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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反腐经历-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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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25节 操纵（5）
预审闹剧从另一方面讲，冲动可以引起一切可能的后果，那些最主要的嫌疑人对这一点自然心知肚明。将某个人暂时羁押或者列为嫌疑对象，这显然是一个社会的污点。因此，社会肯定要想办法来洗清自己的污点，方法很简单：在公众面前将这个嫌疑人描述成一个悲惨的受害人。嫌疑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这种“诉苦行动”也就越激烈。在调查的过程中，每周都会出现新的证据来为这些嫌疑人辩解，这些证据让人惊奇且专为嫌疑人量身定做，还带有一些晦涩难懂的加注和陈词滥调，让我们根本无法处理。除此之外，一些能言善辩的律师还在不停地指责我们的司法系统出现了偏差。尽管我的处境可能因为下面这句话变得更加糟糕，但我还是要说：那些最积极的揭发者往往也是这种偏差最忠实的维护者。
在这些用眼泪写成的辩护词中，什么事都混杂在了一起：嫌疑人已经有所悔悟，这显然是主题；嫌疑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这也是一部血泪史；对调查本身的肯定，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辩护本身就是一种病态，它将所有的价值观全部推翻，并让任何事都变得不再重要。如果公众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嫌疑犯所承受的痛苦上，那么社会上就无法兴起真正的讨论。
仅凭一些先验的判断来指责媒体实在太容易了，但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媒体的初衷毕竟是合理的。预审机密的保护对象是调查工作，而不是那些被调查的嫌疑人。在有些国家，嫌疑人背负的罪名是通过审理过程中的多个“窗口”公开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而且这样做也并不会被视为侵犯人权。如果案件涉及的利益非常重大（某个国有企业数十亿法郎的资金被人挪用就是其中之一），那么信息和民主自由自然就会要求调查透明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政界和知识界的人物就会对法官进行大肆攻击，而一些勇敢的记者也会站出来高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官们太孤独了。
不过，如果缺少明确的标准，“最坏”和“最好”是会混淆的。一个案子的调查进程中总会掺杂着毫无根据的非难、虚假的消息和人为挑起的事端。上任伊始，我就从没想过要理解媒体的行事逻辑。在搜查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某些可疑的公司曾往某些知名记者的账户上存入了数目可观的现金，而这些记者不是这样那样的主编就是所谓的反恐专家……一个案子的背后总会存在大量的交易。我曾以为《鸭鸣报》会对传媒腐败进行冷嘲热讽，但我错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种沉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然而，媒体却颇善于将一条表面上看起来很次要的消息炒作成重大新闻。有一次，我和埃尔夫旗下一个国外分公司的领导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中，这个人几乎只是顺带地对前总理埃迪特。克勒松的一个公司批评了几句。这次问询很晚才结束，我们没有制作任何的笔录复印件。塞尔日。隆日尔将笔录原件放进了保险箱，只有他才知道密码。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世界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将笔录的主要内容登了出来。我本以为笔录放在那一堆厚重的金属里面是万无一失的，但谁知道它的主要内容转眼间就出现在了报纸上！也许安装在我办公室里的隐秘麦克风让那些“隔墙耳”监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并造成了这次消息外泄，也许法院的信息系统已经被渗透而且有人侵入了书记官的电脑硬盘，也许我的这个问询对象在谈话中打开了自己的手机或是将整个谈话内容录了下来。不管怎么说，坏事已经发生了。这张报纸一直卖到了当天晚上11点，而且这篇有关笔录的文章中还有许多连我都不知道的补充内容。
看来，这次敌人想要操纵的是我。那个人昨天晚上在我办公室里是故意说这番话的，这是他们的计谋。以媒体为依托，他们希望把调查引上一条危险的道路，这也许是为了煽动更多的人起来反对我们。
在一个如此复杂，如此棘手的案件中，保护预审机密显然是徒劳的。现在的媒体已经没有公正这个观念了，除了法官之外，没有任何人尊重公正这个信条。而且，将这部预审闹剧奉献给广大观众的恰恰也是媒体……公正观念的缺失是触目惊心的。翻开任何一篇有关预审的专门报道，你总会找到一段话和下面这个主题有关：“某些法官不合时宜地、可耻地泄漏了预审机密。这些法官站在聚光灯下时非常不习惯，但为了成名他们什么也不顾了。”
尽管让人难以置信，但这就是事实。
第三部分第26节 无法坚守的岗位（1）
1999年夏天，疲惫到极点的我决定外出度假。日常的工作已经让我们筋疲力尽，媒体风暴的来袭无异于雪上加霜。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评价某个人或某张报纸发表的言论，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工作的重点，我们只能用“喝咖啡的时间”来处理它们。即使必须为反击图尔贡的谬论做一些准备，我也只能利用周末的某一个晚上，因为时间对于我来说实在太宝贵了。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们必须加快工作速度。为了完成好必要的调查工作，我们别无选择。
埃尔夫案件的特殊性给我们增添了大量补充性的工作。每得到一个消息，我们都要将它核实至少十遍。精心包装的银行账户、名目繁多的海外企业、通过伦敦进行的转账……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必须弄懂，理清。我们从来没有在晚上8点之前下过班，审问有时还会持续到半夜。晚上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我也总是在查阅和整理资料，以便将里面的疑点找出来。如果要通宵工作，我就干脆把资料全部铺在被子上。为了给听证会做准备，我常常在凌晨4点就爬起来工作。仅仅几个月之内，我的体重就增加了五公斤。这肉仿佛是专门为了应付越来越紧张的工作而长的。
许多涉案问题的关键都在国外。我们一直在耐心地等待，希望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同行能够早日查出结果。然而，“银行天堂”的司法系统充满了各种繁杂的调查申请手续，甚至是申请调查申请的手续，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外国同行迟迟不能把查得的有关资料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已经提前得知，有关埃尔夫案的国外材料至少要到2001年冬天才能送到法国。日内瓦有关调查申请手续的规定给了那些妄图阻止调查进行到底的人18个月的喘息机会。看来，这些灰色账户的持有人和我们一样熟悉瑞士银行法的有关规定。
这18个月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遥遥无期。
埃尔夫案就好像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把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抢去了。预审的道路上充满了陷阱和骗局，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困境。在调查埃尔夫案这样的案子时，如果对手将律师公会那些身经百战的律师动员了起来，那么任何一条法律条令都会被他们攻击得像个筛子一样。这些重金聘用的“法律专家”将动用一切手段，将预审程序的漏洞一个一个地挑出来。这就是游戏规则。预审的许多方面都曾受到过律师团的攻击，他们还多次将我们告到上诉法院，甚至最高法院。最后，上级居然下达了十多次重开预审的批示，这也创下了一个纪录。
1999年的秋天是沉重而压抑的，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在法院内部，人们目光中的敌意越来越浓，看来媒体在前段时间发起的攻势已经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已经多次向我表示想换个岗位。是啊，她已经在重压下生活了整整两年，其间还有无数次的匿名电话和死亡威胁，晚上不能随便出门，身边随时都有保镖……她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沉重了。洛朗斯。
维奇尼耶夫斯基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开始感觉力不从心，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有些吃不消了。”（见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所著的《预审过去以后》，斯托克出版社2002年出版。）
对我而言，我觉得自己正身处一个十字路口。我已经在可怕的压力之下生活了整整四年半，这种生活已经造就了一个完全独立于我之外的、纯感性的埃娃。若利。如果要另外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一件事，那他们肯定会无法自已地产生一些反应。调查组中的每个人都和危险保持着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恰恰决定了这些无法自已的反应到底是什么。生命危险的震慑力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它正从很远的地方向我们走来。感性情绪是非常多变的，拒绝可以变成渴望，欣赏可以变成蔑视，根本不受理性控制。
尽管不情愿，但我还是选择了迎接别人的攻击。
对于政府高层的领导人来说，我是他们恐惧的源泉。埃尔夫案件揭露了国家权力和许多有关事件的丑陋面目，而这恰好就是领导层所不能接受的。一些朋友常常会跟我说一些很荒唐的话。他们都是些很理性的人，他们的智商高于一般人，但其行为却和市集上的小商小贩没有什么区别。在他们的描述中，我时而是一个随风倒的老托洛茨基分子（有人断言我曾经加入过一个地下组织，由于这个问题根本无法考证，所以我也无法为自己辩护），时而又是一个伺机攻击法国石油旗手的中央情报局暗探（由于无法核实，这个谎言显得尤为可信），时而是一个遭到社会报复的无法无天的愚弄民意者，时而又是一个极尽极权之能事、名声显赫的狂妄之徒……
最糟糕的是，这个城市在茶余饭后显得非常的幼稚，一句简单的玩笑就可以动摇那些看上去无可辩驳的事实。有一个愚蠢的谣言甚至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慷慨激昂的极“左”分子，我身上的极“左”思想并没有消亡，它就像尼斯湖里的水怪一样会时不时地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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