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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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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袁交恶就在这上面。冯对袁称帝,内心虽不以为然,但以二人之关系,袁如能交底给他,也未必不能得其谅解。但袁偏偏矢口否认,甚至编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让冯信以为真,并亲自代袁向报界辟谣。因此当袁以密电指示各省帝制进行机宜时,冯觉得袁对他的种种优礼,不过是耍手腕而已,自己则受到了袁的愚弄。冯秀才出身,自尊心强,受辱后内心很自然生出一股怨愤之气,加上梁启超的策动,冯遂在关键时刻联络长江各督,挑头怠工,反对帝制,使袁筹划的整盘棋局步步被动,动弹不得,导致了袁的最终失败。徐世昌亲历此事,他的说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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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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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制风传甚盛时,六月间冯入京谒见项城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行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项城说:“我绝对没有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又说:“北洋军队暮气沉沉,有事时便不能用,你在南京要好好整顿,我们自家人总应当团结,保持我们的实力,你既然来到北京,可与相国(徐世昌)、芝泉(段祺瑞)等筹划一番”等等。此次项城说话甚多,对冯抚慰备至。冯退出后,忻然密告我。冯回南京,相信袁决不做皇帝了。等到帝制揭晓,(冯)以为受袁欺骗,倘若袁正位,自己的脑袋将要保不住,所以此后与西南暗通声气,以防阻帝制。冯在南京有实权,其势力固然不可轻侮。王(士珍)则以黄老之学依违其间,一面听任袁所为,一面则偏袒于冯(王素来不倾向于段祺瑞)。在项城左右,以新势力尚未养成,不得不勾结张勋、倪嗣冲(此时倪尚未投靠段)等极旧派以抵制段、冯,某公子(袁克定)皆主其谋。而项城遂陷于孤立,以至失败。74
徐世昌这段话中透露出北洋集团分裂的另二个原因:一个是袁氏培植新生力量的做法引起了老北洋们的忧虑和不满,离心作用由此产生。一个是袁利用北洋内部的矛盾,使部下互相牵制,结果反而使老部下都疏离了他。而冯国璋在得知袁氏本意是想称帝之后,还担心自己不赞成帝制的立场,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会惹来杀身之祸。
其实,冯国璋等对“君主立宪”问题无可无不可,并无定见。当时的《申报》曾报道冯对袁的建言:“南方一带闻改革国体之说,并非不肯赞成,但是多以为(称帝的)时间问题,尚有可以研究的地方。将来,大总统将中国治理到由弱转强的时候,则天与人归,恐怕大总统虽然想要避让,都避让不开了75。”而且不光北洋内部,即使梁启超,也并非坚持只能实行共和。他在抨击帝制运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中,也曾认为,“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之无穷76。”梁氏的意思,也是假以时日,袁将国家治理得强盛之后,功在国家、社稷、人民,那时天与人归,称帝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此刻国家元气未复,内忧外患重重,称帝不惟不合时宜,而且会将国家拖入危机。但“袁氏与我和冯将军谈话时,皆矢口誓言不肯为帝,他的话也甚为恳切77”;甚至正言厉色对冯国璋说:“听你这番话,仍是在我身上打主意。我第四、第五个儿子在英国留学,我已经要他们在英国购买了少许的田园,假如将来有用这等事逼迫我时,我只有直接远赴外国,在那里经营菟裘78,退隐终老了79。”
据当时的《中华新报》报馆编辑的《共和军纪事》中的统计资料,当时中国陆军统共不到五十万人,而中央政府所辖或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军队总计约四十四万人,而反袁的云、桂、黔三省兵力仅有三万七千多人,不足中央军力的1/1180。所以护国军方面,绝无席卷中国,直捣北京的实力。任何战争,从根本上讲,打的都是钱和资源。西南三省,落后贫瘠,其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撑一场全面、持久的战争。首先他们就越不过冯国璋这一派势力所控制的长江一线,所以打来打去,也还是出不了川、滇、黔、湘各边,这还是在冯、曹等人勒兵不进,养寇自重的方针下才能维持的局面。护国军方面惟一的胜算,就是通过发难,在与北洋军相持一段时间后,使原来隐伏的矛盾公开化,而更多犹豫观望的省份能够加入反袁的阵营。应该说,西南方面这个战略的成功,多一半要归功于冯国璋。
在广西宣布独立后三天(3月18日),江苏将军冯国璋、江西将军李纯81、浙江将军朱瑞82、湖南将军汤芗铭83、山东将军靳云鹏84即联名密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立场与西南一致。这五位将军手握的兵力约十万七千万人,而长江中上游的王占元85、陈宦86和前敌督师的曹锟还辖有约七万军队,他们与冯等暗通着声气,对局势持观望态度。这样,北洋军队的一半,袁世凯实际上已指挥不动了,北方的部队已不够应付局面,继续打下去,不仅全无胜算,而且很可能酿出更大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袁不得不面对现实,3月17日,袁召“智囊”梁士诒入府,商量撤消帝制的事情。
既见,袁以案头上的文电交先生阅看。其一,为康有为劝袁撤消帝制,世所称“慰庭总统老弟大鉴”的详细函电。其二,为天津徐世昌来函,有“在今天尚可转圜,失此机会将没有(转圜)余地”之语。其三,江苏将军冯国璋、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五将军联名电请尽快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的电文。其四,驻日公使陆宗舆密电,说大隈首相与各大臣及元老,借宫宴之便,开御前会议,专为对华问题,认为时机已到,有自由行动,派兵进驻中国要地,以免妨害东亚和平的报告。其他则为滇军反攻,占江安、复占南川;黔军攻克湖南永祥,及滇军攻克綦江、泸州,纳溪大战,张敬尧受伤等军报。又有各省反对帝制电文一束。先生阅文件完后,与袁对坐一方桌两边。袁以手指蘸着茶水沫,在桌上涂画,如某方情形如何,某人变动如何,应付得失如何,涂满后用纸擦去,这样作了三次,最后说:“事已至此,我的意思定了!今后分数段进行。撤消帝制后,中央政事由徐菊人(世昌)、段芝泉(祺瑞)担任。安定中原军事,由冯华甫(国璋)担任。君为我致电二庵(陈宦,时任四川将军),嘱其一面严防,一面与蔡松坡言和。君与卓如(梁启超)有旧,,以私人情谊,请他疏通滇桂,并回复长素(康有为)电函,请其婉劝卓如。倘若有办法能令国家安定,我无论牺牲到何种地步,全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计议既定,乃邀请徐世昌入京。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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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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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所有因素中,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五将军密电”,而促成者,冯国璋也。所以冯国璋在护国战争中实在是主导大局的关键性人物,冯支持袁,则西南不难平复;冯支持西南,则北洋必陷入巨大分裂,导致全面内战;冯不作左右袒,则西南、中央成不战不和之僵局。所以,袁与其说是败于蔡锷的起义,莫如说是败于冯国璋的抵制。而这都是由他自己造成的,待人不能以诚,而靠玩弄权术,自欺欺人,是促使北洋集团分化离心的催化剂,这是袁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
袁世凯是个头脑精明、心思细密的人,为何决策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他为什么会对北洋阵营内部的危机失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己往绝路上走?这就不能不涉及专制政体下的一种独有现象了。袁世凯混迹政界三十余年,到了民国初年已经登上了大总统的高位,按理说,已经是一个政客所能达到的巅峰了,但作为政治人,其追求从本质上说就是没有止境的。当了总统,还想连选连任;连选连任还不过瘾,就再搞个终身制;终身制也办到了,但还是不能够满足,想要把这种尊荣一代代传诸永久,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当皇帝。其实就算是做了皇帝的人,也还是不能满足的。翻翻中国的史书,历朝历代的皇帝中,为了永享荣华富贵,追求长生不老而服食丹药,中毒身亡者多矣,即使英明睿智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者,也不能免俗。读历史读到这种地方,不能不废书而叹,人内心的欲望真是望不到底的深渊呢。
唐德刚先生在其力作《晚清七十年》中,论及帝制运动时,有一节关于“真小人”和“伪君子”的精辟论述,颇有助于我们探寻袁世凯失败的原因,这里不妨摘录若干以飨读者: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
可是一个野心的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主席”、“总统”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圈内,做“伪君子”无伤也!您千万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为在政治圈内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伪君子呢?大家都是一丘之貉,狐鼠成群,尔虞我诈;兵来将挡,水至火迎,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伪君子有啥稀罕?为啥要大惊小怪呢?!
“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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