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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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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一点，那盖世太保分子受审回来，他躺下来，马上就睡着了。我却无法入睡，我发现我的同伴也张大着眼睛。
突然那纳粹分子嚎叫起来，既可怕，又叫人无法忍受。
这时，我看见那军官站起来，掐住那家伙的脖子，使劲地把他的头往墙上撞……在这种碰撞的治疗下，当然，他醒过来了，痴呆地两只手捧着脑袋，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以前告诉过我们说你晚上会叫唤，”我对他说，“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你还会乱闯乱动。你在梦中把脑袋撞在墙上了。”
这一回吵闹得很凶，看守冲到我们的牢房里来。我们彼此一句话也不说。看到了我们那个同房囚犯的样子，他们明白了，什么也不问便出去了。
这一天晚上，我去到受审的地方。我的侦审官笑着对我说：“看来，你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囚犯了，你已经以审判官自居了！”
“你要说什么？ ”
“得啦，不要装成清白无辜的样子了……那盖世太保分子，是你的杰作呢，还是你的同伴的杰作？ ”
我笔直地盯着他的眼睛说：“两个人都有份！另外，我要提醒你，如果不把那家伙从我们那里带走，以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概不负责任。
情况可能会更为严重！”
我回到了牢房，发现那纳粹分子已经不在那里了。
过了不久，又换了一个人来。这是以前的一个红军上尉。
战时他给一块弹片削掉一角额头。这创伤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刚从精神病院呆了几个月出来。
他到来的第二天，中午时候，人家给我们送来了洋白菜汤。所谓洋白菜，不过是外表而已，一点点残渣，漂在并不开胃的汤水里。我的新同伴沮丧地望着那淡薄的食物，沉默了一会儿，说：“唉！犹太鬼，犹太鬼，这些肮脏的犹太鬼，我们遇到所有这些倒楣的事，都是因为他们的过错！……”
我抓住他的肩膀，摇晃着他说：“听着，我的老先生，安静点，别说话。因为，我警告你，在你面前就有一个犹太人！”
他马上安静下来了，道歉说：他是个病人，有时控制不了自己。这一点，我有机会看得出来，只能好歹忍受这个半疯子同我呆在一起，他是每顿饭都要吃犹太人的。
接着又轮到了普罗尼纳上校。他虽然外貌大大变了，但一走进来，我马上就认出他来。以前在情报中心，他负责“红色乐队”初期一切有关我们的问题。
他老了，脸上还可以看出他所受过的痛苦。我们互相拥抱，彼此都想不到竟然在这个地方相逢……
“怎么，你也在这里？ ”
“你呢，你在这里干什么？ ”
这有点傻里傻气的对话继续了几秒钟。
门又开了，那军官走进来，一把抓住普罗尼纳的胳膊，把他拉了出去，对他说：“搞错了，你不应该在这个牢房里！ ”
搞错了，笑话！这次会面是专门安排的，好让我们看看，对情报部门老人员的清洗仍在继续进行。以后，同样的情况又再发生，这一次是理查德·索尔格的电报员克劳森。他是从海参崴来的，曾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医院。他很消瘦，面带病容，抽搐着，病得背都驼了，很艰难才直起他那高大的身子。他精神十分沮丧，变得“糊里糊涂”，不明白为什么在日本坐了那么多年牢，一回到苏联，又给逮捕起来。说实在的，对于一个头脑健全的，不受内政部逻辑影响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不能理解的。理查德·索尔格的遭遇是克劳森告诉我的。索尔格于1941年被捕，1944年11月7 日被日本人枪决，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枪决1 以后，我又同—个六十岁上下的人住在一个牢房里。他显得很年青，神态安详，稳当，对我产生很深刻的印象。他是苏联情报部门留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人，回来后就被捕。他谈到自己的工作时，超然自若，好象这已经是无可挽回的历史陈迹了。至于我自己，在这些交谈中，我一向是不谈以往的活动的。我怎能知道在这些“住客”里领导部门会不会安插一个伪装密探，或者装上一个窃听器，把我们的话都记录下来呢？ 监狱的墙尽管很厚，但阻挡不了秘密传播。在事情发生后很久很久，我才得悉关于温策尔的事迹片断。有一个军官从1945年便被关了起来。他告诉我他曾经同一个德国军官共住一个牢房，这个军官以前是同温策尔关在一起的。我通过这个途径得悉温策尔被捕后遭到可怕的折磨。虽然身衰力竭，几乎只剩下了一口气，他仍然继续希望这个噩梦有个尽头。
另方面，我却没有见到肯特，也没有见到潘维茨。
第四章 活死人的收容所
别了，勒福托沃……
这一次，囚车离开了莫斯科，开上了一条插进森林里的道路。经过了几小时的路程，我们到了一座大楼前面。大楼隐没在树丛中，从外面看，一点也不象监狱。我以前听说过这座十分特别的院子，囚犯在自己中间把它叫做“别墅”，但是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它真正的名字。一个看守走过来，凑到我耳边说：“这里讲话要悄悄地说！ ”
每个最细微的地方都经过研究来避免发出音响。门不会发出嘎吱嘎吱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一点声音也没有。走廊里没有嗡嗡的回响。人家没有搜我身便直接把我带到一个牢房里。奇怪的牢房，三步长，两步宽：床翻到墙上，有一块一丁点大的板子和一张板凳，这就是全部家具了。墙壁是镶着隔音材料的。上面有一个小窗眼，透进一点点空气来。
静寂！我听见了静寂，绝对，混沌，压抑得你无法逃避。我是半夜到达的，在其他监狱里，从早到晚，一片喧闹。这里则是无声世界。整夜亮着的灯光照得我两眼发花。我没法入睡，希望听到一点点声音扰乱这个安静的海洋，但是左等右等郭是白搭。
我突然惊醒过来，有人在我耳边说话，看守要我起床。
我没有听见他走来，那当然听不见啦，他脚上穿着厚厚的毡靴。门一点吱声也没有便打开了。
已经早晨了。时间失去了其他监狱里嘈杂的节奏，一点也觉察不出来便消逝了。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在这死一般的沉寂中过去。
我失去了白天，黑夜、流水般时间的概念。谁也不找我，谁也不给我说话，饭是从小窗眼给我送来的，一个字也不说，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的牢房是个坟墓，我已经开始相信我给活埋了．有时，一声可怕的，非人的嚎叫刺破了静寂，穿透了密封的隔墙，吓得我毛骨悚然。那里，就在几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囚犯正在丧失理智……他对死亡喊叫，因为他感觉到死亡就在自己的墓穴里徘徊。他嚎叫，为的是至少可以听到一点声音。
怎样去抗拒这紧紧压抑着我的恐怖呢？ 从早到晚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只能从这隔墙走三步到那边隔墙，再三步走回来。必须有惊人的生存意志才能挣脱想死的神经官能症。然而，奇怪的是，经过了勒福托沃的一年生活，我觉得这种彻底的安静是一种休息。睡觉，我可以睡觉了，睡个够，用不着害怕突然给惊醒，用不着害怕突然袭击的审判。我习惯了生活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除了我的问题，我的担心和我的理智，再也没有别的对话人了。这些一刻不离身的侣伴使我放心，我坚持得了。此外，出乎我意料，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那里有一个侦审官和两个穿便服的人，这是负责检查活死人状况的专家。
那军官对我说：“怎么样？ 你觉得怎样？ ”
“谢谢，很好，我十分高兴。”
我的答复似乎使他吃惊。
“十分高兴？ 可是你整天干些什么呢？ 独自一个，看不见人，没有书看。”
“书？ 我正在写着一本呢！”
他们会意地你看我，我看你。这种“治疗”似乎不是没有效果的……
“一本书？ 但是你怎么可能写一本书呢？ ”
“我写在我的脑子里。”
“能否让我们知道什么题材吗？ ”
“当然可以。就是你们，你们和你们的同类。这就是我的书的题材。”
“那么说，你不要求把你调回一个普通监狱去吗？ ”
“我完全无所谓，我可以留在这里！ ”
人家又把我带回我的墓室。我重新陷入静寂之中，只有发起疯来的囚犯时不时发出野兽般的吼叫冲破这种沉静。于是，我觉得，只要一点点什么东西就可以让这些吼叫传染开来，就同在狼群里一样。我感觉到我自己也有这种迫切的需要，想张开嘴巴呼喊。时间在过去，我无法知道过去了多少。
我又一次给叫了去，还是那帮子人……
“怎样啦，你觉得怎样？现在你已经在这里过了两个月啦！ ”
两个月！我已经在这里两个月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试图把我压垮！他们希望我跪倒在他们面前，哀求他们，恳求他们让我出去。他们等待我投降。他们十分自信，等着看笑话，相信时间是对他们有利的，以为这些日日夜夜在我脑子里会乱成一团，照此下去，我就会不成人样，就会去舔他们的靴子。照理来说，我所受到的待遇只能有这种结局，这是隔离的必然结果。可是不！我必须打破他们的乐观情绪。他们还没有把我打败，于是我向他们高叫道：“如果你们想把我害死在这里，这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我一直都觉得很好。” ”
他们不回答，看着我这个冒失鬼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在内政部的一个官僚的脑袋里，一个人被囚禁在“疯人的监狱”里是必定要发疯的。这是不可辩驳的逻辑！但是，人们只能压垮那些再也没有力量，再也没有意志去斗争的人。只要我有一天觉得还有这种意志，我就要斗争下去。这种鼓舞着我活下去的狂热是任何威胁，任何压力，任何无声的墙都扼杀不了的，他们觉得出来吗？ 几天之后，我又重新被送回卢比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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