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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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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舍性情刚烈，正直的品行使他对林彪、康生等毁灭文化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他要用死来表明自身的洁白和对污浊世界的蔑视，与屈原一样“苏世独立，横而不流”，720舍身取义。
绝望说指出，当时老舍在解放后的处境其实非常尴尬。首先，“老舍在被尊为‘人民艺术家’之后在配合各个时期政治任务表现出很高遵命文学的政治热情时，他作为大作家的自由写作就受到了限制。”721而老舍在艺术上的感受力是极其准确敏锐的，他对自己的作品肯定自有评价。他那样拼命创作很可能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挣扎。进入60年代，老舍写作的速度放慢了，是不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力不从心了呢？还有，共产党对老舍这样知名的无党派人士一向采取两种策略，一是给官，二是安排。即给他们一些没有实际权力但又在场面上忙得没有自己业余时间的名誉性职位。郭沫若、茅盾无不为此烦恼。老舍也是如此，大会小会，各项规定号召都要他表态，他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静下心来将自己调整到一个良好的创作状态，但又无从抱怨。表面上看他是北京市文联主席，与当时张恨水等一批作家大不相同，能够拿到国家俸禄，衣食无忧又受人尊重。但是老舍此时已是个饱经社会风雨洗礼的老人了，他一天天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的。为了给一个晚辈找份差事，他亲自跑到文艺口好多机关寻求帮助，但行政体制并不买他的帐，实权的掌握者并不因为他写了《茶馆》就给他面子。722还有一点，老舍向以“文牛”自誉，他的自由自在是因为天天能写一点，到一点也写不出的时节，他就成了世上最痛苦的人，他就失去了自己，自由与闲在受着时间的煎熬。当然，这些内心痛苦并不足以使他下决心离开人世。直到“八·二三”“红卫兵”冲进北京市文联对他进行当众侮辱和毒打，在孔庙进行“焚书坑儒”，老舍的绝望才达到顶点。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他失去了精神家园，这个世界已无可留恋。那么一个爱体面懂幽默，总是力争上进的老舍终于疲惫而绝望地走上他为笔下许多好人安排设计的出路。
认为老舍是因为太脆弱，承受不了打击而自杀的人，几乎都是被历次政治运动折腾苦了，至少经历过“反右”的人。因为，若是命运浮沉，人情冷暖经得多了，对自杀这种行为本身便产生置疑：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与所承受的痛苦本来就是对等的。老舍在国共谈判期间便为共产党做了许多事，1950年从美国回来也是受周恩来的力邀。有了这层关系，他在政治生命上一直一帆风顺，723人人尊敬他，到处捧着他，等待他的总是鲜花和笑脸。突然，阴错阳差地，老舍被辱骂声包围了，而且是那些个还不懂事的孩子，竟在政治鼓噪面前，将人性退给兽性，野蛮地毒打他，把他安身立命引以为荣的创作不容辩解地污为罪名。邓拓自杀了，他和周恩来失去了联系。724到处是狂热的喧嚣，红色海洋咆哮着将他的自尊和信心击得粉碎。此时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是非常自然的。他脆弱得没有承受住命运的打击。
海外对老舍之死的研究比国内要早，1967年3月，老舍去世9个月之后，日本作家水上勉写了有名的散文《蟋蟀葫芦》进行悼念。1970年，日本作家井上靖又写了回忆散文《壶》。7251978年，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到中国，在对老舍之死做了“详细调查”以后，以《老舍之死》为题，在日本的《新潮周刊》上第一次向世人公布了老舍被迫害致死的详情。726正如巴金在写于1979年的《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所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同志的悲剧的死亡，他们似乎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为老舍同志雪冤平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六月才举行，而且骨灰盒里也没有骨灰。甚至在一九七七年上半年还不见谁出来公开替死者鸣冤叫屈。……虽然到今天我还没有弄明白，老舍同志的结局是自杀还是被杀，是含恨投湖还是受迫害致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亡壶全，他把最好的东西留下来了。”727研究老舍之死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位：美国学者比尔·沃勒认为：“就像祁天佑一样，老舍被错误地指控为叛徒，这对他是极大的羞辱；又像天佑一样，老舍的世界毁灭了，当时没有别的出路。尽管老舍批评中国人重视面子，但他也许正是在丢了面子，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结束自己的生命。”“老舍为什么要自杀呢？是因为屈辱使他丢失了传统的自尊，还是因为自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者向当局控诉的形式呢？或者，是因为他老了，感到疲倦了，因孤独、孤立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了呢？在我看来，这些因素是互相关联的。”728法国学者保尔·巴迪分析老舍的死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原因：“第一，他被指控是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同谋……彭是在6月3日被宣布免职的。仅两个月后这位小说家就死了。……对老舍的第二个指控是明确的，作为《北京文艺》的主编，他被认为对出版虽有争论的剧本《海瑞罢官》负有责任。”另一方面是文化心理：“一是北京的传统剧完全销声匿迹，而从童年始，老舍就非常喜欢京剧……另一个使他怨恨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北京城的大肆破坏，老舍是极爱这古都的，不仅因为这是他的出生地，更因为他的小说不能离开这个城市与这个城市的市民，以及它美丽的历史景观……红卫兵对文化遗迹的破坏也许对一个自认有感伤主义的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729苏联汉学家热霍洛夫采夫和谢曼诺夫认为：老舍之死是因为他早在30年代《猫城记》里，就对文化大革命有所预见，因而受到了极左势力的惩罚。7301978年3月，日本作家开高健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了《玉碎》一文，在悼念老舍的同时，竭力歌颂了老舍自杀所表现出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与精神。7311984年，巴金在写给苏叔阳的信，后作为话剧《老舍之死》剧作的代序中，也明确表示：“关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杀抗争。……不过这抗争只是消极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为’（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但是当时却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老舍同志可能有幻灭，有痛苦，有疑惑，有……但他最后的心情是悲壮的。没有结论。那个时候也不会做出什么结论。”732此时的巴金，已经明显感觉到，老舍之死在抗争意味背后具有的复杂性，即不能只单单把自杀归为“勇敢的行为”。他特别强调“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因为这个“有骨气”的行为，也包含着“幻灭”、“痛苦”、“疑惑”等等许多无法说清的因素。我推测，这是巴金对他在几年前写的《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对1966年7月10日他和老舍在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见面时老舍所说的“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733、“我是一个正派人”、“正直的人”，734做出的更深一层的理解。
太平湖的余韵（2）
然而，尽管巴金以为老舍之死“没有结论”，但他的话，常被在抽去了复杂性之后被引用，作为老舍自杀是以死抗争的基调确定下来。像李润新即在稍后结论性地指出，“用自杀抗争”是对老舍自杀原因和性质最公正、最科学的评价和概括，因为它最符合老舍的人品和文德。注脚便是老舍笔下描写过的十来个自杀的人物：《猫城记》里抱着“良心大于生命”信条自杀的大赢；话剧《张自忠》为国捐躯的王得胜；《火葬》中不甘被俘自焚而亡的石队长；《四世同堂》里为洗清耻辱投河自尽的祁天佑；话剧《茶馆》里“因抗议沈处长霸占茶馆上吊而自杀”的王掌柜等。735及至舒乙写作散文《父亲最后的两天》，也是认为：“父亲的死，是场悲剧，他的舍身反抗精神，他的悲壮气概，在那非正常的特殊条件下，有着巨大的震撼力量。他的死，抛出了一串大小的问号，和一串更大的惊叹号，好像是告诫人们：你们错啦，错啦！736宋永毅在《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中，分析“老舍之死”时，认为中国传统文人的生命价值观是滥觞于以老庄和孔孟各为代表的两套泾渭分明的生命观念。老庄哲学是“保身”的哲学，即《老子》“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强梁者不得其死”，及《庄子》“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的“曲则全”的生命观。而传统儒家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即《论语》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和《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所表现的昭示出气节与风骨的士的精神。
宋永毅进而将彰显出气节和风骨的死亡模式划为三种：第一，陆游式的死：抗御外侮、战死疆常第二，海瑞式的死：身逢昏君、直谏至死；面对强横，“士可杀不可辱”。第三，屈原式的死：国亡乱世，自杀殉道，以示抗议。也就是《离骚》中说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737这自然都可以看作是“儒家以名而求不朽的生死智慧”对后世的影响，“对名的崇尚和追求，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被深深地烙印在广大士子，乃至其他社会阶层和个人的灵魂深处，成为行为的动力和原则。”“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自刎在乌江边上，就是钦佩他为保全一世英名，而不败归故里，在父老面前容颜扫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约会海边，等候恋人的尾声，为守诚信之名，海水涨潮，不肯离去，抱柱而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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