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腐经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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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晚上，这位朋友邀请我去他家里参加一个聚会，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由于调查工作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我现在必须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并放松一下自己。聚会开始几分钟后，一个男人向我走了过来，我的朋友给我介绍说他叫弗朗斯。随后，这名陌生人把我叫到了一边，用一种特工所特有的温柔而坚定的声音警告我说：“女士，您应该明白，法律可以审判世界上98％的犯罪，但它对剩下的2％就无能为力了。我们把这剩下的2％称为国家机密。现在，很多重大利益都和您有关系，所以请您一定要小心。国家有自己的秘密守护者，他们可不温柔。您应该理智一些……”

　　　　听到这话，我一下子就警惕起来了。我知道，我的友谊被人利用了。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听。第二天，我马上和这位朋友以及他的圈子拉开了距离。几年后我才知道，这个弗朗斯和埃尔夫案件中最重要的嫌疑犯之一身边的人交往甚密，但他本人对我并没有恶意。

　　　　他仅仅是一个送信的小兵而已。

　　　　两害之中取其轻压力的火车已经启动，我甚至能听见它内部机械的撞击声。我明白，我不应该仅仅在法院里面保持警惕，因为这次调查同样也会对我的私人生活造成影响。从此以后，我变得非常小心。

　　　　我还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有一条黄线是无论如何不能迈过的。我完全相信这一点，并对此不抱有任何幻想。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三个半人的力量——我，一个书记员，两个经济警察（其中一个还是兼职）——来完成这项调查，而且我们的调查对象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由国家最高层一手创建且大力支持的系统。我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

　　　　不过我认为适可而止的时机很有可能和他们想的不一样。

　　　　当同事们告诫我谨慎从事的时候，我总是这样回答：“前怕虎后怕狼，那什么也干不成。”我的本能促使我不断采取行动。我已经掌握到许多证明埃尔夫公司存在经济犯罪的证据，不过周围的气氛却变得越来越怪。我没有理由停止手中的调查工作，恰恰相反，各种各样的障碍反倒增强了我坚持到底的决心。

　　　　不过，有决心并不意味着不审时度势。我的眼前始终闪现着一个预警灯：我正在调查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案子。我发现，埃尔夫公司内部有着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系统，只有某些关键人物才了解各种石油合同的来龙去脉。走进埃尔夫这座大森林，我看到了它那数不清的岔道、森严的等级结构和巨大的非法权力。我仿佛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这个国家有它自己的法律——一整套非正式的规则，而且其中许多都是心照不宣的。埃尔夫公司是在戴高乐将军的授意之下建立起来的，它一直是法国外交的一颗重要棋子。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我很有可能会踩上某颗地雷——我探寻的某个秘密可能根本就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

　　　　事实上，在由人组成的政府中肯定会存在一些民主之光照耀不到的东西：非法交易、涉及向某些“敏感国家”贩卖军火的秘密合作以及某些见不得阳光的“国家秘密联盟”。作为一个公民，相信每个人都会对此感到遗憾。但作为一个法官，我不可能隐瞒这种现实。我们的国家在其非洲的老殖民地还保留着很多利益。同时，法国也是世界第三大军火出口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它还在世界的核力量博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法兰西也大搞地下交易。

　　　　对这部分“看不见的冰山”进行一下描述是很有必要的。在进行调查的同时，我还到国防高级研究学院（从广义上讲，创建于1949年的国防高级研究学院是一所专门为法国政府官员，特别是那些负责公共事务、武器装备事务和敏感产业的官员提供深入的国防信息的学院。1997年，该学院成为了一个公共行政机构，直接受政府总理领导。）进修学习了一阵子。稳步进行的调查揭示了这个国家和它所从事的肮脏勾当之间的矛盾，这让我开了眼界，也促使我想去学习一下刑法和商法上都没有的东西。法国创立了一些非常好的学院，国防高级研究学院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一年的学习当中，尽管受尽了拥挤之苦，但我还是非常幸运地听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讲座。还有一件事需要附带地说一下。在和我一起进修的这群人当中，我始终觉得有一个负责给我送信的人。一旦我的行为和我的法官身份稍有不符，这个人就会向我靠近。

　　　　在调查敏感案件的时候，我们必须既从政治角度，又从综合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这里写的是“政治角度”而不是“派系角度”。集体讨论是至关重要的。在当前的调查工作中，我常常参考在财政部工作时得出的经验。当时我们的特派员常常要集中起来为某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支招，我们必须从许多糟糕的选择中找出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这往往需要在两害当中取其轻。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是让这个企业战胜财务危机，继续生存下去。

　　　　在财政部的工作经历让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我知道，我们应该从生活而不是教科书里学习如何抉择。因此，我在工作中经常和检察官们交流信息（法国司法系统将法官分为两类：审判法官和检察官。审判法官是终身制，拥有独立的司法权，主要负责提供司法信息和作出判决。检察官受司法部领导，主要负责监督法律的执行情况，并保护社会的基本利益不受侵犯。预审法官虽然拥有较大的自由行动权，但还是要受到检察部门的控制，后者可以要求主管上诉法院中的预审法庭取消或采取某些行动。），在我看来，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是互相依存的。我和检察官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可以集中注意力来调查那些有可能涉及犯罪的事件，而检察官们则替我挡住在我周围散布的一切谣言，不让它们像吸引公牛的红斗篷那样来分散我的精力。

　　　　第一部分第5节　威胁（2）

　　　　意料之外的阻力预审法官有时候会被法国司法系统里面的某些专门喜欢造谣中伤的人描述成孤独的萨伏纳罗拉（译注：萨伏纳罗拉。吉诺拉莫（1452年—1498年），意大利基督教布道家、改革家和殉道士，后被世俗法庭判处绞刑和火刑。）——一个只会成天蜷缩在卷宗堆成的象牙塔里，履行着替世人洗罪职责的可怜虫。不过，预审法官的这个形象和他在《小事件》中的形象则完全不同。在《小事件》中，预审法官常常敢于对抗强权。

　　　　因为他并不是孤身作战。

　　　　拿破仑曾对预审法官有过这样的评价：“法国最强有力的人”。不过，这句话却常常被后人错误地引用。毫无疑问，这句话说出了一部分的真实情况：从法律上讲，只要申请到了调查许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0条的规定，预审法官只能依照省级法院检察长所提交的诉状（有关的犯罪行为都罗列其中）进行调查。一旦预审法官在调查中发现了什么新情况，他必须立即和检查机关进行沟通，并要求检察长再提交一份补充诉状，以便扩大自己的调查权限。），我就有权搜查任何地方并羁押任何人（以前，预审法官有权暂时羁押一名嫌疑犯——不过这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必须得到检察机关的同意。2000年7月15日出台的法律将这一权力归到了主管释放和羁押事务的法官手中。）。但法国的司法体系是建立在法官与检察官之间一种复杂的平衡系统之上的，这种平衡系统可以有效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在调查敏感事件的时候，预审法官当然可以完全按自己的主观意愿行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这样。不过，这样做是没有出路的。如果一名预审法官在调查当中公开地和检察系统对抗，那他的工作肯定会遇到来自司法系统的阻力，而他调查的案件不是被法院遗忘，就是被撤销、暂停或者完全扔到一边。

　　　　我从最开始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界限：即使司法系统可能存在这样和那样的漏洞，我的调查工作也必须被检察官们接受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我正要推开的这扇门是被人有意且小心地关上的。我必须坚持这样一个底线。我的职责是将一切可以审判的人和事送上法院的被告席，并且让自己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我不能为一些空想耗费自己的精力。

　　　　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别的地方，我都不能和国家对抗。

　　　　在这八年的调查工作中，我始终坚持着这个原则。不过，我周围的环境却在因为我而不断发生变化。我们每采取一项行动，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就会把调查引向一个偏离我们预期的地方。事实上，我们要求调查的那些企业领导人的反应是非常不理性的。在他们的圈子里混的人都是些在政治界和经济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当然其中也不乏贪赃枉法之徒。在这个圈子里，法律只是一种附属品。在他们看来，法律应该为他们服务，而不是和他们对着干。他们生活在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里，这里唯一通行的法律是：不被人看见，就不会被人抓住把柄。

　　　　这些企业领导们既没有冷静地进行推理，又没有利用我们起初的幼稚和司法系统的惰性，相反，他们选择了对我们采取强硬措施：欺骗加公开对抗。他们认为我会被打倒并最终屈服。然而，也许我会倒下、害怕、犹豫甚至怀疑自己，但我决不会放弃。他们的威胁甚至坚定了我将调查进行到底的决心，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张绿色的小卡片。这张卡片是夹在一个透明的塑料信封里的，而信封就贴在我办公室126号房间的门上——平时我经常在门上贴一些请勿打扰的告示，以防有人在我调查取证的时候不合时宜地闯进我的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