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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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以为王以哲的倔犟脾气又上来了，想劝说几句。可是，抬头已不见了他的踪影，摇摇头作无奈状。　
　　王以哲回到沈阳，如实向手下几个团长作了传达。团长们听了这个消息，当然也很不理解，更不高兴，说了不少埋怨的话。可是，都是些无用的牢骚，怎能奈何得了蒋介石呢？　
　　从9月2日起，日本兵公开举行进攻沈阳和包围东北兵工厂的军事演习。17日那天下午，两个日本兵突然闯进了第七旅的营房，爬上电线杆，将电话线剪断。值班的旅参谋长赵镇藩上前责问，指责他们为何闯进中国兵营。那两个日本兵回答得很干脆，说是演习。赵镇藩听后，轻信了他们的谎言，不再过问。　　　
　　不抵抗束缚了手脚（2）　　　
　　第二天，即1931年9月18日夜晚，新月如钩，繁星点点，沈阳城外一片寂静。晚上10时许，操练了一天的第七旅官兵带着疲惫进入了梦乡。这时，日本关东军河本中尉率领一伙人，以巡视铁路为名，悄悄地潜入南满铁路的柳条湖车站附近。这是一条日属铁路。他们把早已备好的42个炸药包偷偷地埋在铁路中间。他们刚埋好炸药，一列火车从远处呼啸而来，紧接着发生了连续的爆炸声，随之而来的便是铁轨、枕木被抛向空中。　
　　这时，河本从路边跳了出来，大声地狂呼：“不得了啦，中国军人炸我们日本的铁路了。”他边喊边爬上电线杆，将随身携带着的电话机线接了上去，并向关东军指挥机关土肥原报告这一谎言。　
　　土肥原遂将电话内容转报给旅顺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土肥原说：中国军人炸毁了铁路，包围了关东军虎台石守务连，现在守备连顶不住了，要紧急救援。　
　　日本关东军通过多次演习，认为入侵的时机终于成熟。本庄繁立刻下了决心，大声命令：“干吧，一切由本人承担责任！”他命令关东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率师团主力，由辽阳向沈阳集中，攻击该地的中国军队；第二师第三旅团长谷部少将，指挥步兵第四联队、骑兵第二联队紧急备战长春，对该地区的中国军队作好攻击准备；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寿连中将，率守备第一、第五大队，向沈阳进发；守备第三大队攻占营口；守备第四大队攻占凤城与安东；守备第六大队派出两个中队赶赴沈阳，归第二师团指挥。接着，本庄繁又致电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通报沈阳战况与攻陷沈阳的决心，并请求派兵支援。他又要求海军第二遣外舰队司令官集中舰队主力，驶至营口海面，策应关东军的陆上行动。本庄繁将上述部署随即电告了日本军部。一切部署妥当后，本庄繁连夜亲率关东军机关、重炮兵大队及驻旅顺第三十联队，乘火车赶往沈阳。　
　　日本关东军动了真格，就在铁路爆炸声后约五分钟时间，埋伏在第七旅北大营四周的日本兵立即发起进攻，炮弹一颗又一颗地飞进了北大营。北大营顿时火光冲天，人喊马叫，一片混乱。正在值班的赵镇藩拿起电话，向王以哲报告了这一突发情况。　
　　东北军主力入关前，留了十几个人由参谋长荣臻负责留守。王以哲将日军动向详细向荣臻报告，并请示怎么办。因为事先蒋介石有言在先，荣臻不敢做主，他只好向北京的东北军总部请示。北京的回话说：“要慎重从事，一切听从南京政府，不许抵抗，坚决不抵抗！”　
　　为什么不抵抗！荣臻无法理解，面对危急军情，他含泪向第七旅传达说：“不准抵抗，把枪锁进仓库里，挺着死，大家归天成仁！”　
　　王以哲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电话中大声地说：“当兵的不喜欢吃素，不叫进攻，自卫总可以吧。不抵抗是做不到的，日本人冲进了营房，让我们把枪锁进仓库我做不到！”　
　　荣臻坚持说：“做不到也要做，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出了事你王以哲有十个脑袋也不管用！”　
　　过了半小时，王以哲出现在荣臻面前，他说：“日军已冲进了北大营，弟兄们死伤无数，中校军械官也被打死了。现在到了非常时刻，是否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难道手中有枪眼睁睁地等着鬼子杀我们吗？这种怪事天下从没有发生过，我们能这样等死吗？”　
　　荣臻还是那句话：“你回去吧，命令部队不抵抗！”　
　　王以哲真想上前给荣臻一个耳光，但他忍住了，气愤地转身出了门，他返回的路已被日军占领，只得绕着道往回走。　
　　王以哲刚走出不远，荣臻就接到了南京军委会的十万火急电报，电文如下：　
　　顷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奏明天皇，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各军团守阵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筱。　
　　“有这种演习吗？真的是日本人说的那种演习吗？”荣臻看着电报，脑袋瓜走了神。枪声响到天亮，荣臻自言自语地说：“天亮了，他们的演习也该结束了吧！”　
　　天亮了，日军看得更清楚了，他们穷凶极恶地向中国士兵射击，中国士兵一批一批地倒在血泊之中。日军虽然来势汹汹，但驻沈阳的只有三个中队，总共650人。东北军第七旅有1。2万余人，武器装备也精良，只要稍作反抗，650个日军哪里是他们的对手！然而，他们由于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手脚被束缚，一枪不能还，许多官兵白白地葬送了生命。　
　　至9月19日中午，抚铁岭的日军赶来增援。离旅部较远的七旅六○二团团长王铁汉听到枪声，命令部队边打边向东山嘴子撤退。这时旅部通向各团的电话线中断，各团只得独自为战，六一九团、六二○团见六○二团向东山嘴子撤退，也纷纷向东山嘴子撤。但日军紧追不舍，第七旅官兵见东山嘴子地方小，地形也不利于坚守待援，便又向锦州方向撤退。　
　　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被贴上了“大日本国关东军占领”的封条，办公桌内的文件和铁皮箱文件统统被日军抢走。辽宁省政府大门也被贴上了关东军的封条。猩红可憎的日本“膏药旗”衬着翻滚的寒云，在沈阳城高大的建筑物上飘拂。鬼子兵进入沈阳城后，疯狂地向中国人开枪，肆无忌惮地抢劫财物。一队一队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被绳子捆绑着送往郊区枪杀，他们之中有人想挣脱绳子逃跑，但是沈阳是鬼子的天下，处处有鬼子兵来往抢劫，无力反抗的老百姓根本无法逃脱被杀戮的命运。那些送往郊区的老百姓，一到目的地，就遭到机关枪的扫射，被击中的老百姓身上起了火，他们在地上翻滚呼叫着，鬼子却惨无人性地观望着。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吉林驻军长官张作相因回锦州奔丧，由参谋长汉熙宁代理公务。21日日军进攻吉林时，汉熙宁命令部队打开城门，欢迎日军进城，日军一枪没放，占领了吉林。　　　
　　不抵抗束缚了手脚（3）　　　
　　沈阳、吉林沦陷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张学良这才明白关东军演习是假，入侵是真，十分气愤。他立即召集了东北军在北京的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首先向大家通报了日军占领沈阳的动向。然后与大家商讨应变对策。大多数人说，只有迎头痛击，奋起反抗，才能挽救不利态势。可是，张学良的顾问顾维钧说，这事牵涉面很大，涉及国际斗争，起初就向南京政府报告过，现在还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方针为妥。他建议立即向南京政府发电报，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呼吁国联出面处理这一局势。　
　　最后，张学良总结大家意见时说：“顾维钧先生的建议很好，我加一条，请求南京政府准许我们抗击日军，现在反击还来得及。”　
　　大家同意他的意见，异口同声说：“对，亡羊补牢，来得及！”　
　　会后，张学良亲自拟了电报，发给蒋介石。可是，令他们失望的是，回电的内容依然是：“避免时局恶化，坚持不抵抗。”　
　　东北军官兵得知蒋介石不许抵抗，个个义愤填膺，骂声连天。张学良这时还沉迷在对蒋介石的信任中，他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弟兄们，你们爱东北，我呢，我爱中国，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一旦失去东北，我永远不安，但我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我个人的牺牲品，而且也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其患难部属的生命，博我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这次日本来犯，其势甚猛，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它周旋。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沿是义不容辞的。”　
　　显然，张学良的劝说苍白无力，难以平静骚动的军心。但他除了多次重复这些话以外，别无他法。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端，全国民众沸腾，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在黄埔路官邸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策略。张学良原先的澳大利亚籍私人顾问端纳，自张学良归顺南京政府后，被蒋介石请来当私人顾问了。蒋介石一向迷信洋人，他把端纳视为贴身“军机大臣”，有什么疑难问题必请教于他。端纳也好为人师，只要蒋介石向他提出问题，不管自己懂不懂，总是滔滔不绝。今天，蒋介石刚说完会议议题，他便眉飞色舞地说开了：“我大半生都在研究日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半个日本人。”他越说声音越大，“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在政治、经济上推行改革，改革浪潮一浪推一浪，他们的钢铁数量和质量已名列世界前茅，军队数量和质量也名列前茅。他们的天皇政府管不住军人，军人做梦都想打仗升官，以显示自己的才气。关东军是日军之精锐，他们一个关东军士兵能打败我们东北军十个甚至百人。我可以断定，张学良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东北军的任何抵抗都是无效的，甚至举全国之武力都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你们想试试的话，我想肯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说到最后，他建议发电报向国际联盟求援，同时请求美国政府行使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