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水浒-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在鲁迅先生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中，《会稽典录卷下》收有“朱朗”一条，正文是：朱朗，字恭明，父为道士，淫祀不法，游在诸县，为乌伤长陈頵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会頵以病亡，朗乃刺杀頵子。事发，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说的是，三国时期吴国有个叫朱朗的家伙，他的父亲是个专搞一些乌烟瘴气的不法勾当的道士，流窜到会稽郡一带，被乌伤县的县令陈頵抓住杀掉了。这朱朗暗中图谋替他那被正法的老爸报仇，一直没得到机会。等到陈頵病死，朱朗便刺杀了陈頵的儿子，而后逃到魏国。魏国听说了他“孝勇”的名声，便提拔他做了将官。　
　　对此，鲁迅先生写了一段按语，大加鞭挞，说按道理，一个人犯法该杀，那么其他人就谈不上有什么报仇的义务，况且即使要报仇，也只应找正主，现在朱朗的父亲做了坏事被杀，死有余辜，而朱朗竟为了报仇杀了县令的儿子。就是这样一个无耻之徒，居然博得了“孝勇”的好评，且受到提拔重用，充分暴露了国民性中丑陋的一面。　
　　的确，这件史事的结尾，让今人读了觉得恶心。　
　　但问题是，今人觉得恶心的事儿，在那个时代却受到了赞美，这是因为中国古人心中有一个近乎于天经地义的价值信条，那就是：快意恩仇。　
　　快意恩仇，说到底，是全然以一己之恩怨为是非标准。有恩报恩，哪怕这恩人是个恶棍；有仇报仇，哪怕其曲在己，并且不惜滥杀无辜，而理性和良知，从来就是完全缺席的。　
　　如水浒世界里的青面兽杨志，被发配到大名府后，得到梁中书的赏识，因此列位看官便看到，梁中书要将自己搜刮来的金珠财宝即生辰纲送往东京蔡京处、请杨志押解护送时，好汉杨志是何等的替他的赃官“恩相”竭诚尽力。怪只怪他的运气太坏，遇到老谋深算的吴用，使他这个老江湖竟而栽了，没法交差，最后只得窜入山林。杨志的落草，实在是因此后报恩无门，且不得已而避祸，绝不是因他的觉悟提高了，要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这里不妨做个杀风景的假设，假设梁中书能“明察秋毫”，派人找到流荡江湖的杨志，对其温言劝慰，道些“生辰纲一事原委已尽知，皆系老都管等掣肘误事，闻君匿迹江湖，风波寒苦，不胜悬念，冀速归”之类，那么以杨志的“觉悟水平”，会不会感激涕零呢？哪位看官还能保证此后水泊梁山中照样还会有青面兽杨志这号人物？　
　　至于说到梁山好汉及整个梁山大寨的复仇，固然有诛锄邪恶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要获得血腥屠戮带来的快意，便如武松鸳鸯楼连杀十五人后所说：“我方才心满意足。”　
　　毫无疑问，复仇的杀戮会带来莫大的快感，即所谓“快意”。所以即使在《水浒》之后的武侠小说中，也常可以读到类似的情节，如民国时期王度庐的《宝剑金钗》中，俞秀莲杀死武功高强的恶霸苗振山，殊无快意，“因为苗振山不过是一个恶霸，并非我的仇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慕白终于杀死了仇人黄骥北后，“痛快得他要发出狂笑来”；新派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中，厉胜男要求金世遗只能助她复仇而不准替她复仇，仇人孟神通必须得死在她之手。又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的弟子农夫听说当年重伤他的欧阳克已死，竟会勃然大怒，怪别人多事，使他不能亲手杀仇人。但若他一直没能力或没机会亲手复仇，那恶棍继续为非作歹残害他人又当如何？这却没兴致去考虑。同样，《飞狐外传》中的侠女袁紫衣，为了能对她那恶贯满盈的父亲凤天南快意恩仇，决定救他三次不死，以报生身之恩，然后再亲手杀死他，以报逼害母亲之仇。为了实现这计划，袁紫衣不惜在凤家祠堂外引走了正要杀凤天南的胡斐，导致钟阿四一家惨遭凤的报复而被杀害，但是侠女袁紫衣对钟阿四一家的惨死并无半点内疚，侠肝义胆的胡斐对袁并无半点责怪，素有香港“良知的灯塔”之称的作者金庸在叙事里对此也并无半点批判，读者对此也很少提出异议，这后面的三个“并无”和一个“很少”实在是太耐人寻味了，它们说明具有悠久传统的快意恩仇对国民心理产生的深刻影响，它竟而会造成价值理性判断的盲点。　
　　也正因如此，水浒世界里，宋江攻破祝家庄后，一度要下令洗荡了祝家庄，就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了。不过总算有曾得钟离老人之助的石秀求情，祝家庄数千人众，才终于逃脱了一场灭顶之灾，免遭尸横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梁山大军的刀斧下的厄运。　　　　　　　　
劫富济贫　　　　　　　　　
　　说起梁山好汉的行事，人们最喜欢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　
　　“替天行道”是飘扬在水泊梁山杏黄旗上的四个大字，似乎这便是梁山武装的本质。　
　　可什么是“替天行道”呢？　
　　书中并无解说。也许是代老天伸张正义？　
　　但梁山大寨中的众好汉似乎并不太信这个。他们上山的动机，主要的不外两种，一种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一种是待到朝廷招安，去边庭一刀一枪博功名，前者拿来吸引草莽英豪，后者用以劝诱庙堂将佐。至于纯出于大济苍生、替天行道的理想主义动机而上山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　
　　因此，在下对这“替天行道”，卑之无甚高论，倒是对“劫富济贫”，想说上两句。？　
　　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多次讲到了好汉的劫富济贫。　
　　具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不需劫富而纯粹的济贫：如鲁达资助金氏父女，如宋江在郓城时，“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一种是没有济贫而纯粹的劫富：如智取生辰纲，如火并王伦后晁盖派人下山打劫客商（第二十回），如梁山人马攻破高唐州、华州、曾头市后，将金帛钱粮尽行装载上车，扬长而去；此外第三种情况就是劫富而又济贫：如宋江打破祝家庄后，本打算屠庄，被石秀劝转了性，反而各家赐粮米一石。（其实这点所为只是牛身上拔了根儿毛，梁山好汉破庄后“得粮五十万石”，而分给祝家庄五七百家佃户的不过每家一石，施舍了千分之一，但好赖也总算是济贫了）；如攻破青州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认真地说，这只能叫赔偿损失）；如攻陷东平府后，先是“便开府库，尽数取了金银财帛，大开仓廒，装载粮米上车，使人护送上梁山泊金沙滩，交割与三阮头领，接递上山”，而后才“将太守家私，俵散居民”，这种济贫更是如九牛拔一毛，比祝家庄那段济贫还不如；再有就是打破东昌府后，“便开仓库，就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　
　　但不管这些具体的描写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真心想把梁山人马说成是劫富济贫的仁义之师的，多少年来人们也是这样相信的，并没有多少象在下这种不怕劳神的主儿，去钻具体情节。而这种对“梁山好汉都是劫富济贫的英雄”这一前提想当然的预设和想当然的接受，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也是在下所感兴趣的，要与列位看官探讨一下。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当然的预设和接受，是因为劫富济贫历来就是下层民间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天马行空自掌正义的游侠看重劫富济贫，如《清稗类钞·义侠类》中提到的关东大盗白胜魁、周五等，都专劫富人，散赈无告贫民，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同样将此作为一项极重要的纲领，如北宋初王小波率百余贫苦佃农、茶农首义时，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如元代天完红巾军提出的“摧富益贫”，以及此后明清两代农民起义相继提出的“割富济贫”“杀富济贫”等等。　
　　那么何以中国民众如此看重劫富济贫？　
　　先看民国时期学者的分析。如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认为，中国古代财富的集中，与现代资本的集中不同：现代资本的集中是由于竞争所致，而竞争可以改良技术，增加工业生产力。而古代财富的集中则由豪强利用高利贷的方法以及政治手段，来剥削一切农民，这个方法是减低而不是提高生产力。并且现代资本家在资本集中后，要添置设备，改良技术，个人消费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古代富人没这个必要，他们搜刮来的财富都用于个人享乐，所以财富都集中少数人的手里，并不是生产的发展，而只是消费品的集积，把它分给大家同用，不但不会减少社会的生产力，反而可以促进货财的流通。所以，照萨先生这番分析，便可得出结论：劫富济贫是必要的、进步的。　
　　现在再看新政权建立后大陆学者对此的分析。如陈高华先生在《元史研究论稿》中论说道：“‘摧富益贫’口号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要求平均财富，而且在于他明确强调要通过‘摧’即暴力的手段，达到平均财富的目的；而财富的平均，实际上便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平等。‘摧富’就是用暴力剥夺富人即剥削者的财产，‘益贫’就是将所得的财产在穷苦的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分配。”　
　　两种说法从不同的研究理路出发，萨先生偏重于对劫富济贫的效果的分析，陈先生侧重于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思想的分析，均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但在下以为，除此以外，还有些因素，似不可忽视，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脑中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为富不仁。　
　　“为富不仁”出自《孟子·滕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照这句话的意思，“为富不仁”就不是说“为富可能不仁”，而是说“为富必然不仁”。　
　　那么中国民众是如何对待这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