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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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芭尔扎和肯特的儿子就是在这个公馆诞生的。
　　潘维茨的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清楚地预示着结局快到了，巴黎即将苏醒，街上将会到处筑起路障。我同阿历克斯一起布置一个行动，在游击队一支队伍的支援下，到时堵截别动队的逃窜人员。阿历克斯那个组严密监视着公馆，拍摄了进进出出的人数以百计的照片。肯特和玛格丽特的外出，犯人的运送，黑雪铁龙汽车的来来往往都受到监视和纪录下来。有一个老犹太囚犯名叫勒维，给德国人当园丁，是他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情况。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巴黎解放时，堵住别动队，不让他们逃跑。一支包括三十名游击队员的武装队伍将拦截他们。我们通过法国共产党，把计划通知了情报中心，但由于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没有采取行动。
　　潘维茨的罪恶冒险马上就要完蛋了，但是布拉格的这个刽子手不愿跟着起火的船同归于尽。他的野心是设法为自己开脱，最好是为自己粉刷一番，因为他很清楚，他要向人类的法庭作出交代，然后是想尽一切办法，消灭一切痕迹，免得暴露他必须负责的暴行。
　　他给莫斯科露了底。他告诉情报中心说我逃跑了，发表了那大肆声张的公报，并发送给所有警察机构。他以为这样一来，我就无所作为了：但这就等于承认“红色乐队”的“大首长”已落在盖世太保手里，而几个月以来发出的所有电报都是由别动队念一句、写一句拟就的。因此，他暴露了“大赌博”。他知道，盟国阵营方面，再也没有人认真考虑单独同德国议和了，因为德国正在全面崩溃。希特勒左右的—‘些人，不愿放弃他们的空想，顽固地同英美接触，但并不是这几个人就能说服英美的：一切都完了。自从1944年7　月20日谋剌希特勒未遂，这位大独裁者就禁止继续搞“狗熊行动”
　　（　“大赌博”的新名称）　。
　　所有这一切是一码事，而潘维茨的个人野心又是另一码事。他是纳粹政权最忠实的一条走狗，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家伙，是布拉格杀人犯的头子。纳粹政权垮台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树倒猢狲散，他只想保住他的狗命！　要不就象其他许多人那样逃之天天，躲到拉丁美洲去，要不就象只兔子一样给逮住，被英国人当做战犯——这不是个办法，显然在排除之列，再不然就是同情报中心保持联系，希望苏联会考虑到他的功劳。
　　潘维茨选择了第三种办法。今天，我们掌握了证据，证明直到1945年5　月，在肯特这个奴才的帮助下，他进行了自己的赌博。直到战争最后一刻，他还在送军事情报。肯恃通知情报中心，说他同一群身居要津的德国人有联系，因此有条件送出具有首要价值的情报。就是这个肯特，在1944年7　月盟军逼近巴黎大门时，询问情报中心，他是否应该留在法国首都，或者跟他的德国朋友走。他得到情报局长的答复，劝他跟纳粹一块走，同时保持联系。潘维茨显然对这些指示大为满意：他认为同俄国人合作是个意想不到的办法，可以让自己因祸得福。这样，由于潘维茨的插手，　　“大赌博”进入第三阶段。希姆莱原先的计划是要分裂反希特勒同盟，同时欺骗莫斯科和英美。别动队通过“红色乐队”的发报台，让俄国人相信盟国准备同第三帝国谈判。与此同时，又对盟国使用同样的手段。然而，　　“大赌博”的这一阶段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开展。从1943年中起，战争的结局是肯定无疑了。
　　这时候，纳粹的领导人便改变主意，想利用“大赌博”来寻求“真正”的单独议和。希姆莱是倾向西方的，至于在这个问题上抓总的包尔曼就不那么肯定了。
　　不论怎样都已经为时过晚。这个企图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因为无论罗斯福也好，邱吉尔也好，更不用说斯大林，都不想谈判，都相信必定在军事上大获全胜。就是在1944午这一阶段，潘维茨设法利用“大赌博”为自己服务。
　　为了走通向莫斯科的路，潘维茨想稳住自己的后方，也就是要消灭证人，以掩盖他当别动队队长的活动。布拉格的刽子手从来就是个特务。灭口，谋杀，他已习以为常。人头一个接一个落地了。我们遭到逮捕、拷打的同志一批接着一批被处决。首先是莱奥·格罗斯沃格尔。1944年5　月，他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而他从1942年12月，就给关在弗雷尼监狱，从来无人过问他的命运。包利奥尔和苏珊·斯巴克同样关在弗雷尼，也被判处了死刑。
　　我们得悉格罗斯沃格尔被判处死刑，就知道这是个警报，肯定接着就是其他人。我们确信别动队决定逃跑前，要杀害被捕的人。马克西莫维奇和罗宾逊都遭到同样命运。
　　所有的被害者都是在巴黎解放前最后几个星期被处死的。弗尔南德·包利奥尔和苏珊·斯巴克于1944年8　月12日在弗雷尼监狱被枪决。7　月6　日，伊兹布茨基在柏林被斩首。
　　温特林克在布鲁塞尔被枪毙。格罗斯沃格尔的妻子珍妮·佩桑8　月6　日在德国首都被处决。战后，潘维茨曾多次申述（　让我们明确这一点，他企图为自己辩解）　，他声称：“……由我下令处决的‘红色乐队’人员，都是在我到来之前判处死刑的。”不对！况且，不管怎样，别动队队长有权力决定缓期执行。他之所以没有缓期，是想在逃跑之前，实行灭口。
　　我现在想进一步谈谈包利奥尔和苏珊·斯巴克是怎样死的。这是在巴黎解放的前夕。他们是多么希望有这一天啊I　……我在想象中看见他们同无数人群共同欢呼胜利，涌到街上，庆祝这个伟大的事件。
　　在漫长的几个月里，潘维茨曾希望逼出包利奥尔和苏珊的口供，他知道这两人肯定了解“大赌博”的底细。但在出走前的一片慌乱中，他决定把他们干掉。我们这两位同志，便被那些胆小鬼卑鄙地杀害在牢房里，然后秘密地埋葬掉。
　　潘维茨竟然无耻到写信给苏珊的姻兄保罗·亨利·斯巴克，即当时比利时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外交部长，亲自向他保证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她的性命。保罗·亨利可以放心了，她会安全无恙，直到战争结束。我深知潘维茨的为人，说不定他就是在把苏珊交到刽子手手里的那一天发出这封信的！
　　1944年8　月27日，巴黎已经解放了，我同阿历克斯去到弗雷尼监狱，设法了解一下我们朋友们的遭遇。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把情况告诉我们。但是经过一再追问，我们终于获悉德国人并没有把他们带走，我们熟悉盖世太保的习惯，所以只好等侯最坏的消息：既然苏珊和包利奥尔没有“跟”别动队的人走，那就是说，他们被杀害了，很可能就埋在附近。
　　于是，我们便开始一个挨一个地查看最靠近弗雷尼的坟墓，一面参阅落葬登记册。由于德国人一向很精确，通常都列上受害者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处决的日子，我们认为这会使我们的调查方便一些，可是没有考虑到潘维茨必需冷酷无情地隐瞒事实和消灭罪证。他犯了双重的罪行，比其他任何人都要负更大的责任……
　　就在巴黎南郊的坟场，经过一次又一次调查，终于在巴岳发现了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利奥尔的消息。在登记的那一页下面，注明的时间同估计他们被害的日期相符，上面写着：‘比利时人一名’，“法国人一名”。没有疑问，这就是苏珊和包利奥尔。于是，我们希望看守能告诉我们一点消息，便接二连三追问他们。开头，他们装做什么也不知道。最后，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得吐露真情。虽然盖世太保
　　警告过他们不要说话，否则就要进行报复，他们心有余悸，十分害怕，但到底还是告诉了我们：　　8　月12日晚，德国人来了，带来了两只木箱，要求把他们带到坟场一个潮湿的角落。他们征召了两个挖土工人，叫他们挖了两个洞，把尸体放在里面，洒上一种化学药品，来加速腐化作用。
　　潘维茨真的希望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他的罪行就不会有人知道了。
　　1974年3　月，在哥本哈根，包利奥尔夫人告诉我，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最后一次见到她丈夫包利奥尔的，还有她怎样获悉他被害，怎样在巴岳坟场同阿历克斯和我那样发现他的遗骸。她说：1944年上月初，大概是1　月15，16日之间，我接到一封信，地址是我丈夫写的。信写给海伦娜·包利奥尔夫人，由普鲁尼埃夫人转维西内、大草坪大街19号。信里写了几行字，要我在19日到索赛街去——说我也许能见到他——并叫我带上套衣服。我就这么办了。1　月19日，我便到索赛街去，带着这封信，我同小女儿一块去。到了那里面，我才在心里说：　　“我疯了，我不该把孩子带来啊！”我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只是……想着……看看他是否还活着，看看是不是真的是他……我并没有醒悟到，把孩子带来真是疯了，因为他们有可能把她也扣起来啊！再说，你知道怎么一回事吧，有些时候，简直没法知道自己会有什么反应，简直没法知道。
　　只要不是自己亲自经历过，就不会知道会有什么反应，会干出什么事来。
　　他们把我带上楼去，我不知道是几层了，可能是四层。我在一个房间里等候，同孩子一起坐在一张长椅上。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有两个德国人进来，后面跟着我丈夫。他坐在我旁边，穿着他被捕时那套衣服，血迹斑斑，他把行李箱拿过去。我们呆在那里有一刻钟或二十分钟，后来，人家把我叫出去。于是，我在外面等着，看见他坐上盖世太保的一辆汽车走了。这就是全部经过。
　　以后，我就没有他的消息了。于是，我想，也许，他参加了……你知道……在弗雷尼发生了暴动，发生了反抗。于是，我对自己说；　　“他是不是也在这列幽灵火车上呢，因为他1　月份还活着，从8　月到1　月他们还没有杀害他。他不可能已经死了