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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天下有情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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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1２岁那年的９月２３日，妈妈生下了最小的弟弟晓民。当时是秋天，不久天气变冷了，每天妈妈仍然用被子把小弟弟裹得严严的，抱着步行去上班。我看见妈妈那吃力的样子，心疼极了，就每天放学后，到南长街南口去接，替妈妈把小弟弟抱回家。
我小学毕业后在等待上中学的日子里，就要求妈妈把小弟弟放在家中由我来照看。这样可以减轻妈妈的负担，也可以省下一点儿托儿费。
我照看了两个月，一个1２岁的孩子，哪里会照看婴儿呢？我努力把各种事情做好。很快便学会了喂奶、换尿布等事，还要做好其它家务。暑假过后，到中学去检查身体，我当时身高1。54米；体重却只有34。5公斤；当医生讲我是当时全体学生中身体最轻的时候；他哪里知道我是在暑假里替妈妈看小弟弟累的这么瘦呢！
虽然我们生活较艰苦；但是妈妈从来不向单位申请补助；自己穿的衣服补了又补；却把我们上学的各种费用一分不少的交给学校。她期待着我们能快点长大，学好各种知识，早日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每当我们拿回来一张张的奖状的时候，爸爸妈妈笑得脸上成了一朵花，仿佛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遣送回乡
1966年9月5日这天，晴空万里，没有一丝浮云。
我正在回忆往事，单位遣送我们回乡的大卡车开来了。
这是一辆普通的解放牌大卡车，押车的是一个戴着红袖章的20多岁的青年人，板着面孔冷冰冰的，来到后就催着我们快装车。
爸爸让我们管他叫×叔叔，但是他连理也不理。后来此人造反有功，荣升了基层店总经理，成了我后来的顶头上司，真是靠造反起家呀。
爸爸就在这个时候还在想着别人，当他知道这辆汽车要装运两家的东西和人时，便只让我们装上几块床板，一对木箱、被子、炉子、20多块蜂窝煤，最后装上了当月的粮食，一共装了还不到半车，爸爸就不让再装了，说是要给另一家人多留点儿地方。
我把一个小方凳放在车上，爸爸却一再坚持让我送回家去才作罢。
汽车发动了，后面卷起了一阵烟。很多人站在一边看着，有的人眼睛里闪着泪花。汽车在半路上又接了第二家——只有一卷铺盖一个人。
出了北京城，汽车飞快地向南驶去。爸爸妈妈沉默着，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话。我和三个弟弟像小鸟一样，团团围在父母身边，不知将来的命运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
我望着那渐渐远去的北京城，终于在目光中最后消失了！
我不由得心里有些酸溜溜的。别了，美丽的北京，我可爱的故乡；别了，北京，生我养我的地方！童年时代的理想将成为梦想，我将永远不能再跨进学堂！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把我美好的理想埋葬？
汽车开了大约两个小时；那家的那个人中途下了车。。。又开了一会儿；汽车拐了几个弯儿；进了一个小村庄。这是一个绿树环绕的村子；周围都是各种果树。。
路过村南的枣树下时；汽车的车厢碰到树枝上；成熟的大枣红着半边脸；哗啦啦地落了一地；车厢里也掉了不少。。
我和弟弟赶紧用手去拣，一边拣一边往嘴里塞。爸爸看见了，连忙用手拦住说：“别动！别动！快全放下！这是生产队的枣儿，是公家的财物，一个也不许再动！”我和弟弟吓得赶紧把塞进嘴里的枣儿吐出来，把手里攥着的枣儿也都放回到车厢上。
汽车刚在村头一停下，立刻就围上来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说什么的都有。
爸爸一边跟大家打招呼，一边往车下卸东西。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凑上前来跟爸爸说话，后来才知道是大队长王信。他对我们说：“没关系，这枣儿有的是，就让孩子们吃吧。”妈妈连忙对我和两个弟弟说：“别吃了！快去！跟着队长干活去，这东西不用你们搬了！”
于是，我和两个弟弟立足未稳，就跟队长走了。
从此，开始了我们１３年农民生活中的第一页。
初到农村
“咣！”的一声巨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原来是大门被人一脚踹开了。
我睁开朦艨胧胧的双眼，看见闯进来一群不速之客；手持大棒，气势汹汹的样子，连打带骂地将隔壁的一个老头推推搡搡地带走了。临出门，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叫庄儿的年轻人，拿走了我从北京带回来的做擀面杖用的一根画轴。
我把手从胸口拿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刚才这群人进来时，我就紧张极了，心好像要跳出来，呼吸也似乎停止了。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只要一紧张，心就‘咚咚’跳个不停，落下了这个病根。
我望了望身边的父母，感到迷惘了。为了躲避动乱，我们来到了距离北京一百多里路的农村老家，回想起白天那些村里的人，见了我们唯恐避之不及。想起刚才拉去批斗这一幕，我的心不由的收紧了。可怜的爸爸妈妈呀，您们二老真的把我们带到了世外桃源吗？一想起这些事情，我翻来复去再也睡不着了。
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回过老家，连祖父也不认识村中的一些人。这个小村子只有三十多户人家，我们仓促地来到这里，才知道村中尚无立足之地。我们只得借住在老叔家的东厢房北边的一间小屋里。不足六尺长的土炕上，放上一对木箱，还要再睡上六口人，挤得人简直透不过气来。而且长期没住过人的土炕又潮又凉。
早晨起来，大家后背上不知被什么东西咬得起来一片大红包。我觉得又疼又痒，难受极了。我的三个弟弟也跟我一样，每人一身大红包。
最小的弟弟晓民不由自主地用手去挠，结果大红包流了许多黄水，过后又生了一层厚痂，这层痂脱落后就变成许多闪亮的大红疤。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就是农村里很普遍的吸血小虫‘跳蚤’咬的。
早晨起来，爸爸刚要生火做饭，突然闯进来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他自称是这村的治保主任，对着爸爸吹胡子瞪眼地大骂了一顿，然后命令爸爸立即写交代材料，并且要尽快交上来。他临走时又说，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不许串门儿，不许写信，不许搞反革命串连，一切行动必须请假，如果违反，决不轻饶！
爸爸妈妈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说话。爸爸战战兢兢地把那人送到门口，转过身来，我发现爸爸被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蜡黄。
从那一天起，爸爸仿佛像变了一个人，再也不爱讲话，整天垂头丧气的，像丢了魂一样。
半夜被拉去批斗的是爷爷的弟弟，我们叫他二爷爷。爷爷回老家后，就住在三叔的两间土坯房里，大伯与大妈则借了别人的一间小屋居住。
三叔原是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生，当过国民党军官，解放后教过书，５７年反右派时作为右派被送回了老家。他当时路过北京，我只见过一面。这次见面简直不敢相认，又黑又瘦。
刚刚回来几天的伯父也变了样子，穿的衣服背后缝了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着地主份子XXX的字样；另外我的几个叔叔也同样背上缝了块这样的黑布，上面也同样用白线绣着地主份子XXX的字样。
我们没有见过真正的地主是什么样子，只是在书本中看过地主的故事，心中甚至充满了对地主的仇恨。
这次看见大伯和几位叔叔都变成了地主份子，虽然有的叔叔只是第一次相见，但是我并不想接近他们，只是心里盘算着怎样与他们划清界限；这是村干部特意关照过的，否则就会大祸临头。
我甚至在想：解放时他们只有２０多岁，为什么那么年轻就去当地主呢？
听爸爸讲，我曾祖父纪永德是一个吃斋念佛的人，曾祖母也信佛，从不杀生。当时家境还可以，雇着一个长工。
这长工孤身一人；到了４０岁时还没有家室。。当时曾祖父就用四十担麦子，给他换了一个只有１７岁的女孩儿成了家。这个女孩儿还真争气，连着给他生了五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成了家，现在已是儿孙满堂了。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地占领了华北地区。
那年秋天的旧历八月十一，日军血洗了附近的辛立村，杀了四十多口人，真是血流成河呀。
当日本鬼子冲进我们村时，逢人就杀，见人就砍，简直杀红了眼。
我曾祖父曾祖母这时正在佛堂内烧香。日本鬼子闯进屋内，不由分说，上去就一刺刀，把老人挑死了，曾祖母也被刺成重伤。可怜两位老人一辈子吃斋念佛，竟落得这样下场。
与全国各地一样，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疯狂的掠夺下，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家的日子也逐渐衰落下来，只能勉强维持。
听了爸爸的话，我恨死了日本鬼子，把这国恨家仇我永远铭记在心里。
苦辣酸甜
从北京到农村的第二天晚上，我听见有人在外面高声叫爸爸的名字，爸爸答应着赶紧走出去。
来人是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是村中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儿。我听见人们称呼他庄儿。
他看爸爸走出屋门，不由分说，上去就给爸爸一个大嘴巴，爸爸被打得一个趔趄，鲜红的血顺着爸爸的嘴角流下来。
庄儿怒目圆睁，破口大骂：“你这臭地主，磨磨蹭蹭地在屋里不出来！还想他妈的耍赖！快跟我到学校去！”他骂完了，随后就照着爸爸的背后就是一脚，爸爸向前一扑，险些跌倒。庄儿连推带搡的，嘴里还在不停地骂着，两人消失在夜色中。
半夜时分，我们睡得正香，爸爸疲惫不堪地回来了。
在小学教室的批斗会上，爸爸被红卫兵用力按下头，身子变成９０度的直角，而两只胳膊却要从后向上高高地翘起来，站在一个高高的木凳上，这个姿式叫作喷气式。
批斗会上，红卫兵说爸爸不老实交代犯罪问题，乘爸爸不备，突然踹倒了木凳；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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