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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少奇-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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嫔倨妗Ｉ倨�10日在唐山市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得主席通知，11日即回到北平，顺路接我回香山，当晚到主席处汇报。主席建议少奇就城市管理和对资产阶级政策问题逐层向干部讲一讲。这期间，少奇还于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19号在北平干部会上做天津调查情况的报告。除去出席各种会议、做报告、处理日常事务外，着重为赴莫斯科做准备。
5月13日，女儿平平出生在北京医院。少奇全天有事，14日才来医院看我。19日，少奇在青年剧院向北平干部讲话以后又来看过我一次，记得孙少礼（张香山夫人，我的入党介绍人）听报告后向少奇问我的情况，并搭车到医院看我。两周后我出院回娘家休产假，6月19日少奇接我回香山，20日下午我送少奇去中南海，他说当晚去大连，再乘苏联飞机去莫斯科。这一段少奇的活动我没多少记录，并遵纪没打听。
记得6月初叶子龙、吴振英来过我家，告诉我少奇将出访苏联，要为少奇访苏准备些衣物，特来征求我的意见。他们帮忙买了皮箱和衣服，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要少奇回来的急事是出访。6月中旬，少奇到我母亲家看我和女儿，我还自告奋勇地陪他去王府井大街买鞋，在街西侧走了一趟，路过一个叫平平鞋店的铺门口，我们会心地笑了，同时“哟”了一声。我们的女儿叫平（谐音）平： 建屏、北平。
少奇被召回，是为中央派代表团访问苏联进行准备。这是一次未经宣布的秘密访问，也是中苏两党间的第一次高级会谈。6月26日，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王稼祥、高岗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这时已被内定为新中国驻苏联大使。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到莫斯科后，受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的接待。中苏会谈开始，少奇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情况，中国革命战争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中央政府即将成立。还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并特别介绍了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态度以及外交政策。少奇表示：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对外的事情了解不多。现在要治理这样大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同时，少奇也要求苏共中央介绍政府各级机构的组成、职能、相互关系，并与有关负责同志谈了话。中苏代表团举行了几次会谈，对中苏建交、毛泽东公开访苏时间、苏联贷款、派遣专家帮助中国经济建设，以及开展中苏贸易等重大问题都达成协议。斯大林完全肯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会谈中，少奇介绍中国情况时，苏方全体政治局委员出席；讲军事形势时，苏方全体元帅出席。少奇还同斯大林单独会晤过。马林科夫马林科夫，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与少奇专门就党务问题谈了一次。大约是7月底，斯大林在乡间别墅宴请中共代表团。席间，斯大林举杯祝酒：为学生超过先生干杯。少奇没有干这杯酒。他说，兄长永远是兄长。这不仅是出于谦虚，他不愿意在这种时刻被人误解为中国党有意向“老大哥”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挑战。鉴于斯大林曾经说过“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同时，听苏共党员反映，苏共党内传达说，南斯拉夫出现民族主义已很难办，中共胜利可能比南更难办。这种时候，这杯酒更是不能喝。少奇回国后，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起没有接受这杯酒的事，毛主席说：“不接是对的。”并高度赞扬少奇此行成功。
从香山到中南海（7）
在苏期间，少奇还进行了一系列参观访问。在当时，采取苏联模式是我们唯一能作的选择，这对迅速恢复我国国民经济和初步奠定我国工业基础，功不可没。
8月14日，少奇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后，在沈阳等地视察工作，听取各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解决了许多迫切问题。8月28日，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上作报告，论述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城市工作、人民代表会、合作社、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工厂行政管理和党支部建设等等一系列问题。但对访苏只字未提。
少奇赴莫斯科我未同行，但少奇回国后，出访公事包长期交我保存，内有电报稿及各单位介绍情况记录打印稿（已全部交中央档案馆），故对少奇访苏情况略知一二。
7月，我先带着孩子们搬入中南海。月底，主席曾到万字廊看我，问少奇的健康情况，说了些笑话，并告少奇快回国了。
8月29日，少奇回到北平，专列中随行的有几十位苏联专家，许多在北平的高级负责同志到停车处迎接。这时党中央已迁入城内办公，少奇就直接到中南海，没有再住香山。
王光美：我与少奇 杂忆
正气万古：怀念安子文同志（1）
本文原载《工人日报》1980年7月14日。——怀念安子文同志（一九八○年七月十四日）6月25日，正当我准备到医院看望安子文同志的时候，忽然有电话通知：子文同志已在凌晨2时去世了。尽管在那几天，我已有精神准备，却仍然感到震动，感到悲痛。一个那么坚毅、那么顽强的人，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牢狱，又经受过林彪、“四人帮”的摧残，他都坚强地挺了过来。我不敢相信，也不能相信疾病会夺走他的生命，总感觉他还活着，他的音容笑貌仍浮现在我的面前。
在“文革”前，我和子文同志接触虽然不很多，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第一次见到子文同志是在1948年。当时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少奇同志要我找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安子文同志谈谈，向他请教我在工作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我来到子文同志的住处，他们正吃午饭，是稀饭就咸菜。他听说我们是两顿饭，也就不多让，边吃边谈了起来。他只说了两条：一是注意保密，不该知道的事情不打听，不可避免要知道的一些机密，不要乱说。二是少奇同志身体不大好，工作又特别忙，要好好照顾，不要影响他的工作。子文同志谈得很简短，也很亲切。在告辞时，他殷切地对我说：“如果你能虚心学习，这将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条件。”后来，我听许多同志说，子文同志对谁都是这样诚恳、坦率、谦和，同志们到组织部来，就像回到家一样。我想，这同子文同志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
有些年，少奇同志直接分管党务工作，中央组织部的报告、材料，要经少奇同志审阅，转呈中央和毛主席。我作为少奇同志的秘书，同子文同志接触的机会多一些。子文同志组织纪律性极强，凡是重要的人事调动、提拔或处理，他都要请示报告党中央、毛主席。他还经常如实汇报干部的思想动态，提出积极建议。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意见，他总是认真研究，努力贯彻。他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他富于机智，敏于思考，又有组织工作者特有的那种深沉严谨和忠诚耿直，并且具有非凡的记忆力。这一切，都使我深为敬佩。但那时对于子文同志革命斗争的经历，我几乎一无所知。倒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才对子文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不过都是间接的，因为那时全国已陷入混乱的局面，我们不可能再有接触了。
记得是1966年八九月间，社会上忽然流传着一些小报，在六十一人出狱手续问题上大做文章，其中自然涉及安子文同志。我过去听说过，有一批共产党人在北平草岚子军人监狱关押过，对敌斗争非常坚决，有的刑期已满，却宁肯继续坐牢，而不履行出狱手续。他们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曾连续绝食7天，赶走了宪兵第三团，表现得非常勇敢。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子文同志也是这些事件的组织者之一。使我惊异的是，小报上完全是诬蔑之词，对他们可歌可泣的狱中斗争却只字不提，讳莫如深。这是为什么呢？就在这时候，大野心家林彪诬蔑安子文和一些同志拉宗派，并质问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回答说：“他们几位同志，多年共患难，感情深厚，无话不说。他们之间有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说是拉宗派。”
接着，来质问的人多了起来，少奇同志还是很坦然地说，安子文等同志都是好同志，他们出狱是由党中央决定的。1936年，少奇同志担任北方局书记期间，曾问起在北平狱中同志的情况。当时，一方面鉴于九一八事变以后沈阳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杀害，日军很快就要侵占华北，这些同志很可能也被屠杀；另一方面，华北抗日运动普遍高涨，许多工作急需由共产党员来做。而王明路线的错误，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整个北方局只剩下几十个人。所以，押在敌人监狱里的这批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应该营救他们出来。刑期已满的，应命令他们办手续出狱。因为他们均用假名，即使登报，也无大影响。北方局曾把这些同志的表现和少奇同志的意见，报告了党中央。中央开会讨论同意，让他们早日出狱，为党工作。为了便于进行营救，还通过统战关系派了一个人到监狱去当管理员。谁知第一封信送去，狱中支部拒绝执行。北方局和少奇同志不得不再次报告党中央，并千方百计，冒着极大危险将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洛甫（张闻天）同志的亲笔信，送入狱中，又以北方局名义下命令，让他们服从中央决定。这样才出了狱。这些同志出狱后对打开抗日局面，发展党的群众工作和武装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毛主席非常高兴，多次表扬北方局和少奇同志，并说，事实证明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些同志是好同志，工作是有成绩的。解放后，高岗多次在出狱手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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