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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底金字-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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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电影是莫名其妙,
罗马尼亚电影是搂搂抱抱,
朝鲜电影是又哭又笑,
越南电影是飞机大炮,
中国电影是新闻简报。
这个形容直至70年代初,大体不离谱。《卖花姑娘》放映时,要带着手绢进电影院,它赚得了大量中国观众的眼泪,《卖花歌》也唱遍了全国。但孩子爱看的,起初还是悬念四伏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后来朝鲜反特片《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被引入,立时抢了阿尔巴尼亚电影的风头。《看不见的战线》初映时,要看这个片子,不付出半天时间甚至半夜起来的代价去排队,是买不到票的。那时候,在孩子眼里,最“ 来劲”的电影有两类——打仗的和抓特务的。去看没看过的电影,先打听:“是打仗的吗?”
当年的孩子,都不是追星族,说起来也无“星”可追,他们“追”的是电影里的人物、情节和台词。王朔说:“除了生活中的活剧,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电影了。”《侦察兵》上映时,我们院有个孩子刚从电影院出来就说:“我得再看四遍。”意思是要凑足了五遍。这句话显然不是冲着王心刚去的。导演英达说,《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他各看了五十多遍,加起来就是一百多遍。上大学时,有一次教学观摩《地雷战》,坐在旁边的一个同学一直走在电影情节的前边,一句跟着一句说台词。角色尚未开口,他先说出来,角色说上句,他接下句。上面罗列的那堆电影中的大部分片子,可以说,他们都看了不知多少遍,或者说,N遍。
生活中的电影“含量”
电影对那几茬孩子的生活乃至一生的影响;如今的电影导演冯小刚自身的体会是:
正是从小受到《半夜鸡叫》的熏陶,不知不觉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日后当我成为一名电影导演时,才会对喜剧情有独钟;才会充分地意识到想象力的重要性。
在我的记忆中,《半夜鸡叫》是我在礼堂里看过的最好的一部低成本的影片。毫无疑问,也是礼堂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那么喜欢王朔的小说?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王朔与我同是五八年的狗,想必他也在他的礼堂里看过《半夜鸡叫》。少年时的他,看到地主学鸡叫,肯定也是乐得前仰后合。③
我就冯小刚的感觉问过几个“五八年”前后的,当年也在他们的礼堂看过《半夜鸡叫》的孩子,皆缺乏艺术细胞,上升不到他那样的高度。最高的评价是,这个电影是不朽的,五十年以后还会有观众,但喜剧价值有限。
这种影响看上去有点虚,更实际的例子是最近有个当年住车公庄新华印刷厂宿舍(和冯小刚成长的北京市委党校宿舍相距不远)的孩子被请到电视台聊电影,小时候看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片头是一个雕塑游击队队员像的过程,这些镜头对这孩子的触动,竟是拿定主意长大了去当雕塑家。他还真实现了这个梦想,如今成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副教授。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看电影的故事(1)
冯小刚提到的王朔,在他写的小说《看上去很美》中,连回忆带反思带举例:
那时我们院操场天天放电影,集中放映苏联电影和批判电影,所谓批判电影就是“文革”前十七年拍的所有电影。我们不知道这些电影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内容,只是如饥似渴地吸收那里面的人物性格和只言片语,就像学习自己的神话传统和古老方言。那使我们看上去似乎变得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化的部落,从电影起源,长出自己的根。那几乎、差点发展为一门可用于交际流利表达思想的外语,你要不懂,就没法跟我们相处。
当你站在一个高处,心情很好,打算抒抒情,你要说日语:兔子给给妈耶。或者:人民万岁。
当你想往下跳时,在空中要喊“瓦西里”,落地之后不管是躺着还是站着都要说一句:布哈林是叛徒。
困了,想睡觉,上了床,要对自己说:就这样,在地上,盖着别人的斗篷,睡着无产阶级的导师。
别人问你刚才说了什么,你要回答:好像是世界革命万岁。
别人看你,你要告诉他:看着我的眼睛,叛徒的眼睛。
要是有人热情地搂住你,你一定要说:面包没有,牛奶也没有。
那人就会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称赞别人你必须竖起一个大拇指,瞪圆眼睛:高,实在是高。
想让别人信任,你只能说:皇军不抢粮食,不杀人,皇军是来建设王道乐土。
逼问一个人:在人民政府面前抵赖,没有用。
表示有路子: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要钱。
叫谁滚开:黑不溜秋靠边站。
叫谁站住:二曼,接枪。
把事情办砸了:这一下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了。
安慰朋友: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
变本加厉:别说抢包袱,还要抢人呢。④
这些日常生活的代用语,多出自《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电影的台词,其实都非批判电影,只能说王朔遣辞欠严谨。台词成了潜台词,是电影融入孩子生活的一个重要体现。远不止这几句,甚至最流行的台词,王朔还没有提到。像“让列宁同志先走”(《列宁在1918》)、“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闪闪的红星》),至今还大有人在说。他如“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宁死不屈》)、“塞里姆,到了这种地步!”(《海岸风雷》)、“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渡江侦察记》)、“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地道战》)、“下吧,下他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战洪图》)、 “有阿司匹林吗?”(《广阔的地平线》)、“天灵开,地灵开,妖魔鬼怪快离开。”(《森林之火》)“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地雷战》)、“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打击侵略者》)、“你拿的是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阿丽拉》。”(《看不见的战线》)、“冲上去的,赏三两大烟土!……”(《突破乌江》)、“谁火、火、火了?”(《秘密图纸》)、 “万山大叔在马棚呢!”(《青松岭》)、“我一句话不说两遍。 ”(《多瑙河之波》)、“你是我党有自觉性的党员。”(《列宁在十月》)、“已经是人家的人了。”(《摘苹果的时候》)、“白花花的大米,倒在老汉的口袋里喽!”(《卖花姑娘》)、“都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铁道卫士》)、“鸡都叫了!”(《半夜鸡叫》)、“ 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呦。”“看在党国的份上,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南征北战》)、“李向阳在哪儿?”“老乡们,快出来吧。”“今天给你们上堂政治课。”“不理他,看他怎么办!”(《平原游击队》)……都成了孩子生活里的常用甚至必用的语言。墨索里尼是强词夺理的代名词,塞里姆是一个人窘况的代形容词。说一句“你就跟墨索里尼似的”,或者“塞里姆——”,没有人听不懂。不仅是台词,有的字幕、旁白,像《列宁在十月》里的“过了半点钟”,“又过了半点钟”,《地道战》里的“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该看看咱们的本事了” ,也都是北京孩子挂在嘴边的日常用语。
流行歌曲,曲子是电影音乐,词都被改了:
老乡,快跑——鬼子就要进村了——(《地雷战》)
钱广赶大车,孙福捎点货,榛子、蘑菇、大倭瓜……(《青松岭》)
六百工分二十石大米还有现钱,方方的脸蛋说命她身体结实,厚厚的嘴唇说明她不爱说闲话。娶过来吧,娶过来吧,快挣工分。(《摘苹果的时候》)
孩子的外号,也尽是电影里的人物:
松井、老狐狸、六百工分、翻译官、周扒皮、马小飞、解老转、白桃花、顾调度、布哈林……
流行的顺口溜,也拿电影作文章:
我叫小铃铛,家住槐树庄。左邻白毛女,右邻李双双……
双抢李向阳,坚决不投降。敌人来抓我,我就爬城墙。城墙有地道,我就钻地道。地道有张纸,我就拉泡屎。拉了屎,仍了纸,敌人一冲锋,踩了一脚屎。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看电影的故事(2)
有一阵子,流行这样的游戏:孩子分两拨,每天晚上出来“对电影”。一拨孩子先说出一个电影名,另一拨孩子说出另一个片名,其中的一个字与前一部电影名里的一个字必须一样。你说一个,我说一个。很多孩子在下午就大作准备,查书,问大人,搜集尽可能多的电影名,研究先说哪一部片子对方不易对答。做这样的游戏,导致有些片子即使没看过,孩子也多闻其名。有时为了确认一部电影是否存在的证据,能吵到半夜。
更多的时候,是稍大的孩子聚在一起议论老电影,从情节到演员到演技。晚几茬的孩子也跟着瞎听。有的大孩子甚至翻腾出了诸如《渔光曲》、《春风回梦记》、《桃李劫》、《小城之春》这样解放前的老电影和蝴蝶、陈云裳、黎莉莉、郑君里、费穆这茬演员。他们也没看过,多是转述家长的记忆,或者从书上搬来的。像《战上海》、《寂静的山林》、《百万英镑》、《攻克柏林》、《州委书记》、《流浪者》等不计其数的片子,60年代出生的孩子都是先从那些大孩子聊电影时,听到一鳞半爪,若干年后,这些电影解禁,或内部放映时,才看上。
电影中的许多情节也被孩子模仿于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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