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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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梭式”的忏悔反思（5）

　　晚年一直被病魔缠身的曹禺，终于在垂垂老矣的暮年，说出了发自肺腑的深沉而凝重的思考：“‘四人帮’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后悔不该写戏，害了读者，害了观众。”“有一段，我住在家里，不敢出房门。大院里也是两派在骂，夜晚也在斗走资派，一天到晚，心惊肉跳，随时准备着战斗。我觉得我全错了，我痛苦极了。我的房间挂着毛主席，贴着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真不想再活下去了，我好几次都想死去。我想从四楼跳下去，我哀求着方瑞，让她帮着我死。方瑞说：‘你先帮我死好不好？’我真是太脆弱了，还有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孩子，又怎么能把她们抛下。每每看到妻子的病弱的身体，看到孩子……还得痛苦地活下去。”“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时，他还“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怕这不是真的，还怕很多很多……我记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个窗口，整座整座的楼都亮着灯，就像过年时一样。我走着，然而感到难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觉得我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人生，历史，中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时都化成了一个字眼，我的声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没有出声，我喊到：‘天哪／”“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多么紧！后来，我又听到第二个、第三个人告诉我。虽然仍然是关着门，压低了声音才敢说的，可是我终于已经有了相信的勇气和力量。我相信我已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了。”998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隐约看到了那个敢于吹响末日审判号角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身影。“末日审判的号角想吹就吹吧；我将手拿着此书，站在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我将大声宣布：“这就是我所做的，我所想的，我的为人。我以同样的坦率道出了善与恶。我既没有隐瞒什么丑行，也没添加什么善举。万一有些什么不经意的添枝加叶，那也只不过是填补因记忆欠佳而造成的空缺。我可能会把自以为如此的事当成真事写了，但绝没有把明知假的写成真的。我如实地描绘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可鄙可恶绝不隐瞒，是善良宽厚高尚也不遮掩：我把我那你所看不到的内心暴露出来了。上帝啊，把我的无数同类招到我周围来吧，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丑恶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可鄙而羞愧。让他们每一个人也以同样的真诚把自己的内心呈现在你的宝座前面，然后，看有谁敢于对你说：‘我比那人要好／”999
　　在已经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忏悔者中，韦君宜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她说：“卢梭的《忏悔录》，记录了他平生见不得人的事情，有损自己人格的事情。我想，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尽情去写，写写这些年都搞了些什么运动，写了些什么文章，那真要清夜扪心，不能入睡了。……十年内乱，自己受的苦固然有，也应该把自己的忏悔拿出来给人看看，不必那么掩饰吧。我这么想的。”1000但真正使她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1001
　　周扬也“在忏悔了”。他向许多他以前无情批判过的文艺界的“朋友”，真诚道歉，做报告时，流着眼泪明确地说，以前由于他的缘故，让“很多好同志受了苦，我对不起大家……”。他开始“把自己的内心拿出来与朋友相见了。”因而，人们“都同情了周扬，谅解了说真话的周扬。”1002
　　不过，还是有许多人的“忏悔”，正如许纪霖所分析的，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经常以一种甚为得体的谦逊方式论证着自我形象的合理性甚或完美性。即使有了难堪的过失，也习惯地归咎于‘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仿佛自身就没有一丁点道德责任。当然，有些人也不乏痛苦的忏悔，良心的审判，然而审判的结局……他们的灵魂不是在反省中得到洗涤、净化和升华，而是自我开脱、自我安慰和自我谅解！当人生的挫折和内心的焦虑使他们寝食难安时，他们很少……直面人生，直面自我，在与外界黑暗与内心丑陋的搏斗中开拓出新的精神意境；相反地，却常常求助于自我调适的心理防御机制，或为压抑（抑制‘本我’的能量冲动）、或为幻想（在白日梦中得到虚幻的满足）、或为文饰（为丑陋的‘非我’形象辩白）、或为补偿（以学术中自我的光彩慰藉政治上堕落的自我）……”1003
　　难道这真的是因为，“我们正处在由政治来决定生死命运的大悲剧的时代，这才是真正时代的死结。这一死结在当前是否已经解开，我希望每一个人以平旦之气，面对现实问题，一样一样的切实去想。吴稚晖先生，是这一代的大聪明人。他的遗嘱要把自己的骨灰抛入海底，我觉得这是象征着他对人类前途无限的悲哀，但我不愿说这就是象征着我们知识分子最后的命运。”1004
　　至少，目前我们所能做的，还可以如徐复观所说：“培养大家的人格，尊重中西的文化，使每一个人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自己的知识负责，对客观问题的是非得失负责，使人人两脚站稳地下，从下向上伸长，而不要两脚倒悬，从空吊下，则人心自转，局势自变。”1005


　　后记及注释

　　后记（1）

　　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认为：“一件历史事件不能从它的背景下孤立出来，正如葱不能从它的外皮下脱离出来一样，因为一件事的本身就是许多背景的组合，其中没有一件将会再度发生。”他进而指出：“史实的搜集，对于发生了什么事件的证据的检验，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科学的，但是对于那些事件的因果的发现却并不是如此。甚至在研究一件有关的史实都比较清楚的事件（如像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史实）的时候，也不可能正确地考察二千五百万不同的人的心理状态，因为这两千五百万人——除了几百或几千人外——的生命和动机都被埋葬在为人完全遗忘的黑夜里了。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法国革命的原因作一个完整的或全部真实的叙述。”1006
　　美国历史学家巴恩斯在《论新史学》一文中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承认，政治舞台完全不足以建筑全部的历史大厦；而且还必须承认，任何单独一种的历史事实都不足以充当组织历史材料的基矗历史的因果律不是只用一把钥匙就能打开的。有的时候，某一个或某另一个因素可能上升到极端重要的地位，但是，没有任何单一的‘原因’或‘影响’，能够贯穿全部人类历史。”1007
　　因而，认识和研究历史的人与事，势必要沿着历史的河流追本溯源。仅举一个小例，不要说生于70、80年代的人，就是作为生于60年代，还算“侥幸”赶上了个“文革”尾巴的我来说，在采写恩师萧乾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的过程中，常被他所叙述的往事惊得目瞪口呆，感到难以置信。可它确实是才刚发生并不太久远的历史。例如，萧乾在提到1952年以整资本家为目的的“三反”运动时，感叹当时就已经是“只准落井下石，没有人敢或肯替谁说句话——倘若有，那就是物以类聚，一并处理。上边，不凑足数目绝不收兵。下边，存在着一种古怪的幸灾乐祸心理：从旁人的罹难中得到安全感，甚至快感。”1008
　　事实上，这种“国民劣根性”，也正是导致知识分子在循环往复地陷入“猫捉老鼠”游戏的根源之一。“三十多年，在阶级斗争中，人好像非猫即鼠。一匹正在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猫，只要有人喊上一声‘他是老鼠’，那人就一下子变成了缩起脖颈的老鼠。有时，老鼠也会摇身一变而成为一只气势汹汹的猫，而且比一般的猫牙呲得更长更咋呼。”在这样的生存的环境下，谁不“巴望能逃到一个无猫无鼠的世界去当一个非猫非鼠的动物。”可现实不是真空，当你正做着桃源梦，便会“突然发现自己竟变成了一只人人喊打的老鼠，大口大口的唾沫从四面八方”“啐来”，“还伴随着咒骂，有尖声尖气的，也有暴跳如雷的。”甚至你连承认自己是老鼠的资格都被剥夺了。这就涉及到了“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猫与鼠的问题。”1009
　　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认为，“就其实质来说，反右派斗争给极左的无限膨胀提供了土壤，是‘文革’在1957年的预演，是‘文革’法西斯暴行的序幕。当时，被批斗的右派也没有被戴上纸帽子游街示众，但究其运动本质，是1966年‘文革’的起步。1010”
　　因而，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是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