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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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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也将出身、成分好的人，还有一些工人，组织成机关红卫兵。10月，原机关“文革领导小组”和红卫兵逐步被各部门成立的造反队取代。由造反的工人打冲锋，闯入各位作协领导的家中。“他们中有的人态度极为粗野，开口骂人，动手打人。”还在东总部胡同原会议室举办了抄家物资展览。“在西面墙上，邵荃麟珍藏的郑板桥一幅很大的画和手迹被打上了大黑叉。张光年珍藏的黄宾虹的画和齐白石赠他的鲜艳的花卉图也遭受同样命运。”很快，一大批著名作家除了批斗、写交代材料、读毛著，整个文联大楼的清洁卫生，包括清扫四个厕所、打开水，全有这些“牛鬼蛇神”接管了。而且，规定他们每天清晨6点前必须赶到机关。老舍的朋友，只比他小一岁的冰心，每天都要负责清扫两个女厕所。评论家冯牧“则参加清扫五楼的男厕所。在遇见茅坑严重堵塞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清洁工人来干这活儿，也找不见任何掏粪工具，冯牧只好怀着极大的忍耐力，付出极大的体力用手去掏粪，疏通厕所。”比这体力的付出更难以忍受的是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屈辱，有一些与老舍年龄相仿的作家，像冰心、张天翼、臧克家等，在一次又一次的示众、批斗中，“不仅要忍受诽谤、侮辱，还得在烈日下低头弯腰九十度呈喷气式”。夜里睡觉，还有专人看着他们，以防自杀。985这何尝不是一个又一个另一种形式的“八·二三”？
对于被批判者来说，我想，痛苦大自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被熟识的“朋友”“落井下石”，比如萧乾，“反右”时，“大概被认定了是一条浮出水面上来的大鲨鱼、大毒鱼，谁也救助不了他。尽管他有两位早年在《大公报》时期的文友，此刻都在作协的领导岗位上。其后的《文艺报》一篇又一篇的批判文章揭这位副总编的‘老底’，他的同事们、盟友们写的文章毫不犹豫地说他是‘洋奴政客’，甚至‘曾经为法西斯辩护’。986
“卢梭式”的忏悔反思（4）
另外，像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1957年5月间曾去浙江出差，同浙江文艺界的作家们开座谈会，传达中央精神，鼓励他们鸣放。结果浙江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很快几乎全部被划右，著名的如宋云彬、黄源、陈学昭。反右后，邵荃麟被认为是去浙江煽风点火，检举材料送至北京。但邵荃麟仍然被‘保护过关’，参加领导了作协的反右派斗争。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传达后，作协重点批判邵荃麟，认为他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时他不再被保护，1957年浙江‘放火’的材料被端了出来。有人径直批评说，邵荃麟是‘漏网右派’。”987像这样既是历史经验又同时是历史教训的例子，是那么发人深思啊！
另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还是莫过于周扬。人们记得，三十年代初，刚从日本回来时，他“潇洒倜傥，穿西服，系领带，着皮鞋。他爱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与朋友谈笑风生。他投身革命，同时也是文艺家中的一员，对艺术有见解和感悟。这时的他，自由地挥洒着个性，让人感到亲切、可爱。”但延安令一个“年轻崭新”的周扬出现了，“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谈笑风生，而是不苟言笑。”他让人感到了“陌生”。1949年以后，他作为文艺界的领导，“却很少参加文艺家的自由聚会，他是在主席台上在报告中在报纸上，同大家见面。“人民尊敬他，敬畏他，却没有亲切。”在“文革”自己遭难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一方面“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人，而且运动过后尽量做一些弥补。但同时，宗派情绪或者其他原因，又使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一些人，把一些人推到逆境之中。”种种迹象表明，正是他促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发生。“还有丁玲、冯雪峰的冤案，他个人的好恶，显然起到关键性作用。……1957年当大会批判冯雪峰时，他坐在主席台上，是以轻蔑的目光打量着冯雪峰。”988难能可贵的是，经历了“文革”磨难的周扬，在晚年又以“苍老崭新”的面貌出现了。他“愿意诚恳地改正过去的、也不能由他个人完全负责的‘左’倾错误；他更不以一贯正确自居，更没有什么风派表现。”989他有的是心灵的真诚忏悔和对昔日崇拜的领袖的客观再认识。他在写于1983年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说，“不幸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违反了初衷，背离了自己所坚持的矛盾同一性观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为一’，把对立绝对化，甚至认为综合也只能用一方吃掉一方去解释。这样就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后来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致把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加以夸大，这就在大跃进时期造成了主观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把理论为实践服务理解为单纯地为政治或阶级斗争服务，忽视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这给我们的理论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形成一种急功近利的学风。”990“文革”之“残暴无情，连封建帝王也会为之自惭形秽的。而且涉及面之广，前无古人。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们谈十年浩劫的灾难，他们往往吃惊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样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大概认为我在说谎，我在谈海上蓬莱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991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文革”而想对“文革”有所认识的后生晚辈，作为一个有志于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史的年轻学者，我最巴望看到的是来自历经浩劫的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对“文革”的深刻反思。幸好，我们还有这样“卢梭式”的知识分子，尽管可能忏悔得并不彻底，或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有思想的真声音，才会有知识分子的真希望。
在何西来眼里，“‘文化大革命’，就是群众斗群众的运动。所谓‘改造’，就是整人，效果是适得其反。平心而论，知识分子不是没有问题，不是各自的弱点，也不是不要改造，但是改造应与所有人一样，必须平等。几十年来的所谓‘改造思想’，其实在多数情况下都带有歧视性，因而在方式上往往是去丑化知识分子的人格，去摧毁他们的尊严，去侮辱他们。以何其芳而论，多年他一到延安就改造自己，完全忠诚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路线。一辈子都在改造，最后还是把他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992娈勋认为，他一生中，“内心最忏悔的一件事，就是反右一开始，我跳上台发言反右派。也是我要跳。是有人找我，说你苦大愁深，现在有人反对共产党，你为什么不发言呢？被人一激，我上台发言了，是在斗争会上发的言。我们那里，出了七八个右派。
“我有个看法，也跟朋友们谈过，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既是人又是狗。……第一，我们是人，想做人，想做堂堂正正的人。同时，我们也做过狗。说人家是右派，一声召唤，我们就上去斗。这些右派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啊！这辈子我做的一件缺德事，是服从领导布置跟几个人把别人的日记翻出来，查证据。这是狗事。”993回首往事，叶廷芳深感，“我恨清查的人，也恨自己软弱，恨自己怕死。过去，我经常看到恩格斯说的一句话，意思是：在战场上那些曾经胆战心惊的战士，最后在走向刑场时，却是视死如归了。那时我就决心，以后再不说假话了。因为说了假话，内心更难受。每次开会要认罪一番，要讲违心的话。我想再也不重复这种荒唐了。‘文革’之后，很多人自我批判很厉害。我反思自己也是很深刻的。”994历史学者朱大渭：将经历了“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分成了“三种人”：第一种，逆来顺受，老实劳动，什么都不想。这是少数。第二，怀疑派。认为这一套不对，……有抵触情绪，但不敢反抗。……相信知识会有用，‘文革’会结束。这种人比较多。第三，坚决反对左的那一套，坚决抗争。这种人也是少数。但无论如何，从整体上来说，“‘五·七干校’对知识分子的身心是严重摧残。……是对知识分子的极大打击。”995反省过自己的凤子以为，“人性在‘文革’中是一次大暴露。哪怕是至交，也由于‘阶级斗争’的毫不含糊，把极细小的事情交代，揭发出来。我自己也这样，我也揭发过别人。为什么？是为了‘立功’，也是为自己‘过关’。这都是由于对革命偶像的膜拜，以及对‘左’的盲从所造成的。”996黄宗英深切感到，“无论如何，‘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封建主义病灶的大溃疡。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社会中坚，我们在建国以后，发挥了多少有氧细胞的作用去制止这场浩劫呢？”997
“卢梭式”的忏悔反思（5）
晚年一直被病魔缠身的曹禺，终于在垂垂老矣的暮年，说出了发自肺腑的深沉而凝重的思考：“‘四人帮’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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