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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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拨高层建筑的住户。当时的宿舍楼多为砖墙结构，外观无非红灰两色，有坡顶的，也有平顶的。宿舍跟着机构走的院子，有院墙与大街小巷隔着；专门的宿舍区，有院墙的似乎不占多数。无论有无院墙，一概以“院”相称。“我们院”、“咱院”、“后院”，是北京城外的孩子的口头语。前不久，当年和现在的一个邻居来电话，还问了一句：“院里怎么样？”　我理解，他指的应该是我们两家都已迁出二十来年的那所没有院墙的院子。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北京孩子生活成长环境（2）

　　　　从分布上看，复兴路上公主坟到玉泉路沿线，是军队大院相对集中的地带。玉泉路路北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路南有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五六家军队大院。复兴路南侧的另一条路上，还撒落着五六处军队所属的院子。高校大院则集中在北京的西北面。顾名思义的学院路，是一条坐落在西直门外的南北走向的马路，自南向北，路东依次为邮电学院、医学院、钢铁学院、石油学院，路西依次为政法学院、航空学院、地质学院、语言学院，这就是学院路上有名的“八大学院”。“文革”中，除钢院外，这些学校全部迁离北京，钢院也已经在云南踩好点，据说是周恩来的一句话，把它留了下来。那时的学院路，一度名存实亡。其他一些院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民族学院、外语学院、工业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排列在学院路西侧、与学院路平行的白石桥路和海淀路上。　　　　
　　　　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则散布在城外各处。从西便门到阜城门以西，推进到木樨地、三里河、百万庄一带，就分布着国务院、华北局、中央机要局、广播事业局、全总、轻工业部、新华社、公安部、中央政法干校、铁道部、国家计委、中科院、商业部、物资部、一机部、二机部、国家建委、六机部、二炮、北京市政、建工、物资诸系统等单位的宿舍。1958年以后，北京城外陆续建起了若干片居民楼群，如和平里、虎坊路、古城、水锥子、龙潭、垂杨柳等小区，作为各种机关的宿舍。一些占地颇广的小区，又形成区中套区的格局，如和平里地区，分为1…14　区，分属化工部、煤炭部、劳动部、文化部、林业部、轻工部、中直机关等单位。百万庄一带是按子、丑、寅、卯……来划区的，除申区系部长们住的两层小楼外，其他各区，分属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一机部、国家外文局等机关的宿舍。有些规模庞大的部委，则自划其宿舍区，如铁一、二、三区等。　　　　
　　　　六七十年代，大家都在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其中有一条的第一句是：“我国有七亿人口。”我们也可以接着毛主席的话说：“北京有七百万人口。”1964年，北京实有人口（含远郊区县）为759万，1982年为923万。如果除去接近半数的郊区人口，六七十年代，北京市市区人口也就在四五百万之间，这个数字略高或者相当于今天北京市的流动人口数。那时，除了少数家庭的保姆，北京几乎没有常住的务工流动人口。过于数字化和概念化的东西难以说明问题，形象一点的描述是，那时，居委会小脚老太太，对管片住户的人头状况烂熟于胸，摸得底儿掉，外地人来京探亲访友，要报临时户口；那时，除了公园、闹市区等场所，大街小巷里，轻易见不到外地人，公共汽车上外地人占的比例也极少；那时，上班和上学的时间，居民区周围经常是静得出奇。胡英兰是低我两级的一个系的同学，她和我说起过，上小学时，有一回没做到“三带　”（水碗、手绢、红领巾），回家去取，从街面到院子，一个来回，看不见什么人，只有两个老太太在洗菜，一派都市通幽的景色，其意趣，竟让一个小学生难以忘怀，记住了二三十年；1969年…1972年，大批机关干部作为“五七战士”划入军事建制奔赴干校，家属“随军”，不少宿舍楼里空着大量的屋子，有的实住率甚至低于半成；倘再加上一茬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军，北京市的人口密度是相对很低的。　　　　
　　　　上面所写的，大概可以粗略地构成一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城市、交通、居住、人口等方面的鸟瞰图。当年的北京孩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和成长着。　　　　　
　　　　注释　　　　
　　　　①　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②　邓云乡《百年东长安街》，载《水流云在琐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③　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④　林株《建筑师梁思成》，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⑤　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一版。　　　　
　　　　⑥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⑦　叶圣陶《一九七六年日记》，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二期。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复课闹革命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但恢复高考制度的通知，则是在差两天整整十年之后的1977年10月12日，由国务院发布的。以至1978年到1979年间入学的高校学生（1977、1978、1979三级），年龄跨度在十多岁，从十八九岁到三十出头。历史的误会让他们成了同学，坐在一间教室里读书，这是空前绝后的一景。　　　　
　　　　复课以后，“北京孩子”的走势，大体是这样的：1959、1960两个年龄段的孩子同时进入小学（195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1973年五年级结束时提前毕业，升入中学）。1953、1954两个年龄段的学生同时升入中学，他们后来被泛称为69届和70届（初中毕业）。1952年以前各年龄段的学生，是在“文革”前上中学的，被称为老初一到老高三，统称老三届。老初一以上，加上69届，这几批学生复课后没上几天课（69届学生只在中学呆了一年多），其实也没什么人有心思上课。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的号召，被陆续发到陕西、山西、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农村落户，少数人参军，只有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或借口“幸存”了下来。70届毕业生是最幸运的，除了走后门和前门自愿参军的，被一刀切，留在了北京的工厂里。1971年起恢复高中，71、72两届初中毕业生中的少数优秀分子（分别为1/10　、1/5）成了“时代骄子”，被选拔升入高中，多数人直接就业；但上了高中的，毕业后也大拨发到郊区农村插队。73届以后，高中升学比例不断增高，直至百分之百。高中毕业后全部到郊区插队，几年后返城就业，特殊情况（如独生子女等）例外。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两到三年以后。复课后，北京市实行的学制是小学六年（1974年以后改为五年，当年该上六年级的同学“戴帽”在原来的小学读初一课程，次年转入各个中学与前一级同学同步），初中三年（1971年以后逐步恢复高中），高中两年。若以中学毕业而不是岁数为限来划分“孩子”的概念，老三届以及69、70、71、72届的同学们，都程度不同地提前结束了“北京孩子”的时代。　　　　
　　　　“文革”前，北京的中小学有等级之分，中学还有男、女、混合之分。“复课闹革命”以后，各类等级自动取消，也不再有入学和升学考试一说。1953年到1963年出生的北京孩子，无论毕业于哪一所中学，都谈不上是一段值得炫耀或妄自菲薄的经历。因为当时的中学生一律以居住点为单位，按片就近分配入学。　　　　
　　　　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学校，历史不一，规模不一。城里老牌学校的历史，可以前溯百年之上，至少也是二三十年代的产物。例如有名的北京四中，发端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的顺天中学，再过两年，将是她的百年校庆，有四中之名，也是民国元年（1912）的事情。解放后，陆定一和郭沫若都题过“北京四中”的校名。又例如与四中相距不远的西城区福绥境小学，可以追溯到鲁迅出生那一年（1881），当时叫八旗第三小学。崇文区的汇文中学，更有长达130年的历史。城外则差不多都是五六十年代新建的学校，全面恢复高中及小学缩短学制后，中学一时爆满，迫使一些小学升格为中学，如三里河四小就摇身一变，成了214中。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是214中的头拨学生，还参与过学校最初的基本建设（砌围墙）。但学校的历史与它的质量，并不一概成正比。圆明园边上的101中学是解放以后建成的重点学校，所以叫101中，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郭沫若给命名的，意思有点夸张——这个学校培养的学生，成绩要超过100分；另一说似更可信一些，即再建一所重点学校，番号已不可能靠前，索性另从一个百位数数起。郭沫若确实题写了校名，校歌也是他作词，由李焕之谱曲。　　　　
　　　　阔气一点的学校，有相对正规、配置齐全的教学楼和操场，甚至有“东西校区”或“南北院”之分；差一点的，则随处将就了。当年北京有不少学校，因地制宜，安在庙堂里。月坛二小的校址，是月坛公园里的大庙；宽街小学的校址，是僧格林沁的祠堂；北京三中的校址，是祖大寿的家庙，7路公共汽车在附近有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