样。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白边儿懒”、回力、五眼棉鞋（1）

　　　　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都穿一种叫“懒汉鞋”的布鞋，后来又称“片儿鞋”。这种鞋廉价、方便，松紧口，提上就走。懒汉鞋也是泛称，细分起来，面、底、边都有区别，之间可以产生多种搭配和组合。　　　　
　　　　懒汉鞋的面，有灯心绒和布面两种；底有塑料、轮胎和布底三种，塑料底又有红白之分；边以颜色论，非黑即白。搭配起来五花八门，最具生命力的是红塑料底黑边条绒面的那种，至今不衰。白塑料底黑边条绒面的当年也很多见。轮胎底的懒汉鞋，无论什么边什么面，都显得土气，尽管结实，孩子也不爱穿。布底则都是家里奶奶姥姥一辈戴着顶针用针锥纳的，鞋帮也是自家缝制的，更为土气，且与流水线批量生产的鞋相比，款式及尺寸上很多地方不合规矩，穿着它出门，不异于村姑进城，孩子更不爱穿。当然，爱不爱穿是一回事，穿不穿是另一回事。最“拔份”的，是黑布面、白边、白塑料底的懒汉鞋，俗称“白边儿懒”。在如今四五十岁的北京孩子中，提起“白边儿懒”，无人不知不晓。当年上了中学，萌发了点招摇心劲的孩子，将这种鞋视为追求对象，一旦穿上了它，其他款式的懒汉鞋就不在眼里了。在中学，班里的规矩学生穿这种鞋的不多，他们大部分穿红底黑边条绒面或白底黑边条绒面这两款。用王朔的话说，“那些大点的，已知风情的，不那么正经的孩子更爱穿‘白边儿懒’。那就像今天妓女酷爱的黑丝袜，走在街上有一种求爱的暗示”。　　　　
　　　　到了80年代，红底条绒面黑边懒汉鞋还是最入时的打扮之一，但要与吊脚瘦腿蓝裤子和白袜子搭配。再后来，据说北京城里常能见到这样装束的大款：一身皮尔·卡丹西装，脚穿片儿鞋，手持大哥大，坐着人力三轮车。前两年，有个在日本定居的同学回来，他是1956年出生的北京孩子，我陪他逛了一趟王府井步行街。他感叹过王府井商业区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在新东安市场里买了两双懒汉鞋，一双是轮胎底的，一双是布底的，都比塑料底的卖得贵。这是后话了。　　　　
　　　　球鞋也是孩子日常穿的鞋种，并不拘泥于打球或别的运动。球鞋的种类更多，得数一阵子。除了前面提到的那种这两年又轮回过来的经典款式，还有若干种，不妨一提。　　　　
　　　　军用球鞋简称“军球”，又叫解放鞋。部队院里的孩子得近水楼台之便，脚上人人一双。这种鞋尽管不在商店出售，但部队指战员年年发放，以致流传甚广，军队大院以外有解放鞋的孩子，也很普遍。穿解放鞋无所谓年龄界限，十来岁到六七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