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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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京调停

　　当了东北王的张作霖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登上总统的宝座。而眼下最要紧的是要寻找机会，挥师入关，问鼎中原。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大总统徐世昌电邀他赴京，对直皖两系的火药味十足的矛盾进行调解。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９日，张作霖来京，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对双方进行调解。那么，为什么直皖两系闹得不可开交，必须有中间人进行调解呢？这就要回顾一下他们之间矛盾的由来。

　　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病死。袁世凯系统的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系、皖系和奉系，直系首领是冯国璋，皖系首领是段祺瑞，奉系首领是张作霖。这三个军阀构成了北洋军阀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之间为了争夺中国的最高领导权，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时而联合，时而争斗，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他们都分别或参错地投靠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主子，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的首领段祺瑞被日本看中。日本人认为，段祺瑞是一个可以代替袁世凯统治中国的傀儡。段祺瑞继承袁世凯的衣钵，也迷信“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并身体力行。日本人很欣赏他这一点，认为他能够继袁世凯之后掌握中国的政权。但看到段的武力和财力都不足，为此，他们便不遗余力地支持段，给他金钱，送他武器，帮他训练。

　　段极力鼓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北京政府在１９１７年８月１４日对德、奥宣战。段祺瑞以参战为借口，利用向日本的借款，编练了一支参战军。参战军的总参议就是日本人坂西利八朗。在日本军官的帮助下，参战军迅速组建了三个师、四个混成旅，成了一支很有威慑力的武装力量。但这是段祺瑞的私人军队，是军阀武装。

　　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扩大他的实力，曾向日本秘密借款。因为这些借款都是日本人西原龟三从中斡旋联络的，所以叫“西原借款”。西原龟三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当时的大藏大臣是胜田主计。在寺内正毅内阁，“西原则并不担任任何名义，只是做一个幕后的秘书，代寺内、胜田两人筹划献计，无不采纳。他在大藏省内，可以随便命令指挥胜田的幕僚，也能随便指挥兴业等三银行的人员听从他的命令办事，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①。

　　为了掩人耳目，他所办理的借款都是经过日本的兴业、台湾、朝鲜三个特种银行进行的。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的“西原借款”有：交通银行两次借款；有线电报借款；吉会铁路借款；吉黑金矿借款；满蒙四路借款；山东铁路借款；参战借款等。据统计，共计８项借款，借款总额达１亿４千５百万日元。借款的名目繁多，用以掩盖借款的真实目的。这些借款都是拿中国的土地、矿山、森林、铁路等资源作抵押。“西原借款”是日本变相侵略灭亡中国的险恶阴谋。

　　段祺瑞对日本的支持感恩戴德，投桃报李。１９１９年１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段祺瑞指使参会代表，对收回被战败国德国占领的山东问题不予提出。这就是默认了日本在山东攫取的德国原来窃取的中国主权是合法的。段祺瑞的卖国行径遭到国人的强烈反对，声名狼藉。但他不顾这些，还是一味地做着“武力统一”中国的美梦。

　　世界大战结束了，参战军已无存在的理由。为了保留这支他个人的军队，他把参战军先改名为国防军，后又改名为边防军，以欺骗舆论。并派他的心腹和门生徐树铮主管它。

　　大总统徐世昌虽然是北洋元老，但只是个文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不得不听命于已经下台的内阁总理段祺瑞。经段祺瑞授意，徐世昌于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４日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督办外蒙善后事宜。西北筹边使在官制上和职权上比东三省巡阅使还要大。他有军、民、财的独立权，练兵购械可先行后报，西北各省如内蒙、新疆、甘肃、陕西的文武官吏均须受其节制。

　　本来徐世昌把他调往西北，是想调虎离山。没想到，徐树铮利用这个机会，秉承段祺瑞的旨意，大肆扩展自己的势力，居然成了西北王。徐树铮是个狂妄自大、心狠手辣的人，做起事来，不计后果。他曾诱杀直系元老将领陆建章，并收买直、奉系的将领，对奉系首领、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直系首领、四省经略使曹锟都极为轻视。除段祺瑞外，老子天下第一。早在１９１８年，徐树铮在担任奉军副司令期间，就盗用张作霖的军费发展自己的武装，张作霖气愤地把他撤职。那时，张作霖就知道徐树铮不是个省油的灯。段祺瑞和徐树铮的种种作法，引起了直、奉两系军阀的不满。

　　直系军阀也是很有实力的。直系首领冯国璋死后，代之而起的是曹锟。曹锟有一个智勇双全的爱将吴佩孚。这个吴佩孚可不简单，是个秀才出身，写得一手好文章。关键的是，他很有大局意识，很会把握局势。在同皖系军阀的斗争中，他的声名鹊起，渐为人知。从１９１８年８月起，他就连续发表“罢战主和”的通电，揭露段祺瑞亲日卖国的罪行，谴责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是“亡国之政策”。

　　吴佩孚的文武两手策略取得了成功，得到了国人的称赞。直系军阀在国内的地位有所提升。曹锟的地位提升了，吴佩孚的地位提升得更快。从某种程度上讲，吴佩孚实质上已经是直系军阀的首领。吴佩孚的“罢战主和”的主张，其实是扩充他们派系势力的一个漂亮的口号，但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政策却是个有力的冲击。

　　当然，皖系军阀还有许多作法，都引起了直、奉两系军阀的反对。诸如，皖系军阀把持国会，安福俱乐部是皖系的一个政客组织，他们控制了国会，人称“安福国会”。还如，段祺瑞操纵内阁，逼迫内阁总理靳云鹏撤换河南督军赵倜，改派段的内亲吴光新继任，以图阻止吴佩孚撤兵北上等。如此等等，直、皖两系的矛盾愈演愈烈。

　　此时，直、奉之间也在秘密接触，暗中往来。１９２０年３月，张作霖在奉天假借办寿的名义，４月９日，曹锟在保定假借追悼直军阵亡将士名义，先后召集八省代表联盟会议，组成反皖联盟。这八省都督是：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豫督赵倜。他们打出“清君侧”的旗号，表示反对的是徐树铮，而不是段祺瑞。段祺瑞当然不会上当。１９２０年５月，吴佩孚撤兵北上，６月进驻豫、直等军事重地。６月１０日，奉军也借口“拱卫京师”，将驻扎在独流镇的４个营开往廊房。６月１５日，吴佩孚偕同直军的３个混成旅旅长到保定。６月１７日，徐树铮闻讯，也由库仑急忙回京，调动皖军积极备战。

　　直皖两系，剑拔弩张。京津地区，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总统徐世昌才电召张作霖入京，来调停直皖之争的。


逃脱虎口

　　张作霖本来是站在直系一边的，现在却要亮出公正的面孔，假意进行调停，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张作霖是很会作戏的。６月１９日，张作霖春风满面地出现在北京东车站。北京的达官贵人纷纷到车站迎接，盛况空前。徐树铮为了表示亲近，特意到北京以东的廊房车站去欢迎。安福系的骨干交通总长曾毓隽大献殷勤，给奉天会馆大兴土木，粉饰一新，准备做大帅行馆。

　　但张作霖对皖系的政客安福系没有好感，不给面子，不在奉天行馆住，而是下榻于北京奉军司令部。到京后，张作霖便先访徐世昌，次访靳云鹏，后访段祺瑞。他表示此来是向双方说点公道话，以期互相让步，维持和平。徐世昌出主意，让张到保定去征求曹锟的意见，张记下了。２０日，徐树铮来访张，张对徐印象恶劣，托故不见，徐很是嫉恨。

　　２２日，张作霖到保定拜访曹锟。曹锟盛宴款待，互通衷曲。后来召开了直系督军代表会议，吴佩孚参加了。吴在会上屡屡发言，言必动情。张作霖和曹锟闻之，“均为动容”。会议通过调停政局５条：解散安福会；靳云鹏复职；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罢免安福系三总长；撤消边防军，改编后改归陆军部直辖。这５条显然都是直指皖系军政要害的，尤其是第５条，更是针对段、徐的命根子军队的。

　　会议请张作霖把这５项条件带回北京。２３日，段祺瑞宴请张作霖。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段表示自己毫无政治野心，不想当副总统。暗示张可以当副总统。张很清醒，谈话渐入主题。张提出保定方面的５条，段说解除徐树铮的兵权，很难。其他的，可以商量。但谈话没有结果。以后见解互有交叉，但段没有松口。

　　２９日，徐世昌请段、张二人到公府会谈。对保定方面的５条适当地进行了修改，老奸巨猾的段没有表示反对。３０日，皖系重要人物会议讨论修改后的５条办法，徐树铮坚持不能越过一个底线，那就是只能将西北边防军改归边防督办直辖，徐树铮仍留任西北筹边使。皖系在顽固地坚守这一最后的阵地。

　　这个态度，传到了保定，引起直系将领的极大愤慨。７月１日，立即发布《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内称：“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恶感及敌对行为。”这个通电是很讲策略的。他们把矛头对准安福系和徐树铮，而摘除了“先进泰斗”段祺瑞和西北广大将士，以缩小打击面。

　　几经折冲，舆论成熟，徐世昌感到可以下手了。于是，大总统徐世昌在７月４日，发布命令，调徐树铮为威远将军，开去西北筹边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