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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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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校专收少数民族,实际上差不多分了二十几个组:波兰,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组。每组又有专业小组,由各国少数民族活动家组成。比方说,南斯拉夫组,包括塞尔维亚小组和克罗底亚小组。至于犹太组呢,组里包括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和苏联的犹太族活动家。我们了解苏联的情况,因为部分学员回家过暑假。第三所是古特夫大学,专收近东学生。最后是中山大学,专收中国人。四所大学一共选收学员两三千人。
  1932年,学生生活并不轻松。大部分人住得很远,路上要走一小时。一直要到1934年,我们的大学附近才建造大楼,可以住学生一千二百人。至于饭菜呢,至少该说花样不乡。往往整个星期吃白菜,接着又整个星期吃米饭。有人编了一个笑话,几乎每逢上菜就有人学说。据说有一个学员动手术,肚子好似三层糕;一层米饭,一层白菜,一层土豆。
  学校也管学员的衣服,一下子买进七百条裤子,条条一模一样。街上的人一瞧就说:“嘿!这不是马什列夫斯基的大学生吗!”保密措施实在不错!
  我那时候的学生手册,至今还留着。手册里页印着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后面一页是校长马什列夫斯基。照片下面都附有伟人的名言。列宁的话是:“建设的任务就在你们的面前,只有掌握了全部现代的知识,你们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斯大林的话则是:“理论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就会成为工人运动的伟大力量。”
  课程共分三节。第一节是社会经济学,包括苏联民族史和联共党史,共产国际史和列宁主义研究。第二节是学员的本国情况,工人运动、共产党和民族特点。第三节学语文。
  没上过文化课的,可以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学习很紧张,一天平均要占十二个到十四个小时。
  在我们的系里,我最爱搞犹太问题。我们的教授蒂门斯些是本世纪初最早加入共产党的犹太人。十月革命以后,他曾在斯大林手下当过民族部副部长。他熟识列宁,时常引用列宁的话:“排犹就是反革命。”蒂门斯坦教授从他跟列宁的多次讨论中,得出这样一个信念:列宁主张在苏联成立一个犹太民族共和国,享有其他共和国的同等权利。
  共大的学员也受军事训练。练武,射击,救护平民,化学战的基础知识。我对兵器毫无兴趣,打靶老打在靶子外边。
  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时常来做报告。后来,逐渐稀少。
  我们也参加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组织的一些晚会。直到1935年 5月,这种活动还受到当局的容忍。历史上的名人,有的还在写历史,如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都来主持过讨论。季诺维也夫给我的印象最离奇。大概是由于他说话拐弯抹角。他说起话来,老是火烧火辣的十分凶狠。嗓门又尖又酸,没法平静。他那天晚上讲的话,我怎么样也忘不了。他一面打手势,一面叫道:“我把耳朵贴在地上,便能听见革命来到的声音。就怕社会民主党当反革命的主力军!”
  布哈林叫我惊心动魄:口才好,有学问,他放弃了政治搞文学。每逢他做完演讲,总是一片欢呼。可是他神色不动。
  有一天,他忧郁的目光转向全场欢呼的人,嘴里漏出这么一句话:“每鼓一掌,都叫我早死一些。”
  拉狄克也很清醒。不过他的挡箭牌是刻薄和厚颜。什么政治变局,他都同意,还写长篇大论的文章,解释官方的路线,可是自己连一个字也不相信。其实,谁也骗不了。
  斯大林再也受不了他那些轰传全莫斯科的俏皮话,叫他去谈话。
  拉狄克回答说:“怪我专讲反苏掌故,那是不公平的、还有别人……”
  外国党员在莫斯科上学的,不同外界往来。我们不太有机会出去旅行,也没法接触老百姓。从1932到1935年,我们跟苏联社会毫无接触,所以还不受官僚机器的压制。以全国而论,官僚统治越来越厉害。我们谈的政治问题,在党内已经没人敢谈。通过我们民族组派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我们对于苏联的情况,比苏联公民还清楚。我们若是不同意,就可以说。
  我到苏联才几个月,便听说斯大林的妻子“自杀”了。
  参加丧礼的大学生,在队伍里咬耳朵说:“她到底是自杀的,还是给……干掉的?”
  1933年初,露芭带着我们的儿子米歇来了。孩子才一岁半。共产国际法国组,也叫她进马什列夫斯基大学上学,一直读到1936年。同时,她还在莫斯科的包门区做党的工作。
  该区区委书记就是赫鲁晓夫。到了夏天,便派露芭到国营农场去当政委,负责秋收和完成计划。可是到了1936年,外国党员便不能再在苏共组织内担任任何负责工作了。她搞的实际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她的眼界,越发磨砺了她的批判精神。
  第六章 面对现实
  我眼前远不是万里无云的晴空,远非如此。
  我到苏联的时候,党内已经把农业集体化作为定案。可是,老干部却仍然在议论,因为他们在实验中受到的创伤犹新。本来,斯大林要把富农作为阶级敌人来加以消灭,但概念很快就变了。1930年3 月,正当集体化甚嚣尘上,斯大林便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胜利冲昏头脑》,批判了自觉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原则。从此以后,农民必须加入农庄,哪怕用大炮轰赶,也在所不惜。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只要读过列宁的书,都知道农民不经过教育说服,集体化绝对搞不成功。而且,集体化非得要有一定的工业发展水平,这样才能给农村以必要的物质基础。
  大学里流传说,集体化丢掉了五百万人的生命。有人说,有的地方居民全部流放,十成人里死了几成。1934年5 月1 日,我在哈萨克斯坦领导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到了卡拉冈达,地方党领导人接待我们,并且招待我们参观市容。
  到了市郊,他指着眼底下一大片营房说:“瞧,那边,那是老富农集中营。他们和家人都被送来在矿场里劳动。”
  他非常自然地厚颜说,“负责营地的人想得真周到,就是忘了水。伤寒症传开了,死了几千人。你现在瞧见的是押送来的第二批。”
  东道主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我们。一位党委书记和一位内政部特工上校坐在一道。那位上校指指到会的四个人,他们衣冠楚楚,一望而知是革命前的一代人。他说:“他们是这儿的工程师,指导煤炭生产。他们会把卡拉冈达搞成苏联第二号煤产中心!”
  四位工程师自我介绍,自报了姓名。我听了吓一跳。原来在1928年,十一个工程师,以暗害破坏罪被控,经过审判处决。当时曾轰动全苏联。其中有几个正站在我面前!我急忙转身询问内政部上校说:“请问,我好象知道他们是沙特季案中的主要人犯。”
  “不错,是他们。”
  “不是判死刑了吗?人们都以为他们已枪毙了。”
  上校停了一停,答道:“你明白,毙人不值什么,可是他们有本领,可以使用,所以把他们带来,对他们说:“你们脚底下有巨大的矿藏。
  除了顿巴斯,卡拉冈达理应成为苏联第二号产煤区。生产由你们领导。反正二者必居其一,搞好了,保全性命。搞不好……”内政部的那家伙接着说,“一判决,他们就来了。
  他们生活自由。家里人也都来了。”
  我们听了这话,奇怪得瞠目结舌。假如十一个工程师的确犯了被控的罪名,那便死有余辜。跟这样的人讨价还价,简直不可思议。有一个当时在场的人指点给我们说:“这些工程师,说实话,也不见得拥护现政权到了狂热的程度。他们负责经管的顿巴斯矿区多灾多难,生产松缓。坑道遭了水淹。当然是自然灾害。也许有人想搞点破坏,也许起了点作用,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就此大吹大擂,形成大狱,向全国人民,为生产落后作辩解。我们呢,我们本来毫不担心,我们确信这些人有能力领导本地区的开采工作。”
  工程师以“暗害破坏”罪判了死刑,却又把苏联第二号矿区交给他们开发。老富农变成矿工,成批死于伤寒,因为卫生条件太差!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和大学生,一下子发现,大学里讲的理论和社会现实,两者之间划出了一条意料不到的鸿沟。
  1930年,发生另一次大党案,名叫“工业党”案件。主犯是拉木青。罪名是勾结法国情报组织,在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罪犯判了死刑。过了五年,他出狱担任莫斯科一所重要科学研究院的院长,而且荣获列宁勋章,在1948年寿终正寝。
  这些事情都是我亲眼所见,一件一件开始动摇我美妙的信念。我带着初出茅庐的梦想,来到苏联。年纪轻,热烈信仰共产主义,一心只想为改造世界出一分气力。尽管我也知道——因为我在斗争实践中有些体会——有些热情,直接接触到了现实,是不可避免地会起变化的。
  有造化的人,才能事过以后,从容分析,从容对证,直到理解。我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优越的地位,因为高龄给了我这个机会。我有了正当的发言权,因为我是共产主义战士,从少年时期开始,便把一生献给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时,我们一天一天地跟着局势发展,并不意识到不可避免的内在联系。当然,我的革命意识是受到冲击的。但是,我在斗争中投身很深,再没有意思改变自己的抉择,只好归咎人的天生弱点,以及环境的作用。
  就在这个时期,我才看到了“列宁遗嘱”·。这是打字机打的,在大学里私下传阅。读了这个文件,我简直如梦方醒。列宁写道:“斯大林非常粗暴。在我们共产党人彼此接触中,这个缺点还可以容忍。可是登上总书记的岗位,这个缺点便没法容忍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考虑,有没有可能撇开斯大林,不让他占据这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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