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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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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芟碛茫毡救苏媸嵌裣虻ū呱徊蛔觯恍荩�1895年10月，日本以闵妃的老对头——大院君的名义，发动政变，杀死了闵妃，组成了亲日派政府，史称“乙未事变”。俄国自然不肯坐视，1896年2月，袁世凯原来的老对手、俄国公使韦贝与亲俄派大臣李范晋、李完用等将高宗李熙诱入俄国使馆，置于俄国保护之下。国王在手里，俄遂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重新组成了亲俄政府，并通过一系列与日本的双边谈判和协议，实际上将朝鲜置于俄日共管之下，两国享有对等的权益。而在暗中，俄国还同朝鲜政府签订了秘密协定（1896年6月于莫斯科），保证保护朝鲜国王，向朝提供军事、财政援助，并许诺在朝鲜发生重大事变时予以军事援助。俄国还取得了训练朝鲜新军，管理朝鲜财政和海关税务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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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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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以战争流血换来的成果，就这样让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弹地轻易攫了去，心里面那种刻骨的怨毒和仇恨是不难想象的。为此，日本人又像当年针对大清国那样，开始了为时十年厉兵秣马、卧薪尝胆的备战活动，日、俄之间的这场对决是避免不了的，原因就在于“大陆政策”与“黄色俄罗斯计划”在满洲和朝鲜的大撞车必不可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问题，邻近国家的强大本身就构成对自己国家的威胁，这一点我们的祖先早已看到，所以才会有“远交近攻”的古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残酷事实。什么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看当时的清廷和朝鲜就知道了。所以读者千万不要天真到相信国际关系中有什么“友好”、“信义”可言，国际政治背后起作用的就是国家利益，支撑着外交谈判的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妥协不了就要在战场上见高下，战败者只能任人欺侮和宰割。晚清带给中国人的最大教训就是《书经》中的那句古老箴言：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落后、愚昧、衰弱和内乱，必会招致外敌的觊觎和攻击。庚子事变后的中国和东北就是活生生的一例。
12月22日，袁世凯已经摸清日本为了东北不惜一战的底牌，故致电外务部，提出日俄如果决裂，中国应采取局外中立的方针。12月25日，日本外相小村密告中国驻日公使杨枢，日本已经备战；日本外务省同时通知驻华公使和驻沪领事，要他们将此事通告主管外务部的庆亲王和两江总督魏光焘。在证实了战争必不可免后，袁世凯27日再次致电外务部，要求战争期间，中国应守局外中立的方针。袁世凯的建议，显然是当时条件下清廷所能作出的惟一选择，孱弱不堪的大清国此时谁也开罪不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强盗，因分赃不均而在自己的家里大打出手。12月30日，清廷电谕各省，日俄开战，严守局外中立。此前，为了防止这场在自己领土上的战争发生，清廷曾做过最后的努力，派人秘密前往大连会见阿克莱息夫，希望俄国能够履约以避免战争，自然议无所成，弱国无外交，这也可以算作一个事例吧。
1904年1月17日，清廷也召开了御前会议，商讨应付的对策。会议的结果是命令袁世凯整军节饷，以备防守。18日，又由军机处致电各省督抚，因日俄相持益急，除奉直边要各地由北洋统筹布置派兵严防外，命沿海沿江沿边各口加意扼防，并认真保护洋人财产与教堂。本章开头的奏折，就是袁世凯对这封电谕的回复。
中俄、日俄的交涉情况如上，清廷自己为了应急，先是批准袁世凯在直隶招募六千人组成“新练军”，为此1902年6月，袁世凯奏准成立北洋军政司，进行了初步的军制改革。1903年春天，太后、皇帝谒扫西陵，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袁世凯一路陪同，在谒陵的途中，太后曾垂询练兵和铁路事宜，袁的答复使太后甚为满意。袁趁热打铁，上奏《陆军训练简易章程》，并建议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参谋本部，统一事权，负责督练考察全国的新军。但当时的军机领班荣禄重病在身，已无力顾及于此了。4月荣禄死后，奕进入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袁立即派杨士琦进京重贿结交奕，与之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为北洋未来的扩军打下了基础。
当年秋天，日俄在东北问题上的对峙日益严重，11月间，朝廷两次召袁世凯进京磋商对策，袁遂再次提出设立练兵处的建议，以统一军政事权于中央、便于整军经武的理由说动了太后和庆王，责成他进行筹划。袁回到天津之后，在督署“三日未见属员”，亲手拟定“所有一切章程7”。12月4日，练兵处成立于北京（在今东城锡拉胡同），庆亲王奕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练兵处设提调一人，由袁之密友徐世昌担任，下设军政、军令、军学三司，由刘永庆（副使袁嘉谷）、段祺瑞（副使冯国璋）、王士珍（副使陆建章）担任各司正使。铁良基本上是个摆设，只是为了免除太后的猜疑，不得不放上的一个旗人罢了。上有奕、袁世凯，下有各司正副使（全部是袁的人），铁良夹在中间，只能应声附和8。
从练兵处的这个班底来看，不啻是直隶军政司的翻版，其基本成员全都是袁世凯小站班底的骨干成员。袁世凯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抓军事人材的培养，在此时显出了效果，练兵的人才资源在他的手里，练兵的大任自然也就非他莫属了。奕不知兵，而且袁此时已同其结为一党，因而对袁也十分信任倚重，不久，奕即以自己“衰迈多病”为由，奏“请太后责成袁、铁悉心经营，而自己但总其成9”，因而练兵处的实权操于袁世凯的手中。由此，清廷这次全国性的整军经武，也自然要以北洋为蓝本，其营制饷章、军校训练规章制度的制订，则是依样画葫芦，全都出自北洋新军的那套制度，袁世凯也最终实现了按自己愿望重振陆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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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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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光有了练兵的大权远远不够，练兵最缺、最紧要的是饷。按照袁世凯为练兵处制订的庞大练兵计划，全国要分省限期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师）。他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过，“所谓自强者，不是凑百十万饷银，招募几千士兵所能办成的。必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才可以说得上自保10。”袁世凯掌控练兵处所得到的最大收益，就是他可以以练兵处的名义，征调全国的财力来扩充北洋的实力，像他所仰慕的曾国藩、李鸿章那样，成为大清国的军政领袖、中兴名臣。
但各地督抚对于自己掏钱、北洋练兵的作法并不买账，朝廷向各省摊派的一千万两饷银，迟迟不能到位。袁世凯为饷源不继头痛不已之际，日俄相争，东北上空战云密布，朝廷惶急不安，十分紧张，一度甚至有再走西安的传言。直隶邻接东北，世凯守土有责，在接到朝廷要他严防“直奉边要各地”的电报后，遂借机诉苦，再次提出军饷不足问题，要朝廷加大催饷的力度。我们在本章开头见到的这篇奏折的背景即在于此。
袁世凯此折的要点在于“非兵无以布置，非饷无以增兵”这句话上，潜台词是：布防得要有兵，增兵得要有钱。局势尽管已很紧迫，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倘实在无饷接济，或拨饷不能应时，臣何能为无米之炊？惟有尽现有之兵以布防。设或防范不周，贻误大局，臣固不能稍辞其责，而力止于此，应在圣明洞鉴之中。”颇有“尽人事，听天命”的意思。次日（1月20日），再就筹防问题上折，就前此与庆亲王、铁良商定的添兵三万，筹饷六百万的计划作了大幅度调整，“以目下计之，必先集三百万方可举办，应先切商户部，无论何项必须先提二百万，再由北洋挪借一百万，共凑足三百万解交练兵处，名为开办练兵处费用，实则用以筹防11”。太后此时正倚袁世凯为长城，哪能让军饷坏了大局，立即同意由户部先拨三百万两用以筹防。翌年7月11日，太后为加大筹饷力度，亲自下达懿旨，要求各省督抚“务审大局之安危，知事机之紧迫，不分畛域，共济艰难。”此后各省才认真认缴摊派费用，截至1905年末，总计认缴了七百七十九万七千两12。袁世凯在直隶也尽量罗掘，除李鸿章留下的淮军银钱所的利息和长芦盐斤加价的收入外，直隶还在1905年初发行了四百八十万公债用于支付北洋军饷，开了地方发行公债的先河。
清廷“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使北洋新军迅速扩张，据统计，北洋军费的78。3％来自外省，仅1905年各地解京的九百多万两练兵饷银中，就有六百多万两用于北洋。在北洋之外，截至武昌起义前夕，清廷除禁卫军外，共编练成十四镇二十协新军，初步建成了一支近代化的陆军，而其中最为精锐的，就是袁世凯一手编练出来的北洋六镇。其扩展过程简要介绍于下：
一、1902年1月，派王英楷、王士珍等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属县，会同地方官，选募壮丁六千，在保定编练为十营，称为“新练军”，饷源为顺天（即北京）直隶善后赈捐款项下的一百万两银子。
二、1902年6月，在“新练军”基础上增募两营，续添马、炮、辎重兵种，编成北洋左镇。同时奏准改革军制，从募兵制改为常备军制；设立直隶军政司，袁自任督办，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兵备、参谋、教练三处总办。
三、1903年底，以北洋练军马队及分驻马厂的北洋亲军裁改成为步队一协（旅）、马队一标（团）；又赴河南、山东、安徽等省招募新兵一协、炮队一标，于1904年3月组建成北洋右镇，分驻小站和马厂。当月又奏准将左右镇改称为第一、第二镇。
四、1904年3月，袁以直隶巡警营（1902年8月，由武卫右军抽调三千人组成，派驻天津和津榆铁路沿线）“北段”13的一千五百人为骨干，添募新兵，编为第三镇，调往保定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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