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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没能成为皇帝-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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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秦帝国,宽厚仁义就是最大的治国方法。而扶苏,骨子里就有这种方法! 
  其实,他的名字就注定了他的结局,那么悲伤而零落,让人还没有品赏完他的名字就开始对他的结局伤感了。秦朝之灭,无数的人有无数的看法,并且有理有据。这其中的看法里,却有一种假设,如果是扶苏当国,秦朝会不会按照始皇帝的意图二世三世万万世地走下去?答案似乎不那么确定,因为关于这位封建帝国的第一位太子的资料太少了。我们只能从有限的文字中来探悉出他的“仁德”,我们不需要再探悉出“治术”,因为在当时的秦朝,“仁德”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治术”。 
  扶苏何以死?因为一纸假诏!但从其与 
  秦始皇的言谈中,我们看到的是,凭他的智慧不可能辨识不出诏书的真假。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只是因为他的父亲是秦始皇。   
  公元前209年   
  当刚做了七个月的皇帝胡亥在寝宫里肆意妄为之时,远在大泽乡的一群贫苦农民却是愁眉不展。他们本是奉朝廷之命去戍守咸阳,但连日大雨耽误了行程,按照当时律法,误期者当斩立决。两个带队队长陈胜和吴广在一起商量说,误期是肯定的了。逃跑是死,起来反抗也是死,同样是死,还是后者有点意义。 
  这一年是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七月,离秦朝灭亡还有三年。 
  其中一个队长陈胜在决定要造反后又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以谁的名义来造反。他不可能就这样跑出去跟那九百名农民叫喊造反了,农民一定把他当成是疯子。虽然,他当初说自己是鸿鹄,还讥笑那些不知鸿鹄之志的农民燕雀们,但老实说,他自己也不知道鸿鹄的志向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他自知自己还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来影响那些农民兄弟们。 
  在这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两个人抱着脑袋想到了两股风。第一股风是楚国的项燕,两人的理由是,项燕做楚国的将领的时候,多次立有战功,又爱护士兵,楚国人很爱怜他。有人认为他死了,有人认为他逃跑了,总之这个人的去向是神秘的。 
  但这理由因为出自两个农民之口,所以就流于表面了。细细推敲之,他们之所以选择项燕,最深层的原因很可能是在秦统一过程中,楚国是受秦国军事打击最重,损失最惨重的国家。所以,楚国的抗秦、反秦之火就烧得特别旺。特别是楚国末期的名将项燕,被秦朝大将王翦灭掉后,项燕之名忽然比先前升高了数倍。而且还有一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在社会上流行,正是众人备为推崇的“天人合一”境界。 
  另一股风在现在看来是极端可笑的,且看他们的理由:我听说秦二世是 
  秦始皇小儿子,不应当立为皇帝,应当立为皇帝的人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多次劝诫秦始皇的原因,皇帝派他在外面带兵。现在有人听说扶苏没有罪,二世却杀了他。百姓多数听说他贤明,却不知道他已经死了。现在果真把我们的这些人冒充公子扶苏的队伍,向全国发出号召,应该有很多响应的人,我们借他的名义来反对小胡亥。 
  但从字面意义上来看,陈胜是想举着敌人哥哥的旗帜来反对敌人。再看他的话,就有“弟弟不仁夺位,哥哥现在来要了”的意思在里面了。我们不得而知,陈胜和吴广当时是否想到这一点,但其淳朴而直接的这两个理由却是让他们乘风而起的可靠保证。 
  举项燕,可以让更多苦秦已久的人加入到自己的战团中来;举扶苏,让人对胡亥产生更大的愤怒。当陈胜、吴广举事而成后就再也没有提到这两个人,不提项燕,因为势力已雄厚;不提扶苏,因为不想让扶苏仁义之光遮盖住自己的叛乱之名。 
  而有幸为这一论述作证据的则是西汉贾谊的和宋朝的苏洵,倘若将两个人的观点糅合到一起,就是这样的:秦在挺进中原与六国混战时,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而获胜只是其中一个小因素。最大的因素是当时六国也是“仁义不施”,和秦国相比,大家半斤八两。六国国内之所以没有人起来造反,是因为养客之风盛行,天下人才都被国家或者是国家的代言人养着呢,普通老百姓根本搅不起大风浪来。但是,到了秦朝末年,秦始皇命令杀名士,把大批的击剑抗鼎之徒都赶进了民间,所以,才出现了无数的刺客。陈胜以一农民而掀起灭秦大浪,无非是因为秦朝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公元前209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匈奴冒顿即位为单于,开始统一蒙古草原。为后来西汉在北方的疲于奔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中原,陈胜、吴广打着扶苏与项燕的旗帜开始反秦。陈吴反秦一事让我们看到了并应该反思的一个事实:扶苏已死近一年,他的仁德还可以被人拿出来当令箭。那么,若他仍活着,而他的仁德能沐浴人民,天下该是什么样呢?!   
  扶苏之死(1)   
  扶苏太子给人的感觉就是:太子之位来得快(秦始皇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立他为太子),去得也快(秦始皇尸骨恐怕未寒,他就死了)。 
  历史对这位太子的记载并不公道,司马迁在《史记》中只是寥寥数笔,却还是侧写旁描。所以,我们想要完整地了解这位扶苏太子,在今天的确是一件难事。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因不满一些儒生的复古言论,在李斯的煽动下,于咸阳坑杀了四百六十余名儒生。扶苏知道后,劝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秦始皇大怒,将其赶出宫廷去北边给守卫北方的蒙恬作监军。蒙恬,《史记》记载,“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扫六合后,“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蒙恬还建造了秦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 
  秦始皇为什么要大怒,除了他性格残暴刚愎自用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扶苏所言乃“柔慈”之语,在这位祖龙眼里,这位长子与自己的行事路线格格不入。细思扶苏的劝谏之言,可谓中规中矩,合情合理。 
  第一,天下虽然已定,但远地的百姓还四散各处,这样坑杀儒生只会惹来他们的恐慌;第二,儒生们又没有犯什么大错,父亲这样做未免太残酷了些。 
  如果可以结合所有有关扶苏的历史记载,我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扶苏并不是只这一次上谏秦始皇的。 
  《李斯列传》记载:扶苏以数直谏上;农民陈胜也说: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赵高伪造的将扶苏赐死的诏书中,也称扶苏“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 
  这一切记载都说明了一件事:扶苏经常会对秦始皇的一些所为劝阻,并说出自己的理由。由此可知,他们的父子关系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扶苏被派往蒙恬处作监军是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的事,直到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七月扶苏被矫杀,两年时间里,秦始皇从未过问过扶苏。 
  但就在秦始皇临死之前,却“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上写‘与丧会咸阳而葬’”。不管父子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秦始皇在死之前还是很清醒的。他二十多个儿子中也只有扶苏堪当大任,况且又是长子,遵古制,自然会立他为太子。将玉玺赐给他,并让他赶回咸阳参加自己的葬礼。 
  可惜的是,这“玉玺”和“书”并没有到扶苏手里。被当时的赵高与一直跟随秦始皇巡游的小儿子胡亥拆开了。几个在秦始皇身边的人就一同商议,伪造了秦始皇给丞相李斯的诏书,立胡亥为太子。又伪造了一份赐给扶苏的诏书,用皇帝的玉玺把诏书封好。诏书大意如下: 
  我巡视天下,祈祷祭祀各地名山的神灵以求长寿。现在扶苏和将军蒙恬带领几十万军队驻守边疆,已经十几年了,不能向前进军,而士兵伤亡很多,没有立下半点功劳,反而多次上书直言诽谤我的所做所为,因不能解职回京当太子,日夜怨恨不满。扶苏作为人子而不孝顺,赐剑自杀!将军蒙恬和扶苏一同在外,不纠正他的错误,也应知道他的谋划。作为人臣而不尽忠,一同赐命自杀,把军队交给副将王离。 
  据《史记》记载:当胡亥的门客捧着诏书到上郡见到扶苏,打开诏书念毕,扶苏就哭起来,进入内室想自杀。蒙恬阻止他道:“皇上在外,没有立下太子,派我带领三十万大军守卫边疆,公子担任监军,这是天下的重任啊。现在只有一个使者来,您就立刻自杀,怎能知道其中没有虚假呢?希望您再请示一下,有了回答之后再死也不晚。”使者连连催促。扶苏为人仁爱,对蒙恬说:“父亲命儿子死去,还要请示什么!”立刻自杀而死。使者回来汇报,胡亥、李斯、赵高都非常高兴。到咸阳后发布丧事,太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任命赵高担任郎中令,常在宫中服侍皇帝,掌握大权。 
  后人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赵高有十足的把握扶苏真能自杀呢?只是因为赵高对扶苏太了解了。《史记·赵高列传》中记载:赵高说,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也正是有对扶苏这样的认识,所以赵高与胡亥的奸计才得逞。不知这是赵高之狡诈还是扶苏之愚蠢。后人对扶苏的评价颇多,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关于他的评价是“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明朝首辅张居正说:“扶苏仁懦。” 
  苏轼评价扶苏之死,认为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才算是孝。而张居正却认为,扶苏虽然“仁”,却是愚蠢之仁,愚蠢之孝,不足为后世效法。 
  苏轼与张居正一个肯定扶苏,一个否定扶苏,或许是真心实意的,或许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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