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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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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才用满语。康熙与乾隆本身即是学者，只是他们汉学造诣的深浅，历史家并无定
论。
尚没有充分说明的则是，此期间的和平与繁荣也由于各种有利的条件一时汇集
所致。这一个半世纪之内，国际贸易对中国最为有利：茶叶行销于俄国，生丝及丝
织品见爱于日本（自德川幕府初年即如是），而此时欧洲正值启蒙运动抬头，沙龙
鼎盛之际，中国之磁器、地毯、漆器、首饰，与家具使西欧各国首都表现着富丽堂
皇。未漂白之棉织匹头称为“南京货”，初行于欧洲，后及于美洲。在工业革命前
夕，中国乡镇工业产品仍保持着一种黄昏前的质量优势，直到西方超越中国为止。
中国所赚得的外汇有助益于传统之农村经济，由外输入之白银主要来自日本及菲律
宾，经常又持久，于是使流通的货币量增多，加上国库及各省区的铜钱铸造，更使
流通加速。通货虽膨胀但为效温和，在人口增加，耕种地扩大的环境里，也无恶性
的后果。
17世纪80年代消灭吴三桂等三藩后，省下不少向南输送的兵饷。于是税收所得
之银两可以向北拨付。这时候八旗制度仍然生效。公元1696年康熙亲率兵8万出塞，
与蒙古领袖喀尔丹周旋，军中有西方式的地车，为前所未有。昭莫多一战公认为历
史上结束中国边疆游牧民族以骑兵占优势的转折点，战后喀尔丹可能服毒自尽。18
世纪乾隆又继续占领新疆，所拓领土至巴尔克什湖以西。
在这期间中国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接触，1689年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的恰克国
条约都在有清一代军威最盛年代所签订，于是将北部疆域固定化。当日所辖地区远
较今日为广。
高丽（今日之朝鲜和韩国）已在满情入关之前臣服，这时候暹罗（今日之泰国）、
安南、不丹和尼泊尔也朝贡的属国。只有蒙古与西藏另有栖处，满清不以之为国家，
但是其为边境的属土，却又与内地之省份不同。及至康熙在位末年，国库充实，于
是诏令全国人丁税以公元1711年为淮则，以后人口增加亦不增税。按其实，皇思浩
荡，但臣民之所得却不一定为御前所赐，因为中国赋役之“役”内的“丁”一向只
是一相对的单位，可能没有任何年代之丁数与成年的人口数完全吻合。各地区编造
丁册的方法就各不相同，以后按丁册征取人头税，也依中央及地方之需要而向上或
向下调整。只是康熙的一道诏令，表现出当日皇帝对现局有绝对的自信而已。
整个说来，清朝对明朝的制度很少更变。官员的俸给仍然是极度低薄，各员的
额外收入，从各种既非违法又不合法的“事例”而来，例如熔解银两之“火耗”。
雍正下令兹后将这一半合法的附加正规化，因之“养廉”成为一种公开的名目，凡
是经理财务的官员，都有是项收入。
满清虽承袭了朱明王朝组织系统，可是它在功用上的表现和以前不同。最显著
的是，清朝前期在财政扩张之际，皇帝能行使之职权，远胜于明末之帝王，他们在
明朝只是百官名目上的首长。清室坚持皇室之继承问题全系家中事，不容外人置喙；
他们也让皇帝之亲王称为“贝勒”者为御前的顾问。如皇帝未成年，他们正式指定
摄政王，而不像明朝还假装是由幼年皇帝实际作主。这样使汉人的官僚分为朋党借
此争辩，及以监察官倚靠抽象的名目争执的办法无从实现。清代的宦官一般只在宫
中，活动较受节制。
所以除了最初的抵抗之外，满汉关系与时增进。通用受禁止，实际上则一直未
施行。好几个满洲皇帝有汉人的妃嫔，传说 康熙及乾隆的生母均为汉人。汉人参
加政府的机会极少限制，只是最高的职位要和满人分权。每一部的尚书（部长）二
人，满汉各一，侍郎（部长）四人，满汉各二。大学士为皇帝的秘书，也依法如是
安排。1729年雍正创设军机处，在军机处“行走”的官员或为大学士，或为尚书，
或为侍郎，都由皇帝指派。他们同时又兼理原来的官职，所以这更增加了官僚权力，
而减低了满洲亲王贝勒的力量。以后汉人之任总督巡抚者也愈多。
因此，用现代眼光的学者想从清代的纪录之中寻觅汉人民族主义的导火线，却
找不出来。在清朝入主之后所出生的汉人，仕清已不能算为服侍异族之主。这是
“他们的”帝国，他们有出仕的义务。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前言
公元1800年前后，西方人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促进了文明大跃进，也开启现
代国家的序幕；但同时期的中国，虽然出现实用主义学说，却因改良的科技武力仍
然屡战屡败的经验，及往后一连串的文化罹难与退却（文化大革命），致令“现代
中国”迟至20世纪才出现。
公元1800年拿破仑在意大利向奥军进攻，杰弗逊和蒲尔在美国选举中相持不下，
英国首相庇特好象已经将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合并构成事实。中国的乾隆皇帝曾自称
“十全老人”，死去不过一年，他的亲信和坤已被拘押而由御旨令他自裁，从他家
中没收的财产以亿万计。白莲教徒的反叛已一发不可收拾，在湖北、山西和四川他
们获得广泛的支持，政府军一再宣称叛徒已被击溃消灭，可是事后看来他们的力量
尚在扩大。因着两广总督的建议，皇帝下令禁止鸦片进口，不许白银输出已在一年
之前奉旨施行。这一连串发展，引导着一个新世纪的来临，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
失败和极端困难的世纪。
从上一章所叙的光荣和成功的事迹来看，读者不免要发问：何以中国的由盛而
衰竟有如此神速？
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
中国作者通常强调朝代循环。当乾隆退位之日，清朝已达到成长的饱和点。旗
军的尚武精神至此业已消散，这也和明代的卫所制度一般无二，前所登记的人户也
不见于册籍。雍正的“养廉”，虽说各主管官的薪给增加数倍，仍不能供应茄？
门内的开销。更不用说官僚阶级的习惯和生活费已与日俱增，而为数万千的中下级
官僚，他们的薪给不过是聊胜于无。因此贪污的行为无从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
种水利工程失修，灾荒又不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盗为匪，也就事实逼然了，
这一连串的发展前后见于中国之历史。在西方与中国针锋相对前夕，清朝已未战先
衰。
今日距当时即将过两百年，我们的观点因之似应伸长。前述四个皇帝的记录初
看灿烂光辉，但从宏观的角度判断已与时代相违。虽有剩余的款项来往手中，但他
们从未用以改造上端组织或者加强上下之间的联系，这时仍然没有一个中央的金库，
全国的收支仍是由收税人和派用者零星的交授，因此一切统计无从核实。经济方面
纵有进展，但民法仍无长进，也不能相辅而行。中国仍不过是一个多数农村的大集
团。
也只是因为我们又有了近两百年历史的纵深，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说来
容易做时困难。多数农民只能集体地指挥，官僚既以1500个县为可以互相对换的职
位，也不便令他们互相竞争以增进技术上的进步，唐宋的历史已有殷鉴，第三帝国
要想领导全体大众，只能注重那些共通之处，那就只好着眼于意识形态的和谐了。
当我们检阅科举考试的内容，人事考核的程序，以及地方政府的施政情形，我们可
以看出其倚赖于意识形态的情形极为显著。
可是保守的力量作主，中国就象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
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
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者施政方针或者科举制度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
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的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
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
一个现代国家，其社会由货币管制。内中分工合作情形，物品和服务工作彼此
交换，与其因此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全有法律明文规定。一个多元的社会成为可能，
是因为它所需的数目字以公平观念为准则，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新的教
堂由信徒出资支持。艺术家和自由职业人士互相竞争，赢得赞助者和雇主。现在看
来，这种程序被称为“由封建制度进展到资本主义”实为历史学里的一个错误安排。
这说法将阶级斗争的观念一提出，就把其他各种原则与程序全部抹杀置之不顾。也
因为这说法具有道德的含义，加上技术上的困难，使人不便将整个问题分析清楚，
忽略了其在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发展。
清朝组织有它的特点，他不可能效法西欧的民族国家。西方民间的自由源自于
封建体制里额外颁发的城市特权。可是市民阶级的资产力量，仍无从构成社会的大
改造，只有国际贸易增多，在全国经济里的比重升高，商业财富的力量伸展到农业
财富里去，牵动了全局，才构成实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会。当日政府也仍不肯立
时服输，只是抵御不得，才无可奈何地承认改组，此后便以商业原则作为施政的准
据。同时中国的情形，可自亚当。斯密所述一节看出，他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
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
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
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
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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