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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牛群-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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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是镇里出钱租的,那开销也太大了。他们哪来那么多的钱贴啊?因为这里的牛市隔一天一次(阴历逢单日),等于两天一集。镇里要照这么没完没了地“贴钱”,那柳林的老百姓早就逃荒要饭去了。
当然,假如“无名氏”们的投诉是“真”的话。牛县长在这篇日记中用调侃和“戏言”掩饰了他的“青天”意识。但是,明摆着的“东西”是掩饰不了的,不管怎么说,牛群的这次“微服私访”(虽然他是公众人物,老百姓能认出他来),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对于蒙城是全国第一养牛大县,一直颇有争议。民间甚至流传一首极不好听的“民谣”:“站在阜阳向东看,一溜三个牛皮县。蒙城牛头吹得响,利辛牛尾翘上天,涡阳也是大牛皮,夹在牛腿正中间。”一位经济学家专门从北京到蒙城做过调查,他公正地说:“蒙城的养牛数字肯定有假,但造假是一种普遍现象,不独蒙城。官方报的数字是九十万头,我调查的实际数大概在六十万头左右。都挤掉水分,蒙城还是全国第一养牛大县。”这是几年前的事了,现在蒙城的养牛业又有大的发展。但对于柳林黄牛大市场,非议就不曾断过。说“市场的牛是镇上花钱租来充数的”,“有些拉牛的汽车也是镇上租来做样子的”。对于这样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作为一个挂职副县长,牛群敢于面对现实,进行了“突击检查”,其结果他满意,老百姓满意,我们大家也满意。因为我们不希望“无名氏”们的指责变成现实,老百姓真正富起来,毕竟是件好事。
牛群到安徽来做“官”(实际是做事),安徽是“包青天”的家乡。尽管是个小小的“七品”,他却干得有声有色。首先,他是清廉的,不在蒙城拿工资,却为蒙城招商引资。作为一个地方的“父母官”,牛群认为仅有自身的清廉(这一点许多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已经很难做到)是不够的,还应该拨云见日(比如带领群众富起来),让灿烂的阳光照在老百姓的身上,也照在老百姓的心上。老百姓欢迎也喜欢牛群这样的“官”,而他们口中最好的溢美之词也是莫过于“青天”两个字。
牛群的“青天”意识恰恰是表现在他在全心全意为蒙城人民办好事的时候,也想最大限度地让蒙城老百姓了解他,从而让全国人民都了解他。《南京晨报》记者一篇不切实际的报道,却忙得他团团转,按照常规,且不说是外省一家小报的记者,就是中央大报,地方官员也未必理你。牛群做到了“例外”,“孙廷海事件”不仅让乡党委、乡政府反复调查,自己深更半夜又跑去核查,他抓住这个新闻“由头”,把文章做得很足。他虽然是半夜出动,却也带着县电视台的记者,对他调查的全程进行了录像,而且做了公开报道。雷锋是做好事不留名,牛群做好事偏偏要“扬名”。雷锋是普通一兵,牛群是“七品县令”,牛群在很大程度上是蒙城的代名词,牛群所做的事,其他县长做了,未必算得了“新闻”,牛县长做了,大报小报都跟着“炒”。“炒”牛群就是炒蒙城,市场经济讲竞争,蒙城的知名度越大越利于竞争。扬名就是大白天下,这大白天下不正是“青天”意识是什么?!
牛县长为猪拍照
正因为牛群有“青天”意识,他才日夜操劳,为蒙城做了大量好事,其中值得老百姓永远称道的就有三大件:一是尉迟寺遗址第二阶段发掘,倡导并负责筹建尉迟寺遗址博物馆;二是引来巨资建成了牛群中国商贸城;三是办了一所牛群特教学校,资助了一百多个残疾孩子。一件大喜事,一件大好事,一件大善事。这三件事有的前边提到了,有的后边还要写,每一件事都是对蒙城发展的巨大贡献,是注定要写进蒙城历史的。
这使我想起了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据说,他在1085年10月间在山东登州当过五天太守。他一到登州就微服私访体察民情,解决了因盐事加重农民负担和在登州屯守水兵的两件大事,使得登州人民能安居乐业。虽然只是五天的太守,但苏轼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两大作为,令百姓敬仰,于是,当地的老百姓便在蓬莱阁建起了苏公祠。
牛群在文学上的建树无法和苏轼相比,但苏轼当时的知名度肯定无法和今天的牛群相比,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宣传媒体。一个是历史上的文学家,一个是当今的艺术家,在老百姓眼中,他们都是爱民的清官。苏公祠建在蓬莱阁,“牛公祠”建在蒙城人的心中!
牛群是艺术家,他把“真、善、美”从艺术舞台带到了政治舞台,难能可贵的“牛群现象”所表现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现实,必然永久地激荡在蒙城人民心中!
第二部分第六章·笑星有泪(1)
公元2001年4月12日。早晨。
鲜亮的太阳从涡河湾一跳就是几丈高,阳光洒在蒙城漆园宾馆的院子里,金灿灿的,明媚而又温馨。一只只小鸟在嫩绿的枝条上“唧唧”地亮着嗓子,仿佛在喊“牛群”、“牛群”。
牛群刚刚起床,他推开二○一房间南面的窗子,贪婪地呼吸几口新鲜空气,那张为亿万人所熟悉的脸膛上,立刻浮现出像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
对于牛群来说,这是普普通通的一日。他走牛蒙城,出任挂职副县长已经一百零五天了。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他曾五上北京、四赴上海、一下海南和成都,他不是忙个人的事,也不是个人在忙,他随行都带着蒙城县政府代表团,所到之处,只有一个目的:招商!招商!招商!
为了让蒙城的牛经济尽快牛起来,牛知县像陀螺一样,飞快地转动着,转动着。7点半钟,房间电话铃响了,县委书记孙克杰亲自打来的:“牛哥,早饭吃了吗?”
牛群笑道:“哎呀,昨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我刚起床,早饭还没顾上吃呢。”
孙书记用关心的口吻说道:“天天这么熬夜怎么能行!你抓紧时间吃早饭,8点钟我去接你,咱们一块下基层搞个调研。”
“好的,孙书记,我8 点钟准时在楼下等您。”牛群听说下去搞调研,显得很兴奋,放下电话,便忙着刷牙、洗脸,然后急匆匆地向餐厅走去……
8点差5分,孙克杰书记提前来到了漆园宾馆。
“牛哥早餐吃了吗?”孙书记一下车便关切地问。
牛群点了点头,反问道:“我们今天去哪儿?”
孙书记诡秘地笑了笑:“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接着他便岔开话题,“托牛哥的福,咱们黄牛大市场的牛价又长了!”
牛群舒心地笑了:“好事儿,咱们是全国第一养牛大县,牛市就应该牛起来,牛市不牛还叫牛市吗?!”
孙书记满面春风,显得很得意(他已经在2001年2月中旬当选为亳州市副市长,当时还兼着蒙城县委书记。在我写这部报告文学的时候,他已经死于车祸)。作为“牵牛”书记,孙克杰知道牛群的优势是什么,也知道怎么最大限度地发挥牛群的优势。下乡镇视察也好,去企业调研也好,孙书记总是拉着牛县长一块儿。他让几乎所有的局长和乡、镇长向牛县长汇报工作,并把所有重要文件都批转给牛县长阅处。每到一处,孙书记总是把牛县长推到前面,让他代表县里讲话。就连县、镇、村三级干部大会都让牛县长做动员。牛群才华横溢,激情恣肆,讲话诙谐生动,感染力强,每次作“报告”的效果都很好。说到底,牛群这个县长是个“品牌县长”,他既无人权,也无财权,有的就是知名度。孙书记用的也就是他的知名度。孙书记在干部大会上说:“我们不但要利用牛哥的品牌,还要吃牛肉,喝牛奶,扒牛皮,抽牛筋……”这位县委书记讲的不是笑话,而是实话,在蒙城人的眼里,牛群就是一头浑身是宝的“老黄牛”。
牛县长和孙书记正谈着,一辆白色面包车开了过来,下车的是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杨玉萍和县教育委员会主任荀凤鸣。
荀凤鸣主任高兴地握着牛群的手说:“今天上午劳驾牛县长到我们……”
他的话还没说完,立即被孙书记打断:“牛哥到了地方就知道了,这个包袱现在不能抖。”
牛群和几位领导一起上了那辆白色面包车。
孙书记拉着牛县长去调研的到底是个什么单位呢?这个包袱不让牛群“抖”,更不能让孙书记去“抖”,我们还是跟着那辆面包车去看一看吧,百闻不如一见!
哦!这是一所学校,一所特殊的学校——
学校竟然建在涡河大堤的内侧,距离河床虽然还有一段距离,显然也是违章建筑。当然,“违章”不独这一所学校,校园周围早已竖起了“水泥构筑的森林”。杂乱的居民楼和不知名的小厂都是后盖的,地基远比学校要高。如果说,这也是涡河“遗留”的一个“旋涡”的话,那么,这所学校就是“涡底”。
学校大门的两个水泥墩矗立在堤坡上,天长了,日久了,水泥已经成块脱落,露出残缺的旧砖来。紧挨水泥墩挂靠的钢筋大门已是锈迹斑斑,推动铁门立即发出拉锯般的声响。门堆上依稀可以看到“蒙城县聋哑学校”几个模糊字迹。
低洼的校园像时刻承受着周围建筑的无形挤压,令人感到沉闷而窒息。惟有敞开的校门,像张着嘴巴替那些不会说话的聋哑学生呼唤着什么!
这大概就是特殊学校的特殊形象吧!
学校为三合院格局,坐北朝南,背靠涡河,面临堤坝,取仰视位。后院到校门的地面步步升高,从校门向院内走一路下坡,非常顺畅。老天一变脸,哗啦啦的雨水从河堤上飞流而下,在校园里汇合,而后毫无顾忌地破门而入,直涌教室、宿舍之内。水往低处流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这所学校始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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