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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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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起电话机，同各团联络，得知敌人攻势很猛，官兵伤亡很大。杜聿明下令后撤到预备阵地。这时，天色很快暗了下来，杜聿明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研究结果，部队伤亡再大，只要有一个人幸存，都要坚持战斗到底。
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杜聿明调整了部署，师部设在南天门，各旅以南天门为中心进行守备。第七十三旅在南天门右翼防守，第七十五旅在南天门左翼防守。各部按指定区域调整以后，杜聿明觉得部队已战斗三天，粮弹消耗很快，有的部队已无米下锅。于是，他给密云的徐庭瑶军长打电话，要求粮弹支援。徐庭瑶很快回答说：“我这个军长现在成了你的后勤部长，你不说我也会派人送去的，黄昏时刻已派五辆卡车送粮食给你们了。”
徐庭瑶放下电话，考虑到第二十五师已伤亡大半，不能再叫这支部队继续撑下去了，虽然杜聿明不叫苦，但作为军长，自己也应为这支部队的长远发展着想。于是，他重新拿起电话，对杜聿明说：“你们师的战斗任务已经完成得很好，为了让更多的部队参加作战，摸摸鬼子的作战特点和规律，我马上要第二师去接替你们师的防务。”
师长黄杰带着第二师连夜赶到了古北口，接替了第二十五师的防务。第二十五师开始来古北口时，有两万余人，现在只存3000余人了。官兵们的军装已经被撕破，半是灰土，半是血污的棉花，在冷风吹拂中抖动着。有的士兵跑到杜聿明面前，要求留下来再战，他们坚持说：“我们来古北口之前，就做好了死的准备，现在鬼子还没消灭光，我们请求留在这里再打几仗！”
杜聿明十分感动，他劝大家说：“弟兄们，仗有你们打的，你们还愁打不到鬼子吗？也许两三年都打不完的。我们回去后，休息好了，吃饱了，喝足了，养好了精神再打不行吗？”
这样，在杜聿明的劝说下，官兵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阵地。
奇怪的是，当杜聿明的第二十五师撤走后，日军就再也没有向古北口发动新的进攻，黄杰第二师就在南天门与古北口之敌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其实，这时日军也感到伤亡太大，部队十分疲劳，继续打下去很难获胜，所以，决定暂时休战整顿。
此时，蒋介石有海陆空三军，实力雄厚。中国军队理应趁敌疲惫之际，再发起反击，组织几个大的战役，就会将日军赶回老家去。然而，拥有170万大军的蒋介石脑子里还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在作祟，将大部分主力集中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同红军作最后的决战。在他看来，北方的鬼子只要不再发动新的进攻，就万事大吉了。为了维持北方长期对峙的局面，让他抽出兵力剿共，蒋介石委托何应钦与日方代表谈判。双方于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更不得有挑衅捣乱之行为。”
古北口血花飞扬（4）
震惊中外的长城抗战，至此结束。
第三章 淞沪会战
老蒋的态度变了（1）图
抗日英雄吉鸿昌可以这样说，东北三省的沦陷，是蒋介石拱手让给日本人的。华北抗战，蒋介石的抵抗也不坚决，所以华北的沦陷速度也很快。淞沪战役，蒋介石的抗日态度突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下令从全国调兵，亲赴前线督战。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军队同仇敌忾，万难不屈地抵抗了整整三个月，才取得了歼敌9。778万人（大部分为受伤者）的辉煌战果。
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从不抵抗到亲赴前线督战，这180度的大转变是如何演变的呢？剖析他的内心深处，他是不愿同凶悍的日本人交战的。少年时代，他对日本这个民族充满了钦佩之意。他觉得一个小小的日本，民族意识十分顽强，竟敢与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较上劲，曾经几次战胜了貌似强大的俄罗斯。因此，他还是在溪口读私塾时，就十分崇尚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他认为，无论国家大小，都要有精神，日本人把武士道精神看做日本大和民族的灵魂，这符合王阳明的“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学说。蒋介石认为中国的文武之道，只讲文人之道，而日本侧重的是“武人之道”。他曾经这样说过：“我以前羡慕日本尽忠报国的传统精神，亦爱日本孝亲、尊师、尚侠、重义的民族性。”16岁的蒋介石来到奉化县城的风林学堂读书，顾清廉老师同情革命，也羡慕日本，他对蒋介石灌输了“要想国家强盛，必须壮大国家军事力量”的思想，并把《孙子兵法》一书借给蒋介石，希望他好好地读。同时，还向他讲述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由弱变强的历史，鼓励有志青年应出洋留学。19岁的蒋介石正是怀着仰慕日本的心情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到日本后，给他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一是日本人不随地吐痰，有痰总是吐在手帕或卫生纸上；二是日本的近代建筑很漂亮雄伟；三是工业很发达。那时蒋介石就萌发了学习日本，赶超日本的抱负。
但是，他也非常痛恨日本人。记得在他9岁时，甲午海战的惨败迫使中国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故乡溪口镇上的人们愤怒地谈论着，都不能理解“四万万同胞的大国，为什么输给了只有三个小岛的日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乡亲们那一双双迷茫、愤怒的眼睛，牢牢地铭刻在他的心上。
日本靠什么“发家致富”的呢？他脑子里的这个问号，是通过在日本读书、了解了日本的发展历史后明白的。原来中日《马关条约》后，中国赔给日本两亿两白银，日本一下子发了横财，致使日本的历史拐了个弯，日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国际信用程度，不仅超过了亚洲，还超出欧洲许多大国。日本正是用中国的这笔巨额赔款，发展了军事，疯狂地造枪造炮，酝酿了再次进攻中国，以掠夺更大利润的野心。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抢占了东三省，又侵占了山海关，争夺热河、长城，直到签订《塘沽协定》，策划华北自治。这时候的蒋介石缘何对日本人一让再让，能够让日本鬼子长驱直入中国的领土？原因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指导思想作祟。他一心想集中兵力剿共，想等到剿完了共产党，再收拾日本人。可是，事与愿违，日本人不让他实现自己的梦想，将侵略的魔爪向中国继续延伸，他们得陇望蜀，占了长城又想再饮长江水。蒋介石一心想剿灭共产党再扛抗日旗。可是，红军不仅没有被剿光，还长征到达陕北，率先打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此时热心内讧的蒋介石仍痴迷在剿灭红军的梦境里，没有清醒过来。直至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蒋介石惶惶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之时，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调停下，蒋介石终于答应六项协议，即：（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力；（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五项条件和四项保证。蒋介石被迫同意确立停止内战的国共合作政策。此时，国共两党表面上握手言和，携手抗日，实际上，蒋介石将抗日二字还只是挂在口头上，没有真正放下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早在五年前的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事端，日本海军竟然要登岸保护闸北一带日本侨民，要求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蒋介石当时想的是，中日矛盾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暂且答应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所以，他完全不考虑中国人民的利益，命令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
蒋介石的软弱给了日本侵略者更大的野心，日本出动飞机，对闸北、真如一带狂轰滥炸，炸死炸伤我许多无辜老百姓。十九路军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国民党十九路军击毙敌军万余，逼得敌人换了三次指挥官。明明是胜利者，南京政府竟同日本签订了妥协退让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让中国人民再次蒙受屈辱。
卢沟桥的枪声，又让蒋介石寝食难安。
老蒋的态度变了（2）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九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9日，又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率领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在中国共产党及全国民众的鼓动及催促下，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谈话会，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参加了庐山谈话会。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就卢沟桥事变发表了较为强硬的讲话：“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继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事的解决。”蒋介石在讲话中还提出了中国政府的四点明确立场：
（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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