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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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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诳谑鍪纷钤绶⑸保飧鑫侍饩退嬷鱿至恕K担骸安煌谥惺兰偷目诒适拢死嗍状斡欣芳窃刂保谑隼繁愠鱿至恕H昵埃谥泄艹阌凶盼饭偎鸭嗣茄蕴傅氖榧恰J鍪兰椭螅钟邢@笆费Ъ倚尬舻椎拢═hucydides)访谈波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Wars)的参战者。同时也出现了对口述见证可信度的怀疑,修昔底德抱怨说:‘同一事件,不同的见证者,或因为有意偏袒,或因记忆不全,所做的描述也不同。’……信件、日记、自传等作为正式史料时,尽管执笔的人心存偏见或者根本有错。例如,政治家写日记时,由于有日后要出版的心理准备,因此就努力地在日记中,把自己塑造为最佳典范。……写信和记日记的人,决不会将所有令研究者感到兴趣的事情一五一十交代得清清楚楚。”
  我现在早已不做这样无谓的抱怨了,我深知书写历史需要“访谈者必须考量受访者作为见证人的可信程度。他们是否够资格提供一手材料,抑或只是在传递二手消息?他们最早的观点是否带有偏见?受访者是否大量遗忘那些对他们不再重要的往事?抑或事实太过平淡无奇以至于不复记忆?受访者现在回想那件事有何不同感受?是否有些后来的发展令他们重新设想或重新解释其间的矛盾冲突?这些考量并不会令受访者失去提供证言的资格,但是尽量完整地回答这些问题却有助于访谈者和未来的研究者掌握所搜录资料的价值。”“历史学者的工作是把一大堆来自文件、物件、访谈和其他来源的证据编纂整合在一起,创作出一则叙事使得原先互相矛盾、冲突的证据产生出意义来。”476扬·范西纳认为:“任何证据,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可以归结为唯一的来源,并加以检验;我们必须为其寻找确凿的证据。”“即使书面证据与口头证据之间出现相互不符的情况,也并不意味着其中的一种描述必然要比另一种描述可靠些。访谈可以揭示出被官方记录所掩盖的真实情况。或许,这种分歧恰恰说明,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两种描述都完全是有效的,它们共同为真实的阐释提供了活生生的线索。”477看来历史完全不需要做出什么结论。
  可历史既要写的好看,又要恪守理性,大概还是有点忠效两难。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指出:“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但他必须绝对地掌握自己的想象,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必须既能进行深入而巧妙的推论,又具有充分的自制力,以免将事实纳入假说的框架。凡是能否恰当地估计这些困难的人,都不会奇怪,每个历史学家都有可能失足——或者是在叙述领域或者是在思辨领域。”478

  口述史未必是信史(4)

  对于如何看待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我十分赞成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的说法:“让我们认为它两者都是或者两者都不是。因为它有两者的因素。并不是在猜测历史的‘因果’上出现了科学;而是在收集和检验关于史实的证据上,一个历史学家需要有一些科学精神的东西,正如一个侦探或一个政客也需要这样的东西一样。”他认为历史有三种不同的任务,即科学的、想象或推测的和文学的。他还否定了一种学术偏见:“有一种说法,认为读起来有趣的历史一定是资质浅薄的作品,而晦涩的风格却标志着一个人的思想深刻或工作谨严。实际情况与此相反。容易读的东西向来是难于写的。……如果我们能够使新兴一代的最优秀的才智之士认识到历史的任务是如此艰巨,那他们之中将会有更多人成为历史家。”479那么,只剩下保罗·柯文所说的问题了,即“在所以把过去加以神话化的具体例子中,重点都不在于过去确实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它被后人为自己的目的而如何加以重新塑造。神话化的过程是:认定过去中某特定的主题,把它简单化,加以夸张和渲染,直至变成今人力量的源泉,足以使现在和过去强有力地相互肯定、互相印证。被利用的主题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过去的一部分,但也可能不是。”480这就是说,历史学家有可能成为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也有可能成为新的历史神话的缔造者。保罗·柯文把这种“不断地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过去’重新加工的过程叫作‘自传式的神话化’,这种神话化过程当然会歪曲原初的经验。”“不管我们怎样想在回忆中力求忠实不假,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避免用后来的知识在歪曲这些回忆。”481事实上,在本章开头提到的王行之与李润新的观点之争,也正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保罗·柯文所说。我想,不论中外,已经不乏这样的事实,即以往的历史一旦被塑造成“神话的史诗”,想打碎它都变得几乎不可能了。
  当然,书写历史在观念上有时返朴归真或曰守本分是必要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已经特别强调:“历史学家的目的不应该用一系列耸人听闻的逸事去引起读者的赞叹,也不应该杜撰许多演说词备人引用;而是应该像悲剧作者那样,逐渐把故事引向高潮。恰恰相反,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首先在于忠实地记载古人确实做过的事情和确实说过的话,不管这些是怎样平常的言行。”482对于口述史来说,这自然涉及到艰辛的整理工作,汤普逊认为大体上有三种途径来展开:“首先,是对生活经历的单纯叙述。对一位记忆丰富的被访者来说,他除了完全公平地对待口述材料之外,恐怕没有别的什么选择了。……第二种方式是收集故事。既然这些故事并不像单纯叙述那样,每段都需要具备完整和丰富的特点,因此它是呈现更为典型的生活史素材的更好的方式。……第三种方式便是交互分析(cross…analysis):口头证据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组建论据的宝藏。当然,在我们也很有可能在写作过程中,把这种分析与对更加丰富的生活经历的呈现结合起来。”483然而,汤普逊不得不承认:“这里也存在着某种危险:当口述史利用自身提供的材料来源的时候,往往会割断当时的政治叙事过程,遗漏掉经济和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各种压力,从而对过去的日常生活产生某种幻想,这恰恰是因为这些过程和压力很难直接触及到普通人的各种记忆。因此,把这些记忆纳入更广阔的背景里,是极其重要的。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口头材料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这种背景是如何构成的。它们肯定也会在根本问题上促发我们的上述理解。”484无论如何,要以历史为职业,都需要掌握一切有关研究人类的过去和探溯现时人类发展的各种类型的知识。简言之,就是要考虑人的本性和人的行动。485我觉得,历史就是一种对过去的人性叙述。或者,换言之,历史学家所能书写出的历史,与其说根据的是文献,不如说依据的是“记忆”。历史既是“记忆”的叙事,也是“过去的声音”,因为“除了声音,恐怕再也不会有什么别的手段可以通过极其独特的、通常很简单的、精辟的和再现的方式把过去带入现在了。它不仅改变了历史的组织结构,也改变了历史的内容,并且把历史的焦点从法律、统计、管理和政府转向了人民。历史的天平扭转过来了:人们不仅从上述角度出发,而且也从被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去观察和评判经济学和政治学;在此之前,历史所要回答的问题还都是些封闭的问题,只能涉及到政治史、知识史、经济和社会史这样的既定领域;而现在,人们不仅拓宽了原有的领域,还要加上诸如工人阶级史、妇女史、家庭史、种族史、少数民族史以及穷人史和文盲史等这些更新的领域,这完全是一种崭新的历史维度。”486“原则上讲,口述史在任何历史领域内都存在着可能性。但对某些领域来说,它们要显得更基本些。与此同时,口述史也表现出了某种潜在的趋向,趋向于更个人化、社会化和民主化的历史。……历史存在的真正理由并不在于它为某些古老的事物赋予了永恒。历史是人们理解其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某种方式。人们在20世纪业已发现,那些所谓的里程碑、历史全貌以及各种权威和冲突模式都是不堪一击的。……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构建自己的未来。”487口述史的兴盛在某种程度上使传统的历史观念被颠覆可能是始料不及的,像波普尔干脆认为历史本身没有意义,没有规律,历史实际上只是历史学,它只是存在于历史著作中的历史。因此,他认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利去做出自己的解释。”488历史变得一点也不神圣了。
  海登·怀特甚至认为,历史学家面对的过去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而只是各种形式的文本,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史料。若把这些文本变成历史,首先要把它们组合成一部编年史,然后再把它转化为一种叙事,而叙事的过程包括了论证、编织情节和进行解释。他认为历史的写作经历了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原始的素材、碎片或者资料;第二个过程是编年史。他以欧洲的史学史为例来说明编年史没有逻辑的起点和终点。换言之,编年史的书写者从哪里开始下笔,历史就从哪里开始;而他从哪里搁笔,历史即在哪里结束。在这个基础之上,进入第三个过程“带故事性的历史。”他这里说的故事性并非指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色彩浓重的故事,而专指史学家在经过第一个过程(原始材料)和第二个过程(编年史)之后,再书写历史的时候给它加上开头、结尾、结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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