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腐经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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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是不愿妥协的，其他人则在一旁争论不休。我走到一边，以便能够安静地思考一下。我可以下令暂时羁押安德烈。塔拉洛，也可以让他毫发无损地走出我的办公室。夜已经深了，而我还在苦苦地权衡利弊。安德烈。塔拉洛已经不再年轻，当天就是他的70岁生日。我给埃尔夫公司的一名律师打了一个电话，他肯定地告诉我，第二天的加蓬之行并不是安德烈。塔拉洛为了逃避调查而有意安排的。不管怎么说，我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已经取得了成效：一名埃尔夫公司的重要领导已经承认自己在境外拥有一个私人账户。有了如此招认，证人承受的压力和有关证据被破坏的风险就小了许多。

　　　　最后我还是决定暂时不羁押安德烈。塔拉洛。为了获得自由，安德烈。塔拉洛还创纪录地缴纳了几百万法郎的保证金，这使我相信，他们的背后肯定还隐藏着更多的灰色资金。星期六早上，我非常平静地回到了家里，觉得自己很快就能够将笼罩在案件周围的迷雾一扫而光。尽管面前有一堵由威胁和精神压力组成的高墙，但我还是相信自己能够更加从容地将预审进行下去。

　　　　然而，我完全错了。

　　　　从第二周的星期一开始，我周围气氛的紧张程度就开始大幅度攀升。当天下午，我发现上周五问询证人时所做的笔录居然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了当天的《世界报》上。有人将消息透露给了媒体，他们显然是想把事情闹大。更严重的是，我不羁押安德烈。塔拉洛的决定马上招致了众人的非议，有关我迫于政治压力而释放安德烈。塔拉洛的谣言越传越广，甚至每一分钟都会补充进一些新的细节。人们认为我肯定接到了很多个神秘电话，而这些电话又最终影响了我的决定。由于我在上周五晚上确实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因此这些谣言就显得更为真实。当时大家都在为是否该羁押安德烈。塔拉洛而争论不休，而我则留出了大量空间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想到，这种做法反倒给我自己带来了不利，因为它留给了人们太多的想象空间：这中间肯定存在灰色交易。

　　　　一位和我非常亲近的同事——我们已经认识很长时间，而且每天都要见四次面——居然也会看着我的眼睛问出这样的问题：“亚历山大。本马克卢（亚历山大。本马克卢是巴黎上诉法院的检察长，政治上比较左倾的他曾担任过雅克。希拉克的技术顾问（1986年到1988年，当时的希拉克还是总理）和司法顾问（1988年到1991年，当时的希拉克是巴黎市长），还在1995年到1996年间担任过司法部长雅克。图邦的办公室主任。）是否真的给你打过电话并要求你不要羁押安德烈。塔拉洛？”我给了他否定的回答，并不停地解释。最后，这位同事表面上接受了我的答案，但在他的眼睛深处，我看到的依然是满腹怀疑。

　　　　随后不久，我居然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据那些匿名的“灵通人士”称，暗中和我做交易的很有可能是……雅克。希拉克本人！三天之后，这个谣言就传遍了大街小巷。然而，我要大声而坚定地说：在这七年当中我遇到过数不清的压力和威胁，收到过难以计数的匿名信，但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国家权力集团的支持，很多时候它甚至还毫不犹疑地和我作对。不过，政治力量绝对没有直接干预过这个案件的调查。这个案件实在太敏感了。

　　　　况且它完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谣言和事实之间的天秤还是在向对我不利的一方倾斜。埃尔夫案件毕竟是第一桩牵涉到共和国丑闻的案件！（从2000年秋天开始，菲利普。古诺耶审理的“安哥拉门”案揭露出了另外一些和埃尔夫案有关的灰色资金，还牵出了安哥拉、俄罗斯和法国的众多中间人。根据媒体披露的消息，此案牵涉的被挪用资金总额高达1。5亿欧元。审理此案的预审法官也得到了警方的保护。）这个案件涉及的资金数额极有可能高得让先前的任何刑事案件都难以望其项背。我们可参照的案件越来越少，而办案的激情也变得比犯罪事实本身更为重要。

　　　　正在这时，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也跳出来搅局了。有人告诉我，奥马尔。邦戈使用化名在加蓬最重要的日报《联盟报》（见1997年4月24日的《联盟报》。）上对我进行了口诛笔伐，他写道：“埃尔夫—洛伊克—塔拉洛—雅弗雷这一系列事件以及它们的制造者，身上带着一股鳕鱼味儿的挪威人埃娃。若利……法国人有可能会遇到一场新的法加危机！”这家报纸同时还披露，奥马尔。邦戈甚至想直接打电话给雅克。希拉克并要他出面干预调查工作。

　　　　第一部分第12节　重压之下（2）

　　　　看来埃尔夫案件已经靠近了国际关系的禁区。加蓬是法国一个长期的战略伙伴，两国的警方和国防系统都签订有四年一期的合作协议，这种合作在近些年还在不断得到加强。埃尔夫公司不仅在加蓬开采石油，还在加蓬的领海上修建了众多钻井平台。除此之外，法国还在加蓬拥有优先采铀权，它保证了法国能够长期开展自己的军用和民用核计划，并稳居世界第三核大国的宝座。（法国开采的这片铀矿位于奥马尔。邦戈的出生地弗朗斯韦尔，具体执行开采工作的公司是弗朗斯韦尔铀矿公司，其总裁正是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的前任，埃尔夫公司前总裁米歇尔。佩克尔。（见多米尼克。洛伦萨所著的《一场战争》，阿雷纳出版社1997年出版））“法非合作”（“法非合作”本来是一个褒义词，最先由科特迪瓦总统弗里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在70年代初提出。90年代初，这个词在批评家圈子里再次流行起来，主要用于指代法国和其前殖民地之间的所有非正常关系。）正在持续升温，而我却在给它泼冷水！

　　　　十五天之后又是一个周一。那天下午，经济警队一位负责埃尔夫案件的年轻特派员突然打电话找我。我的书记官塞尔日。隆日尔接到了这个电话，然后他马上过来找我。看到他眉头紧锁，我知道大事不好。到他办公室后，隆日尔直接就把听筒递给了我。

　　　　“若利女士，从安德烈。塔拉洛的装潢师家里搜查到的文件不见了。”年轻特派员的声音听上去极度紧张。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我认为他们肯定搞错了。

　　　　“可能有人把它们放到了别的地方，你试着找一下别的柜子……”

　　　　“不，我们到处都找过了，整个放文件的箱子都不见了。”

　　　　我一下子变得震怒不已。

　　　　“这简直不可理喻。你们应该翻遍所有的垃圾筐、文件柜和办公桌……你们必须给我一个答复！”

　　　　放在警察局里的法律文件被人盗走，类似的事件以前从未发生过。坐落在朗提耶大街的警察局简直太不小心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里出了这么一件事。幸运的是，我们很快得知，这个意外事件并不会阻碍调查的进度，因为命运还是给了我们一定关照：警官们早在上周五就结束了搜查，并于当天携带获得的资料从圣特罗佩赶回了巴黎。星期六，这名特派员恰好在值班，他利用这段时间写了一个搜查结果综述，并将一些重要文件复印后传真给了我。因此，这起盗窃事件不会对预审造成什么直接影响。

　　　　不过，这个意外事件肯定还有别的意思。它不是一起简单的文件失窃案，而更可能是一起恐吓事件。有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们表明，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是安全的，而且我们的某些对手就藏在警察局内部……一旦我将某条办案信息告诉给一位同事，它马上就会变成公开的秘密。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们为办别的案子出去进行了一些搜查工作。我们先去了诺曼底，随后又去了科西嘉。一次搜查就是一场马拉松，我们常常天不亮就开始工作，直到太阳落山了才收队。在搜查中，我们必须注意每一个细节，因为任何一个细微行动的缺失，例如忘记了一个签名，都可能导致整个搜查行动的半途而废。得益于整个团队的谨慎，在这七年当中，有关埃尔夫案件的所有重要搜查行动进行得都还算顺利。（只有一次较次要的搜查被起诉办公室取消了，因为它认为该行动超出了搜查许可的规定范围。）

　　　　在回巴黎的飞机上，这名特派员有些迟疑地向我吐露了隐情：他觉得自己被人跟踪，并且被人监视了。他清了清嗓子，半压着声音告诉我，他们全家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想把妻子和孩子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现在才明白，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生活在重压当中。看来，警察也和法官一样陷入了这个危险三角。

　　　　第二天下午，又一个高潮出现了。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这名特派员和他所在的小组成了这起文件失窃案的最大嫌疑人，他们已经被宪兵带走了。

　　　　得知这件事后，我马上赶到了警局。经济警队的负责人出来对我进行劝阻，他告诉我，如果媒体知道了这件事，那么我的到来不仅无助于事情的解决，甚至还会让它变得更加复杂。于是，我只好转过头来给警察局长打电话，给国内反间谍局局长打电话，给法院的检察长打电话……我反复向他们解释当时的情况：这名年轻的特派员已经写了一份搜查结果综述，因此，在这之后又将文件盗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敢肯定，这中间肯定有人搞鬼。我非常明确地告诉这几位领导，即使警方从这名特派员的车库里搜出了失踪的文件，我依然认为他是清白的。

　　　　几个小时之后，他终于被放了出来。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第一部分第13节　重压之下（3）

　　　　接下来的周一早上，我以个人名义到经济警队走了一趟。这里的气氛非常紧张，大家都低着头，没有人愿意正脸看我。我从他们的脸上读到的是不解，甚至是敌意。我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