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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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和事件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相应于我们能够加以追溯的不同的过去，我们对现在有不同的体验。于是，从今我们推演故我就有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现在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有人会说是歪曲——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也因为过去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或歪曲我们对现在的体验。”452好在从我所面对的历史见证人对于“老舍之死”的叙述中，尚看不到由性别差异所导致的“使用语言的不同方式”。无论男女，他们在讲述“故事”时，“使用主动的我，（theactive‘I’），恰恰通过他们的言语形式就假设他们自己是他们行动的主体。”453但无庸讳言，他们每一个人“过去的记忆”都势必要和口述时“自我”对过去以及现实的理解，甚至现实的处境密不可分。对有些当事人，还涉及到他/她在今天根本不愿再提起，更不要说勇于面对刀割般的创痛。当我和郑实按图索骥，叩响“八·二三事件”的当事人之一，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公开承认曾带领女八中的红卫兵冲击北京市文联的“她”的家门时，看得出来，“她”的确怀着很大的戒心。郑实第一次见“她”时甚至在极力回避“她”的目光，而且不敢提及“老舍之死”，怕这个词语会刺激“她”，使“她”拒绝采访。
　　试想，1966年，眼前这个已过50岁的妇女才17岁。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无论“她”的内心是否平静，是否时常想起“八·二三事件”的情景，是否愿意回忆并讲述，也无论此前正忙碌着什么，瞬间即被无奈地推回到30多年前。在《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一书里，郑实在“她”的采访实录前面的题记中，典型描绘出此时记录者与受访者双方的心理状态：“70年代出生的我，对‘文革’根本没有直接记忆。但我的父母、兄长，这些实实在在生活在我身边的人，心中对‘文革’的记忆却无疑是实实在在、抹杀不掉的。在按门牌寻找的路上，我看着每一个50多岁和父母年龄相仿的女性，心想，也许这就是她。即便不是，也许她1966年也是红卫兵，去冲击过某个单位，或某个人。如果反过来，当时她的父母是受冲击的对象，那她可能造不了反，只能旁观，甚至受株连；也有可能决然与父母划清界限，使自己显得更加革命。反正她是少女时期，呼吸的只有‘文革’的气息。如今，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和她身上留下的衰老印记，已使人们无法从直观上联想起‘文革’。同时也使我这个晚辈在与她面对时，无法想象青春在她的心底留下了怎样的痕迹。她给我留了电话，让我过几天再另约时间。我担心她会改变主意。果然，当我再打电话时，她的情绪变得很不好，问我有没有证件之类证明身份的东西，光身份证没有用。并说自己已没什么好说，因为1966年的事多次有人找她，要她交代问题，弄得她无法正常工作。解释再三，她终于答应见我。2001年1月9日，新世纪北京第一场雪后寒冷的早晨，我和傅光明如约登门。傅光明的专业研究者身份及他对老舍之死多年研究的成果，似乎更能使她信服。她同意讲述1966年8月23日的情形，但不同意录音。”454这段充满深情的文字令我不禁联想到唐纳德·米勒和洛纳·米勒（DonaldandLornaMiller）记录下的“20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大屠杀”。在土耳其奥托曼帝国（theOttomanEmpire）时期的1915年到1922年间，有总数超过100万的亚美尼亚人，这是境内全部亚美尼亚人口的一半，遭到屠杀。幸存者们的“记忆”重构了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有些人被活活打死；另一些人被当作负重的牲口使用，被残害、拷打或者饥饿致死。孕妇们的肚子被剖开，而其他母亲们被迫把她们正在挣扎的婴儿丢在河中的岩石上淹死，或者把他们卖给路过的阿拉伯人；不少母亲和家庭一起自杀。这一无法想象的恐怖在幸存者的记忆中留下了什么？有些人将永远也不会谈到它。在有些人心中，愤怒现在已经让位给了政治解释，或着屈从于无人关心的状况；或者甚至让位给了原宥宽耍但是在另一些人心中，对土耳其人的仇恨在熊熊燃烧：他们在夜里梦到被追杀——“我醒来时浑身是汗”——“他们（用刀）刺在你背上。”还有很多人仍然渴望着复仇，1973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全家几乎都死于那场大屠杀的78岁的幸存者，在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的一间咖啡店，将两个土耳其领事官员开枪打死。他的这种狂怒无疑是由在另一个文化和另一个大陆持续超过50年的记忆所导致的。
　　对于纳粹集中营牺牲者的更为系统的贬黜、羞辱和灭绝的记忆，是同样令人难以忘怀的。两百名意大利的集中营幸存者曾经证实了他们中有多少人仍然保持着这一记忆，因为他们感到它那极端的恐怖对于其他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用语言是难以表达的，而且在那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们听来是太过痛苦了：他们曾经如何被与所有认识的人隔离开；所有的一切被抢走；衣服被剥光；头发被剃光；号码代替了名字；被迫用嘴和手“像野兽一样地吃东西；”每天都在看到和闻到死亡的情况下生活，闻着焚烧尸体的气味，看着别人的骨灰被用作铺路的灰渣，看者尸体堆积如山。为了生存，他们学会了吃草；学会了从任何人那里偷东西；学会了除了自己不相信任何人；学会了挨着囚犯同伴的尸体安然入睡，甚至剥下他的衣服来取暖。最为重要的是，学会了对死亡习以为常，甚至当看守们当着他们的面将另一个囚犯砍死时也无动于衷……显然，即便到今天，讲述这些经历的代价可能也是几周之久的重复出现的噩梦恐怖。并且这些回忆可能几乎是同样间接无法容忍的。“那些被留下而成为孤儿的人们之中的许多人出来也不谈论他们的过去，这是禁忌……首要的是，他们不愿意，他们也不能够，讨论过去。”许多确实谈到过去的人都非常不情愿，他们以嘶哑的低语说话，或者突然号啕大哭起来。……他们已经将一个仍然流血的伤口带入了老年，一份混合着损失、羞耻、愤怒和内疚的情感在今天仍然像以往一样真实：“缄默的极度痛苦”曾经“萦绕着他们的一生一世……这是一种如此痛苦、如此无所不在、如此无所不包的伤害，甚至在一生时间之后似乎也不可能谈论它。”455不知我的被访者中有无汤普逊所说，要借叙述，即释放记忆，来达到治疗精神心理的目的。“大多数人都拥有某些在回忆时会释放出强有力感情的记忆。……但是某些记忆发觉出深层的、尚未解决的痛苦，这一痛苦确实需要在职业治疗者的帮助下进行更持久的反思；并且，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口述史学家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建议，这如何才能被发现。这些情况通常都来自暴力的、羞愧的或者特别是纠缠复杂的和困惑茫然的家庭经历；或者来自战争和迫害的经历。”456

　　口述史未必是信史（2）

　　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在其所著《历史学与社会理论》谈到“口述与书写”时说，“口头交流就有它自己的形式和风格。一项关于谣言的著名研究认为，在口头传播的过程中，信息是根据接受者的需要而改变的，这个过程包括信息的简化（删繁就简）、选择（重点渲染）和同化（把未知的变成已知的）。”457“历史学家们经常用‘神话’这个术语来指代那些不真实的故事，从而与他们自己的故事或者‘历史’进行清楚的对比。如果把这种用法同人类学家、文学理论家或心理学家的用法相比较，也许将会是具有启发性的。”458“无论如何，人们应该知道口头叙述和书面叙述（包括那些叙述者认为是未加修饰的真理），都具有原型、模式或是神话的因素。因此，那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描述他们的经历时（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了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描述中的某些意象。人们常常是从另一个事件的角度来回忆一个事件，甚至最初也是这样来感受亲历的事件。英雄们有时候以一种类似于解析梦境的、弗洛伊德所称的‘凝缩’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我们经常能在一系列的往事记叙中发现这个‘神话化’的过程，这些往事被描述得越来越接近某种原型。”“一些评论家——尤其是海登·怀特（HaydenWhite）——可能会认为成文的历史是刚刚讨论过的‘小说’和‘神话’的一种形式。”459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一种令人兴奋的新方法开始流行，这就是“心理史学”。当时，“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一个德高望重的史学元老，对他的同事说了一句令他们大为吃惊的话，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下一个任务’将是更严肃地对待心理学。……尽管如此，已被广为宣传的历史与心理学的结合看来还是被延迟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它仍然是下一个而不是当前的任务。”460他进而说明，历史心理学的理论至少能通过三个不同的途径对历史学家有所帮助。首先，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常常也是一个心理学家——一个业余的心理学家。理论（更准确地说是相互竞争的理论）可以揭示出貌似非理性的行为中的理性根源以及理性行为中的非理性根源，这样就使历史学家不会轻易地假设一个人或团体的行动是理性的，而把其他人或其他团体贬斥为非理性（“狂热”、“迷信”等等）。其次，心理学的理论对史料考订的过程作了贡献。为了正确使用作为历史证据的自传和日记，不仅要考虑文本写作的文化背景和文体规则，而且要考虑作者的年龄以及他或她在生命周期中的阶段。口述史学家也开始考虑他们收集的证词中的幻想成分和导致这类幻想的心理需要。因为从白日幻想到梦只有很小的一步。第三，心理学家对个人与社会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