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天下有情人-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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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舔了一下嘴唇，随后又紧紧地把嘴唇闭上。
　　我知道爷爷的神志非常清醒，只是努力地克制着自己，这种毅力是多么坚强。有人说人都有求生的欲望，这欲望不可阻挡。但是努力地克制着自己求生的欲望，可能是最难最难的了。
　　就这样一直躺到第六天，爷爷的脸上又黑又瘦，己经完全变了模样。眼窝塌陷，嘴唇爆裂，呼吸越来越弱，细如游丝，脉搏最后竟然连一点儿也摸不到了。
　　我看了一下钟；爷爷从拒绝吃饭到去世；整整躺了１３５个小时；可见爷爷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
　　伯父和三叔己经来了；大家坐在一起；商量着丧事怎么办？
　　没有钱买棺材；又不愿意让爷爷这样草率地埋了。最后伯父出主意：买点儿砖，垒一个深槽，再把爷爷放进去，上面盖一块门板就可以了。
　　爸爸去买砖，伯父去买门板，三叔则带着我和几个弟弟扛着铁锹来到祖坟，找到了位于祖坟南面的爷爷的坟墓的位置，大家就动手挖坑，农村管挖下葬的坑叫打坑。
　　大约有一个小时，在我和几个弟弟的努力下，这个坑己经挖好了。
　　这个坑长两米，宽１米，足足有４尺深。因为四周要砌砖，所以挖得大了些。挖深点儿的目的是怕将来万一被平了坟，拖拉机也不至于把盖掀开。
　　我把砖一层一层地砌好，大约砌了两尺来高，伯父说行了，我们便赶回家去。
　　爷爷没有寿衣，只有随身穿的衣服，妈妈找了一件干净点儿的衣服给爷爷套上，又把家中一床最厚最好的褥子给爷爷铺在床板上。把爷爷的身体抬到床板上以后，妈妈又找了一个床单盖在爷爷身上，并把爷爷的脸蒙起来。
　　就要起灵了，大家哭成了一锅粥。
　　一代堂堂的大律师，威名远震京城与河北，可是死时竟然连一个棺材也没有，就这样抬着来到墓地。我们弟兄几个牵着褥子的四个角，把爷爷轻轻地放进砖砌的槽内，往爷爷的头部垫了两块砖，再把床板翻过来，轻轻地盖在砖沿上。
　　往‘棺盖’上压土的时候，爸爸妈妈哭得竟然昏了过去。
　　是啊，只有爸爸妈妈在爷爷的身边时间最长。自从１９６１年７月１６日奶奶去世以后，爷爷就一直是爸爸妈妈照料。后来伯父来到了爷爷身边。这次爷爷又是在我家死去的，况且死的那样凄惨，谁能不为之动情呢？
　　我扛着铁锹低着头，默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的眼睛又红又肿，却没有一滴眼泪。五六天了，我天天守在爷爷身边，眼泪已经流干了。有人说眼泪是流经眼里的血液分泌出来的，所以是咸的。如果眼泪流干了，再流就是血，那时眼睛就会瞎的。我只觉得我的眼睛又干又疼，已经流不出一滴眼泪，虽然内心悲痛至极点，痛哭竟成了呜咽，头却昏沉沉的。
　　我到家后拿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下：祖父纪麟祥字瑞符，生于１８９０年１月２８日，旧历正月初八，于１９７０年旧历正月十六去世，终年８０岁。
　　爷爷就这样带着满腔悲愤，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爷爷的冤案至今未能平反昭雪。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也无处追还。我把这一切用刀刻在了心上，直至３０多年后的今天，我写到这里还是泪流满面。
　　爷爷死了，我们却不敢给任何人报信儿。妈妈去四川成都照顾外孙，被村治保主任硬说成是去搞特务活动，由大队会计、耗子及庄儿等人毒打了三天三夜，不许吃不许喝，连爸爸也被株连。平常年轻人三天里不吃不喝，都根本吃不消，更何况是上了年纪的人，还要遭受连续的毒打呢！
　　所以爸爸要寻短见，是因为实在受不了他们非人的折磨。如果不是我那天及时赶回家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爷爷这次绝食而死，我们也不敢声张，只说是得病而亡。否则让村中知道真象，一定会被扣上以死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那样一来爸爸妈妈少则挨一顿毒打，严重点儿还不被戴上高帽子游街。
　　记得刚回农村时，公社天天开大会，村中天天开小会，批斗大会上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神经紧张极了；那时爸爸妈妈多次胸前挂着牌，跪在台上挨批挨斗，以至于多年后，爸爸一看见穿绿衣服或者是戴红袖章的人，就吓得浑身哆嗦。
　　父亲赔猪
　　东韦坨的大表哥来告诉我们，那个木柜大舅打好了，已经用双轮车给拉来了。
　　我迎出门去一看，这个柜打得真漂亮，六尺长的床板一截两段，变成了三尺长的大柜，能装不少粮食呢！爸爸找了一点儿油漆，把柜油成了漂亮的枣红色。
　　这是我家唯一的一件家具。
　　说起来大舅和二舅也真不容易，家中人口众多，忙里忙外的，还抽空给我们打了这个大柜。爸爸几次因为实在揭不开锅，到大舅处借粮，每次大舅无论自己多么困难都不会让爸爸空着手回来，都是想方设法地满足爸爸的各种要求。
　　记得那年春节前我和弟弟去看望大舅，听说附近村庄要唱大戏，大表哥问我去不去，很多年没有看戏了，我们都很想去，就都高高兴兴地看戏去了。
　　唱戏的地方是大李村，距离大舅家大约八里地。我们有说有笑地走着，很多天来，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八里地很快就走到了，离戏台老远就看见黑压压的一片人。戏已经开演了，但是由于太远根本看不清，而且更听不见唱的是什么戏。
　　大表哥说：“这回咱们白来了，什么都没法看见。”我实在有些不甘心，就想往里边挤挤，试一试能不能靠前点儿。
　　我个子比较高，于是就把两只胳膊全抬起来，正好位于别人肩膀上。我就用两只胳膊左一拨右一挡，没有几下，大家就都挤到台前去了。
　　这次演的是《红灯记》，是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演得很好，大家对演员的评价都很不错。
　　散场时，已经很晚了。满天的星星挂在半空，是那么优美，那么宁静。我想：“如果能天天享受这安静的生活，那有多好啊！”
　　我与大表哥意犹未尽，一边走一边谈论着剧中的人物与情节，直至夜深了才到家。
　　这是到农村后我第一次看戏。
　　1969年的年终决算公布下来了，我家在连续三年欠款后，终于略有盈余，共余款28。06元。全家人拼命干上一年，才挣了这么点儿钱，真是少的可怜。
　　虽然我和弟弟都长成了大小伙子，身高都是1。80米，而且经过四年的劳动锻炼，地里的农活都能做，况且比别人毫不逊色。但是生产队就是不给涨工分，别人一天给10分，而我们只给3分。大队会计汪坝掌握着大权，我几次找他但是都是没有结果，听说别的干部也几次提出来，但是他坚持不让给我们涨。
　　北京爸爸单位来人给我们的安家费和决算款，以及姐姐多次寄来的钱，都被他扣下盖了自己的房子。这次我们堆小房时向生产队里要钱，他只给了安家费，其余的至今也没有还。
　　在对爸爸妈妈的历次批斗中，他一直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打人最狠，坏主意最多。
　　他诬陷我偷白薯秧，对我又打又斗。但是他却利用职权，明目张胆地窃取别人的钱财，村支部书记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胡作非为。
　　爸爸虽然和我们一样，每次都分配干最重的活儿，但是只拿别人的一半工分，只给五分。干两天才拿相当于别人一天的分。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全家四个大劳动力，拼命地干却也挣不着钱的原因了。
　　爸爸已经五十多岁了，但是仍然让他去给牲口铡草。这铡草是个力气活儿，把一大捆谷草放在铡刀下，然后用全身的力气按下去，把近两米高的谷草铡成半指长一段一段的，一捆谷草一口气要连续铡一百多刀，铡得越细牲口越爱吃。这样一天干下来，累得腰酸腿疼胳膊胀，谁都不爱干这累活儿，只能让我们去干。
　　把草铡好后，要垛成大垛，上面盖上几层栅子，再抹上泥，就不怕风吹雨打了。可是要垛好一大垛草，通常需要很长时间。
　　这天劳动之余，大家都在场边休息。忽然有人发现了一群小猪，正在大草垛下连拱带蹭，大草垛摇摇晃晃，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草垛很快就有坍塌的危险。
　　大家齐声呐喊，但是小猪置之不理，照样在草垛下面拱来拱去。眼看险情就要发生，如果草垛坍塌下来，不仅费时费工，说不定还会把小猪闷死在里面。
　　爸爸一看大事不好，走上前去，用一根柳条去轰猪。这根柳条一尺多长，与毛笔杆一般粗细。爸爸向小猪方向一丢，想把小猪吓走；没想到那根柳条触地后弹了起来，那细的一头不偏不倚，正好刺入一只小猪的耳朵眼里。这只小猪在地上扑腾了两下，竟然死了！
　　爸爸一看怔住了，这可怎么好？
　　在一起铡草的几个上了年纪的人看见了，对爸爸说：“没事儿，这么个小猪，不过六七斤重。如果不及时把它轰开，草垛坍下来准得全压死！”说来也真是碰巧，那根小棍怎么会那么准确地刺中小猪的耳朵呢？如果是碰到了别处也根本就不会有事！
　　这事传到了村干部的耳朵里。
　　晚上吃过饭后，井台的钟声又响起来了。全体社员集合，到小学校去开批斗大会。大会上，爸爸被揪了出来，站在高高的凳子上，曲背弓腰，双手向后高高地举起，头向下低，来了个‘喷气式’。
　　村党支部书记的儿子治保主任首先发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的阶级敌人非常猖狂，你不打，他就不倒。村中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纪敏曾，利用干活儿的机会，对生产队的小猪下毒手，用一根棍子猛刺小猪的耳朵，造成一头小猪死亡。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象，我们一定要狠抓阶级斗争，不给阶级敌人可乘之机。要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在随后的振臂高呼口号之后，有人上去使劲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