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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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杂院里没什么秘密可言，作家汪曾祺的女儿曾回忆说：　　　　
　　　　我们曾经住过的国会街五号的后窗外，是一个大杂院。我们习惯地管那儿叫“后院”，虽然我们的院子与“后院”并不相通。刚搬来时，邻居就告诫我们：别惹后院的人，尤其是那些“野孩子”！　　　　
　　　　搬来不久，发现后院的人真的跟我们不大一样。他们说起话来，从不轻声细气，一律横扯着嗓子，夹杂着各色脏字；酷暑时，那些已经结了婚、生过孩子的妇女大都光着上身，裸着一对丰满的或干瘪口袋奶，在院子里坦然地走来走去；从来没有听那帮孩子正儿八经地叫谁的名字，都是“三儿、四儿”的，或是亲昵的浑号。　　　　
　　　　后来我发现爸爸对后院挺感兴趣。每当写剧本或看书累了的时候，爸喜欢站在后窗前，不动声色地朝外看，看好半天。　　　　
　　　　后院的人在院子里做饭，用很大的蒸锅蒸很大的馒头和窝头，窝头里塞了很多的菜馅。主妇们抡圆了小臂用力在窝头上拍打出一圈规则的手指头印儿，远远看过去，挺像一件工艺品。爸说，这可是艺术，这样拍出来的窝头蒸出来才不会散。出锅时，满院子都是菜窝窝的香味，爸很夸张地做深呼吸，说他想像窝头一定不难吃。妈说他，“好像自己家吃不饱似的！”　　　　
　　　　有一次后院的一家在大铁锅里熬一大锅灰色的浆水，爸把我叫到窗前看，一边纳闷：“熬什么呢？”不一会儿，浆水发凝了，是熬淀粉。熬好了，把铁锅放在一个很大的洗衣盆里冰着；凉了，扣在菜板子上，好大的一坨凉粉！这家的主妇把凉粉切了，送到各屋去。不一会儿，就见各屋的大人孩子各自捧着加了盐酱的一碗凉粉，蹲在院子里呼噜呼噜地吃。爸先说，他觉得凉粉里加了辣椒油会更好吃一些，后来又发现，熬凉粉的和一个吃凉粉的不久前刚刚互相揪着头发打了一架，祖宗十八代都骂遍了。爸直乐：他们倒不记仇啊！③　　　　
　　　　不论住楼房还是平房，宽绰还是狭小，北京的绝大部分家庭，能自小独享一间住房的孩子是很少的，能分开性别居住，就算不错了。而老人和孩子一起住，甚至几代人同堂的现象，甚为普遍。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家当

　　　　屋里的布置，也大同小异。水泥地，白墙，电走明线，伞型白瓷灯罩里，是15瓦、25瓦，至多40瓦的灯泡。机关宿舍，家具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一次，在饭桌上，几个朋友就中央财经大学的沿革发生争执，在这个院子长大的高世英拿出了过硬的证据，他家的家具上印有两个单位的戳子，人大在先，从而“印证”了财大是自人大擗出去的一说）。三屉桌上摆着这些器物：菱形玻璃底座加绸纱布灯罩的台灯；搪瓷盘子里扣着开口带花纹的玻璃杯，上面盖着钩花白手绢；机械马蹄闹钟放在玻璃罩子里，每天晚上摘下罩子给它上劲；陶瓷或石膏的毛主席像得放在桌子中央，有的也罩罩子，有的石膏像下面还垫着四本“红宝书”（《毛选》）。五斗橱或带两个抽屉的小衣柜或书架上摆着电子管收音机。搪瓷茶缸子则随处可见，不少是作为纪念品发的，印着由五角星加一圈文字组成的图案。墙上除了毛主席像，必挂的还有月份牌，每天撕一张，每年换日历不换牌。桌子上铺着塑料布，床上摞着绣着一对凤凰或别的图案的缎子被面。那时候，挂窗帘的家庭是不多见的。　　　　
　　　　后来，公家配给的家具逐渐被折价卖给个人，折打得厉害，双人床、三屉桌、书架都不过几块钱，等于白送。到70年代以后，一些家庭或结婚或更新换代，开始从家具店购入新家具，家庭的色调略有分别。有个朋友还记得70年代一些家具的价格：箱子22元，大衣柜87元，五斗橱56元，双人床木头的47元，钢管的39。50元。他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有零有整，是因为他替他行将结婚的哥哥买这些东西，在西四家具店排了三天三夜的队。他说，下辈子也忘不了。当然，当中的两天一夜，他并没有亲自去站着，而是买通了一个蹬三轮车的替他排队，代价也还合算——　一盒飞马烟。　　　　
　　　　北京孩子，生活的质量大同小异，大体不离上面描述的生存环境。　　　　
　　　　六七十年代的孩子，玩归玩，折腾归折腾，家务活是不能不干的，而且样样都得干。2003年8月14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报道，把一个小学生学会洗衣裳挖出来当新闻，若在当年，这样的新闻应该颠倒过来说。　　　　
　　　　家务活之一—倒炉灰　　　　
　　　　那时家里的垃圾，以炉灰为主。家家都用蜂窝煤炉子做饭，7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替换成煤气灶，平房冬天仍得用炉子取暖。掏出来的炉灰，盛在破洗脸盆里，底下垫一张报纸，至少一天一倒。这活一般要落在孩子身上。单元楼虽设有垃圾道，但多半搁置不用。　　　　
　　　　垃圾站最初的设计是高出地面一米多，与拉垃圾的解放牌卡车持平。倒炉灰要上更高的台阶，所以垃圾站多半带有楼梯。后来改为升降式的，看上去有些自动化的意思。再后来又改来改去，直至今天的分置垃圾的红、黄、绿等颜色的桶，无所谓垃圾站了。炉灰也早被日常垃圾替代，　“倒炉灰”这个词也成了历史。当年的垃圾车，是带两个跨斗的解放牌或东风牌大卡车。后跨斗下面有一个固定的木头隔板，环卫工人都站在上面，穿着蓝色工作服，戴着口罩、手套和草帽，随车运转，不算违章。北京的大街小巷，天天可以见到以这种方式载着工人的垃圾卡车。　　　　
　　　　倒炉灰是一项简单劳动，不用学。孩子从低龄时就能干。有时候你倒我也倒，传染成呼啦呼啦一拨又一拨你来我往的壮观场面，有的孩子也不管家里的垃圾盆该不该倒。人人去时端着一个脸盆，回来就改成拎着了。有个朋友说起他们院垃圾站常有一个捡破烂的老头，用耙子钩出垃圾里的废纸，扔进背着的竹筐里。有的孩子倒完炉灰，有时候也顺手划一根火柴，趁老头不注意，把筐里的纸点着，让老人半天甚至一天的劳动所得付之一炬。　　　　
　　　　葛优小时候，也干过倒垃圾的活。他妹妹回忆说：“我哥有次倒垃圾，从二楼走到一层那几步路都懒得走，图省事，干脆把垃圾从阳台上往下倒，垃圾全落在楼下住家的门前，把人家气得够戗，上来告状。我哥还觉得自己怪聪明的。”④他确实聪明，自小能把生活琐事演成喜剧。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家务活（1）

　　　　六七十年代，还没有家用洗衣机，家家洗衣裳都用手搓。大人一般是在直径一米左右的大洋铁盆里支一个搓板，坐着小板凳或马扎搓。孩子开始洗不了大件，但也自很早起就逃不过洗衣裳这桩活。先是袜子、手绢、红领巾，然后是裤衩、背心，小学高年级以后，就无所不洗了。进了中学，再娇气的孩子也免不了自己洗衣裳，因为每学年长达一个月的外出学农生活，早把这类孩子逼了出来。　　　　
　　　　孩子洗衣服，一般不够“专业”，程序也经常乱套，洗不干净更是难免。不少孩子没有用洗衣粉的习惯，就用灯塔牌肥皂、药皂甚至洗脸的香皂蹭两下了事；有的孩子是一件一件来，即把一件衣服搓完，投毕，晾起来，再去洗下一件；也有的孩子洗过的衣服和没洗差不多，家长还得返工。但不管怎么说，洗衣服是当年绝大多数孩子必须体验的手工作业，也是一件多少年后说起来都值得自豪的事情。后来，他们气急败坏地教育自己的孩子时，都说过这样的话：“我从×岁就自己洗衣裳了。”今天十来岁的孩子，何止不会洗衣服，不会穿衣服、扣扣子甚至不会吃饭的孩子都大有人在。《光明日报》2004年4月23日的一则报道说：“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子，在中午吃饭时突然大哭起来，老师跑来问她为什么哭，这个女孩子一边抽泣着一边说：‘今天的鸡蛋太硬了，没法吃。’原来，以往每天带的鸡蛋都是她妈妈事先剥好皮的，而这次由于来不及了，没有剥皮。”　　　　
　　　　与衣服沾边的，是一些简单的针线活，如钉扣子。孩子的衣服扣子都挂不大住，掉了以后，无论男孩女孩，差不多都是自己钉，不少孩子有自己的针线包。有的孩子还能熟练使用顶针，甚而能蹬缝纫机。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一些孩子戴的黑纱，是买了黑绸布以后自己砸的。女孩子则大多自小就学着织毛衣。　　　　
　　　　家务活之三——收拾屋子　　　　
　　　　在家不干活的孩子，对这种活也不会陌生。因为学校轮流值日及不定期大扫除，都干过。　　　　
　　　　那时不兴装修房子，家里都是水泥地，用墩布擦。尽管是水泥地面，每天都擦，有的还蘸着煤油擦，差不多能擦出玻璃效果。当然，这与当年水泥的质量以及居民楼所用水泥的标号之高不无关系。墩布都是粗木头棍当把，墩布头是一堆破布条，用一种专门的铁夹子固定住。孩子多的家庭，今天老二，明天老三，天天擦地，一周也就轮个一两回。　　　　
　　　　收拾屋子，在很多家庭里，也是孩子的事。活不难干，但孩子下手不大稳当，免不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个杯子盘子之类的东西，为家长所心有余悸。　　　　
　　　　家务活之四——做饭　　　　
　　　　有相当数量的北京孩子，自小学三四年级起就开始做饭。这也是逼出来的，家长是双职工，院里没食堂，学校再不能入伙，那时不兴也不可能顿顿吃饭馆，不自己动手，就等着挨饿。他们人人可以写一本自己的做饭史。　　　　
　　　　有个朋友，自幼由其奶奶照料。小学四年级他奶奶去世时，哥姐或插队或工作。开始，吃饭瞎对付。某日，家里留下四毛午饭钱，他在小饭铺买了五个炸糕，这其实是该当早点吃的。孩子都眼大肚子小，他只吃了三个，就被噎得不善，连晚饭都没吃下去。他后来带着悔腔回忆说，早知如此，还不如买个黄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