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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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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未稳之际,就忙不迭地复辟帝制,自己授人以柄,促成了反对派的大联合,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是他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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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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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上,袁起初也并没有把蔡、唐等人的起事看得多么严重,“二次革命”时,国民党人控制的五六个省曾同时宣布独立,军队有十几万人,北洋军一出动,不过一个多月时间,就被荡平了。云南地处边荒,是个穷省,滇军也不过万余人,力量远不如当年的国民党人。所以,袁世凯认为蔡、唐举事不足为患,旬月之间,不难平定。如果北洋集团此时仍旧团结,袁应该是有成算的,但在“二次革命”期间率兵接收了国民党地盘的北洋军头们,现在也都是盘踞一方的都督、将军了,袁世凯“废督”、“军民分治”的政策,同样损害威胁到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况且这些人还不如党人有所谓“主义”、“理想”,他们的目的十分现实,就是当官揽权发财,因而对袁之所作所为也有很深的忧虑和戒心。西南倡义,他们因均系袁多年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虽不便积极地参与响应,但却对袁的措置消极怠工。而当形势明朗化后,也借着“帝制不合时宜、人心”为名,加入墙倒众人推的行列。尤为关键的是,这些人盘踞着长江中下游各省(江苏、江西、两湖、四川等省),袁要想在军事上很快收功,非得到这几省督军的全力配合支持不可。“长江五督66”一怠工,北洋即使有力量荡平西南,劲儿也使不上了。更何况这些人不但不出力,反而与西南密电频传,暗通着款曲呢。这是袁世凯所万万没有料到的。
而且在实际上,护国战争也真就没打几场硬仗,实际情形是,明里暗里,或声讨,或调停,各种通电满天飞,“口舌战争”打得远比实际战斗激烈,几乎可以说是辛亥武昌、癸丑赣宁两役的翻版。为此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战争的进程。
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军第一军,总计不过四千多人,为滇军精锐,也是护国战争中的主力。这支部队在宣布独立之前,即已陆续开拔,12月20日出发,约一个月后(1916年1月17日),抵达四川叙府,与北洋方面伍祥桢的混成旅和川军巡防营接战;四天之后,攻占叙府。
第一军的右路由戴戡率领进入贵州,1月24日到达贵阳。因事前有约,又经过一番运动,1月27日,刘显世67以贵州都督的名义通电独立。贵州独立,兵不血刃,解除了云南的腹心之患,使云南正面有了很大的缓冲区域。之后,戴戡率领一营滇军,两团黔军北经遵义前往四川,2月2日,在綦江一带与北洋军交手。
在北洋方面,实力大大超过了滇军。北洋兵分三路,一、二路总司令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虎威将军曹锟,下辖五个师,约三万人,在兵力上占着绝对的优势。但确如袁世凯、蔡锷所言,北洋军暮气已深。接到出征命令之后,这些部队(包括非北洋系的杂牌部队,如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等)或索饷要挟,或逗留缓进,与中央讨价还价;在开赴前敌的过程中,一路上强征夫役,虐杀无辜,抢劫商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军纪荡然。叙府失守后,袁又调集五六千人,围攻叙府,而此时叙府前线的护国军兵力仅千人,经过一周激战,北洋方面竟然全线溃退。无怪乎蔡锷有滇军一师可抵北洋数师的判断,毅然起兵反袁呢。
2月2日,原为蔡锷部下的刘存厚(时为川军第二师师长)经蔡等运动后,率所部川军三千人于泸州附近的纳溪响应蔡锷,宣布独立,并导滇军入川。2月5日,护国军开始攻打泸州,但8日北洋精锐张敬尧部赶到增援,激战后护国军败退。此时,曹锟坐镇重庆,其精锐张敬尧、吴佩孚等部兵力有两万余人,护国军所部不过五六千人,双方激战相持至26日,北洋军增至三万,而护国军则饷械不继,又经数日阵地战,3月6日,蔡等率部撤退。
在叙府方面,2月29日,北洋冯玉祥等部乘护国军兵力空虚之机,猛攻叙府,3月2日,护国军放弃叙府。但冯玉祥占领叙府后,即按兵不动,骑墙观望。
右路戴戡部,曾一度攻占綦江、江津,北洋军则固守待援。护国军中路败退后,泸州方面的北洋军增援綦江,戴部寡不敌众,退守黔边。在湘南、川东一线,没有激烈的战斗,两军一直处于相持状态。
所以,整个护国战争的兵戎相见只持续了一个多月,此后双方相持于川、黔、滇、湘边界,而四川督军陈宦、前敌督师曹锟等不仅没有乘胜追击,反而顿师不前,与蔡锷达成了停战协议。有了这一个多月的相持不下,也就为形势的变化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经过梁启超等人的运动,广西于3月15日通电独立,而被袁任命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龙觐光68所部连同军械饷银均被陆荣廷69缴械。此后局面即直转急下,颇为类似于辛亥年武昌两军相持,各省纷纷独立时的那种局面。而这种局面的造成,与其说是护国军的战斗力所致,毋宁说是北洋将士不肯用命,以当年袁氏治清廷之道,反治其身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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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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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广西宣布独立后,西南各省,群情益烈。中央前敌诸将,又受江苏督军冯国璋及段祺瑞等人的密旨,顿兵不前,日日向袁政府索取粮饷军械。袁世凯派阮忠枢前往徐州游说张勋,想要调张勋的兵南下。张向阮陈述“四不忍”之旨说:“容忍纵容长子,图谋复辟帝制,密电岂能戡乱,国本因而动摇,不忍一。赣宁(即“二次革命”)乱后,元气亏损,无开诚布公之治,开奸佞尝试之门,贪图(一己)尊荣,将国家当作赌注,不忍二。云南不安定,兄弟阋墙,(内战造成)寡妇孤儿,生灵涂炭,地方夷为灰烬,国家养兵,反而祸乱了自己,不忍三。宣统的名号,依然存在,却妄自称尊,惭负于隆裕皇太后,活着不齿于世人,死后也会受到历史的诛伐,不忍四。”阮无言以对,回京复命,袁于是更感到武力解决已不足为恃了。70
不忍言而言,表明了一种态度,跟从自己最久、最听话的张勋竟然也是这种态度,袁世凯的心这下子是一凉到底了。段祺瑞、冯国璋等均是小站练兵时的骨干,也是北洋集团中的最重要成员。在辛亥革命时,冯国璋力克汉阳、汉口,重创了湖北民军,遏阻了革命党的势头;奉调回京后,冯一手控制住了由旗人组成的禁卫军,使清廷失去了武力抗争的最后凭借。段祺瑞继冯国璋出任湖北前敌总指挥,秉承袁世凯的意旨,一面维持前线不战不和的局面,一面联络北洋各将领,联名通电威逼清廷退位。袁世凯能够顺利成为临时大总统,冯、段二人出力最多,功劳最大,也成为袁世凯之下最有势力和影响的北洋军头,但也因此渐渐受到袁的猜忌。袁与段的交恶,已在前面交代过。袁与冯,原本关系很好,甚至为冯续弦,两家由此结成了通家之好。据袁静雪回忆,其事经过如下:
冯国璋从小站练兵起就跟随我父亲做事,后来经过我父亲的不断提拔,到了民国初年,直做到了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雄踞东南,手握重兵,成为我父亲手下的一员大将。有一天,我父亲在晚间上楼后,看见几个姨太太和我俩正在他的卧室里闲谈,便和我们说:“今天冯华甫来了。”我不知道华甫是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我父亲说明了以后,接着问我俩,“你们应当叫他什么?”二姐迟迟疑疑地说:“叫世哥。”我父亲笑着说:“不是世哥,是四哥。”由这一称呼看来,我父亲对于冯国璋是怎样看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里还应该插叙一下冯国璋和我们老师周砥结婚的一段故事。周砥,字道如,家住天津(并不是天津人),曾教过二姐和我读汉文,及至我们搬进了中南海,她虽然已经不在万字廊的专馆里担任课程,却由于她和三姨太太相处得很好,所以仍然常来常往。她是一个老姑娘,曾经声明过不再嫁人。那时侯,冯国璋断了弦,他原想再要一个姨太太,所以就叫他的儿子到北方来物色。谁知他儿子错会了意,竟自和周家说定了。当他回到南京复命的时候,冯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娶太太做什么。”因此不肯应允。周老师的弟妇周四太太平素和六姨太太最好,就到北京来求我父亲从中说合,这才定局。随后,由我父亲代为置办嫁妆,并派我的姓武的保姆作为陪嫁的老妈,此外,还派了男佣人护送着周老师到南京和冯国璋结婚。结婚以后,周老师有时回到北京来,还把我家当娘家走动,我们也都改了称呼,叫他“四姐”。71
袁的秘书夏寿田也曾谈到过,帝制运动初起时,袁对进京谒见的冯国璋优礼备至,甚至连冯的饮食习惯都很熟悉。
某日,本人(夏寿田自称)同袁一起早餐,有牛奶酪,袁令差官打电话问冯上将军早上起来没有,命将这碗奶酪送过去,说是冯上将军爱吃的,总统今天早上正在吃,便想起上将军,特地送来。又一日,同袁一起午餐,有大碗红烧猪蹄膀,袁说:“这是华甫爱吃的”,又令差官电话告诉冯上将军等等再吃饭,总统就送菜过来,佐以大馒头四个,说是今日午饭,知道这道菜上将军爱吃,所以送过来。又赠送周夫人(周砥,字道如,冯国璋夫人)礼物甚厚。冯觉得总统把自己当作自家人,所以体贴如此。72
袁与冯的关系,原属亲密无间,“袁公倚公(即冯国璋)为长城73”,“二次革命”时以冯部为主力出征南方,击垮国民党后,即由冯及其部下分别接任长江中下游各省都督,冯由此成为北洋集团中握有武力的最大地方势力。但袁做总统以后的最大毛病,就是待人不能以“诚”,冯后来与袁交恶就在这上面。冯对袁称帝,内心虽不以为然,但以二人之关系,袁如能交底给他,也未必不能得其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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